这个故事就从九十年代初说起。
　　 我们镇上有很多赌博点，虽然在乡政府的眼皮底下，打牌赌博还是那样肆无忌惮。集镇上，人户密集，往来流动人多，打牌不需要等候。棋牌种类多，条件也好，方圆五里的赌徒都喜欢到这里赌。开设赌场的人，比做什么收入都高。打牌赌博、打架斗殴，搅得当地一些住户日夜不得安宁。
　　 学校关老师在镇街道边租了一间房，老婆开商店，儿媳们照看赌场。生意特别旺。
　　 羊角坪离集镇约三里路，是一个山顶村落，虽说是“坪”，其实，巴掌大的平地都没有，稍微有一块平地，都是住房，田全是梯田，分四个居住点，占据四个山腰间，有两百多人居住，大喊一声，全村都能听清楚。朝外面，就是在山顶能看到集镇的地方，是一道小山垭（当地也叫岗），长约一百米，宽约二十米，路口左边，最早就修建一栋两层木楼，上下各三间的村级高年级学校。改革开放以后，路口右边修了一栋砖瓦小房子，开商店，开棋牌室。里边边上修了两栋大木房。路口边有一颗古槐树，两人才能合抱，是前人用来为路过的人歇脚的荫树。两边各是一座山包，像山羊头上的角，这个地方因此得名。站在古槐树下能看清集镇。从山下到古槐树边三分之二是陡坡，陡坡段都是用长石条铺设的，只能看到半坡以上来的人。
　　 从学校旁的左边，往里面斜走，下到半山腰，有一家单家独户。姓杨，户主叫杨二发，五十多岁，高一米七，不瘦不胖，会木匠，不爱说多话，沟通能力很差。老婆叫李香妹，不到一米六，在农村属于很胖的女人，一年到头穿蓝色对襟上衣，黑色裤子，和别人没有密切往来。两个老人都是忠厚的庄稼人，除了拼命干农活，什么都不参与，不过问。生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已经出嫁好几年了，儿子叫杨雄，三十岁已经挨边了，没有讨媳妇。他的个高一米六五，宽胸大背，看看就知道很有力气，做农活是好手。论长像。五官端正，皮肤白里透红，是标准的美男子。口才不是很好，沟通能力还不如其父母。最主要的是怕吃苦，不爱劳动，属于好吃懒做的一种人，大概是小时候父母宠坏了的，没有姑娘看上眼，所以，年纪这么大，还没有媳妇。妹妹在镇上都初中，很快就要读高中了。
　　
　　 杨雄不知什么时候迷上赌博，不管家里在插秧还是收割，他都不到田边去，最多只是在家里做饭，反正十指不沾阳春水，赌博场上却有他。他到集镇关老师家赌博，每天都开有十台麻将桌。杨雄赌到下午五点时，已经输掉三千多块，还不愿意离开，期待时来运转，翻点本钱回来，赌场突然开始骚动，围观的人让出一条路。杨雄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根棍子重重落在他肩后背部，抬头一看，他妈气冲冲地冲进来了，挥着柱路棍一阵乱打。杨雄忙丢掉手里的牌，夺路就逃。做父母的，恨铁不成钢，儿子挨打也不丢人，错了能改就是好事。
　　 杨雄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干农活，向姐姐和其他亲戚借一部分钱，凑成一万元，跟着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乡亲去“做牛生意”，就是买卖农户多余的牛，再到市场上转手，赚点差价。农户忙于生产劳作，不知道外面的行情，往往牛贩子一头牛能赚几百块，甚至上千块，不少贩子客发了财。杨雄嘴才不好，又是新手上路，估计不出牛的体重，说不出牛的不足之处，做了几次，都亏了本，加上自己戒不了赌，万元成本已经不足五千了。再去买牛又怕亏，不去做牛生意，亏空没有办法找回来，一直窝在家里，到处打点小牌。父母反对杨雄做牛生意，要他踏踏实实地种田种地，杨雄怕苦怕累，一万个不愿意。
　　
　　 记得那年秋收以后，父母都不是很忙，一家人都在家里忙翻晒。杨雄说服父母，再出去做牛生意，想东山再起。带上五千多块钱，一条半新的、比大拇指还粗的长麻绳，上身穿蓝白横条T恤，下身穿牛仔裤，脚上穿一双牛筋土色靴子，肩挎文革时的挎包袋，装几件换洗衣服，兴冲冲地出发了。
　　 杨雄来到集镇上，见关老师家搓麻将的声音，百米外都能听到，居然忘记自己要去做牛生意。他走进赌博房间，正好有人输得没钱要下桌，他二话都没有说，一屁股坐下，开始玩命似的赌起来。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口袋里的钱扯来扯去，到天亮时已经输掉一半。早上，在关老师家吃饭，吃完了继续赌。放羊的人丢了羊，只能在山上找。赌场上输了钱，只能在赌桌上找。不知不觉地又到了下午五点，太阳快要落山时，赌场里又开始骚动起来。杨雄正要抬头看看，一根大拇指粗的棍子落在头上，原来他妈妈气喘吁吁冲进赌场，照着杨雄劈头盖脑就打，杨雄挨了几棒，夺路就逃，冲出赌场，径直往回慢跑。
　　 杨雄母亲满腔怒火，走出赌场。几个赌徒在一边说：“这么大的儿子，你当众猛打，他的面子都丢尽了，还是回家慢慢开导。”大家都知道，李香妹已经年过六十，身体不太好，一双脚有严重的关节炎，加上身体太胖，急急忙忙走这么远路，特别吃力。昨天，在家里说好去做牛生意，儿子不但没有去，却在这里打了两天一夜麻将，简直要气死父母。她和在场的人简单地说几句话，儿子已经到了张家（地名，这里都是居住姓张的人户）门前，和妈妈相距一公里多路。
　　 李香妹柱着长棍，边走边骂儿子，心里堵满了气，肚子似乎要气炸了，骂出来释放一下，心里好受一些。她拖着肥胖的身子，双脚有点不利索，一摇一摆地追赶儿子，举步维艰，让看到的人心里有些同情。母亲对他严厉是希望他健康成长，成为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父望子成龙，是天下父母的愿望。成不了龙，就要成一条有责任有担当的蛇，而不是懒蛇，更不是危害社会的毒蛇。父母一生碌碌无为，指望儿女有所作为，后浪推前浪，新人胜旧人。不说能光宗耀祖嘛，起码也要能支撑这个家吧。自己的后人，误入歧途，眼看就要成为社会渣子，这对老实巴交的父母来说，怎么能接受呢？往后看，看不到任何希望，做父母的怎么不心寒呢？俗话说：“好儿不怕多，孽障不能出一个。”父母的心愿，只看杨雄能否明白？什么时候才能迷途知返？
　　 李香妹带着怒气，艰难地往回走了近两里路，就开始爬坡，也没有看见儿子的背影，估计儿子早已经到家了。这条高坡，弯弯曲曲足有五百米，陡的地方能碰到自己的额头，到半山腰有一段稍微平坦的路。尽管山坡是石条砌成的阶梯，对一个青年人来说，爬上羊角坪需要半小时。李香妹用了一个小时才爬到山顶。她站在古槐树下，稍稍把气喘匀，好不容易走到家，早已经精疲力尽了，天也黑了，家里电灯亮了。
　　 她坐在屋檐下大口喘粗气，心脏噗噗地要跳进嗓子眼里了，很想躺下睡一会。不见自己的儿子，余怒未消，带着三分气问老伴：“你那畜生到家了没有啊？”老伴杨二发坐在椅子上，离火坑边一米远，穿着中长裤，打着赤膊，肩上搭着一条很旧的白色汗手巾，嘴里含着竹鞭长烟斗，烟锅子放在火坑里，吧哒吧哒地吸着旱烟。他连头都没有朝门口转动一点，两眼看着正在烧洗澡水的火苗。心里很气，知道朽木不可雕也，稀泥扶不上墙。根本没有指望儿子回头是岸，重新做人，绝望变成心死。没有好气地回答：“他哪里回来啊？不务正业的家伙，败家子、送财童子。早知道他是这个样子，刚生下来一把揪死他多好啊/这么大，还在给大人找气呕。这个时候不知躲在谁家里的。别管他，这么大饿不死的，就当我们没有养（生）儿子。”李香妹心里气得难受，还是抱一丝幻想，希望儿子明白父母的苦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己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用仅仅最后一点微弱的真气，喃喃地说：“这么大的儿子，不是吃一碗米长大的。我们一泡屎一泡尿，从一尺长养了三十年。本想我们老有所靠，事与愿违，这么大还让父母操心，还给父母找气呕。既然我们养出这种不孝子，就要不厌其烦地教育，把他从歧途上拉回来。我们做父母放弃了，哪他真的无可救药了。”
　　 老两口长吁短叹，谁都不想多说。洗完澡，搬出一条长板凳，坐在屋檐下乘凉，一直等到半夜过了，还不见儿子回来，杨二发赌气先睡了。李香妹感觉极度疲倦，多等了一会儿，估计儿子今夜不会回来，也只好去睡觉。
　　
　　 天蒙蒙亮，李香妹不放心儿子，强睁开双眼，挪步到门外，坐在屋檐下，看着山顶走下来的方向，期待儿子出现时的惊喜。天慢慢明亮起来，路上开始有人行走。
　　 李香妹一双失神的眼睛望着天空，见西边（她们的房子，只能看西、南方向）乌云嵌着黄色云，给沉寂的天空增添了三分美。乌云缓慢地飘向西方，东边大面积飘来乌云，遮挡着半个天空，迈着沉重的步伐，一路向西移动。天空中呈现的彩云，快速淡化，和那些充满霸气的乌云渐渐融合。乌云开始变得淡薄起来，整个天空变得灰暗，只有东方，不时地飘过小团彩云。凭长期观察地经验，今天肯定会有午后暴雨。
　　 李香妹按捺不住心里的焦急，爬上山坡，到乡亲家里挨门打听儿子的消息，想知道儿子这一夜在哪里。她问遍几个山头的住户，只有一个人说：“昨天天黑以前，在山坡半路上，杨雄横穿过去，从供应田（田名）走到庙湾（山名），从薏米湾（以前这里没有地名，文革时期，学校种过薏米，故名）爬上去了。”李香妹得知这个消息，心里有一种不祥预感，央求乡亲们帮忙寻找。热情的乡亲，很快聚集男女老少三十多人，结队到薏米湾去找杨雄。
　　 这薏米湾是左羊角山一条长长的山梁，山顶有一条小路通刘家山，在杨雄房子后山，距离约两百米，山高房子低。乡亲们在古槐树下集合，看看薏米湾的大体位置，从学校左边的小路走去。三十多人，从山顶小路一字排开往下找。这山离人户近，当地人习惯称屋边，长满松树和杉树，这些乔木下长满各种小乔木，还有荆棘，大芭茅。农户随时到这里来割牛草，砍柴，遗留下来几乎都是荆棘，没有刀根本钻不进去。乡亲们一边搜索一边砍荆棘，从上到下花费半个钟头，没有搜索到蛛丝马迹。大家怕有死角遗漏，又从下往上找一遍，钻出树林，在小路上汇合，都说没有看到任何痕迹。这薏米湾可以排除，此地没有杨雄。杨二发、李香妹邀请大家吃饭，再作打算。一帮人回到杨二发家，天上突然下起暴雨，足足一个小时才停，雨后又是大太阳。
　　 饭后，李香妹央求大家把附近的山都搜一遍。杨二发虽然不善言辞，木匠技术好，平时给乡亲们解决不少困难，有人情留给乡亲们，大家都知恩图报，很愿意继续帮忙找。只有杨二发脸上没有表情，冰冷地说：“这个孽障，好吃懒做，十指不沾阳春水，出门从来不弯腰，哪有寻死的勇气呢？八成是躲在亲戚朋友家（那时候没有程控电话，更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身上没有钱就会回来的。”乡亲们知道杨二发说的是气话，还是决定搜山，一丈远一个人，仔细地搜。一直折腾到下午三点，依旧没有发现杨雄踪迹，吃了饭，各自回去。
　　 夜里，李香妹想：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她不甘心，只想尽快找到儿子，一夜泪水洗面，哪里睡得着？想到杨七郎会掐算，等天亮就去找杨七郎打时（掐算）。杨七郎手掌伸出掐算一会儿，带着十分遗憾地说：“昨天是空亡日，五点以后的‘时’是大安。照这样掐算，杨雄到了亲戚朋友家，至少三天以后你们才有消息。他如果没有到亲戚家，躲在山上，那，人在五点以后已经死了，因为，人始终没有动。要是活着，七点以后是小吉，晚上九到十点就应该回家了。以我的掐算，人昨天五点以后已经死了，面朝北方背朝南方，也就是说，他是上吊死的。而且就在附近，离家不远的地方，昨天的日子是大凶。”李香妹听了，心里更加着急，立即找乡亲再帮忙找一次。大家二话没说，全都赶来，这次重点搜索薏米湾，这一望山有四条山湾，都是朝北向。大家依然从学校左边小路走去，从山顶往下找，两人一组，慢慢地搜索。一直搜到山腰空地，又从下往上搜，到小路上汇合，这座山共四条山湾，一上一下搜了两遍，还是没有任何痕迹。大家决定重新搜索一次，还是外孙打灯笼--照旧。众人不愿放弃，又把附近其他几个山仔细搜索一遍，都是一无所获。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人肯定还活着，一定是害怕父母责骂，或者是没有脸回来，躲在朋友家。你们不要相信打时掐算，尽快到亲朋好友家去打听，会有好消息的。”
　　 李香妹心里揣着自己毫无把握的点点希望，放下手中农活，自欺欺人的到处打听，得到回报的是摇头、安慰。她要从绝望中梳理出一点希望，哪怕只是小到极限一丝希望。这是失去儿子的痛；这是一个母亲爱儿子、想儿子、疼儿子的心情。谁能理解这种痛彻心扉的母爱滋味？如果儿子还活着，她愿折十年寿，换儿子平安归来。她每天沉浸在悲伤之中，想起来就哭，最后，因为哭得太多太悲伤，双目失明，住进了县城医院。经过一个月治疗，只能一只眼睛恢复光明。大女儿劝她说：“弟弟没有孝道，这么就还没有音讯。不管他是死还是活着，你自己要多保重，现在只有一只眼睛了，再哭那一只眼睛就保不住了。”
　　 出院以后，想哭已经没有了眼泪。每天黄昏前，她拄着拐棍，站在村口古槐树下，望着山下，望着集镇，旁若无人地念叨：“夜火虫，夜夜来，家公家婆喊你恰茶来，什么茶？豆茶。什么豆？金银豆。什么金？老鸦精。什么老？人脑。什么人？天上散花人，都来进我家门。”这是杨雄三岁时教他的儿歌，仅教一个晚上，他就记住了，等他长到十多岁，他还经常唱这首儿歌。她站在古槐树下，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才离开，总是希望儿子活蹦乱跳地从山坡下冲上来，一起回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