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在她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时候，正是这一年的暑热时期，那时完全不知母亲病况的我正在沙市一家建筑工地打工，也许是为了让我在外面安心打工，妻子金川竟然对母亲的病情一直未曾提及，直到有一天，工地上的工程完工，当我背负行李回归故里时，母亲的状况才令我大吃一惊，她的脸部的轮廓以及她整个身体已经完完全全地消瘦下去，就像一把骨头，严重的疾病的折磨使得她虚弱无力，站立和行走都必须靠人搀扶，就象一只纸糊的风筝，随时有可能被风吹起。
　　 这个世界所有的生命在他的临终之际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医生在他的彩超检查报告里写的明明白白，我母亲“左侧肾脏切面形态失常，内见8.4x5.8cm低回声团，形态欠规格，边界清晰”。换句话说，也就是肾脏内长出了一颗肿瘤。这要是放在年轻力壮的人身上，完全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县城的医院却拒绝接受我母亲这位病人，理由是我母亲年事已高，且体质差，不适合做手术治疗。我一看母亲的检查报告单上的年龄一栏里，却填写着“78”两个阿拉伯数字，这令我很是吃惊，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我母亲早已年过八旬，原来那只是我个人的一种错觉和猜测。的确，从外表看来，我母亲应该比她的实际年龄老相了好多年，漫长而且艰辛的岁月早已夺走了我母亲身上应有的芳华。 当我从沙市回到家里的时候，金川已经给她煨了半个月的中药，病情已经稍微有了些好转，能够下地行走了。但她的行走已经显得特别艰难，完全不像正常人那般利索，从床铺到屋门虽然只有两三米远的距离，但她在这段距离里，至少要用手扶住两个部位，床前的电视柜和屋门的门框，她自己也在担心她会因体力不支而摔倒在地，我跟在她的身后忧心忡忡地说：“妈，您还可以吧。”
　　 母亲回过头来瞥了我一眼，说：“就是刚刚起床那一刻特别难，走几步就有些利索了，你还是去忙你的吧，有金川给我熬药就行了。”
　　 “妈，您都这样了，我还能去哪儿啊，这回回家就不走了。”
　　 母亲在门前的一把竹椅上坐下来，淡然一笑说道：“看起来，我还能做点事情，去堰塘提一桶水，我在这儿洗几件衣服。”
　　 我按照妈的吩咐，果然去堰塘提回来一桶水，放在妈的面前，妈就在那儿不紧不慢地搓洗着衣服。我坐在妈的跟前，看着她认认真真地洗衣，妈已经很老很虚弱了，但她的微笑却如晚霞般灿烂绚丽，使她的脸上的老年斑和皱纹，都镶上了黄金般的色彩。她还是改变不了她终生勤劳的习惯，她虽然已经衰老得行动都很困难，但还是惦记着家里的那点事。我听金川说，母亲自从她开始得病的时候起，就把她自己的那两亩地交给她管理了，她自知自己已无力下田去劳作。但她的体质稍微有点恢复的时候，心里就又盘算开了想要动手劳作的念头。她一边搓洗着衣服一边对我说：“我已经老了，这一病下来，可能就再不能为家里做点什么事了。”
　　 “家里的事您别操心，等养好了身体，我带您去医院做手术，医生不是说等养好了身体再去做么。”
　　 “唉，说是那么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果然，正如母亲所料想的那样，自从那次在门前搓洗了几件自己的衣服之后，就再也没能动手做过家务。我们每天给她熬着中药，母亲都会坚持不懈地将中药服下去。到了晚上，金川还必须亲自动手为母亲洗澡。有天傍晚，金川在田里劳作的太晚了，我看到母亲久等不耐烦的样子，就去田间寻找她，结果，走到半路的时候，我就撞见金川和村里的一位妇女提着竹篮正往回走来。我抬起一只手，手指有些颤抖地指着她的鼻子说道：“妈等你回家给她洗澡都等多时了，你完全没把妈放在心上，信不信老子整死你。”我对她说着这番话的时候，嗓子眼都在颤抖，仿佛有一股无名的怒火正往外冒。而金川却漫不经心地说：“你难道不能给妈洗澡啊。”我一听，心里更加来气，但碍于有另外一位妇女在跟前，不敢对她动手，只是压低嗓门道：“你这么说也太残忍了吧，哪有这么大的亲儿子给自己妈洗澡的，她虽然是我妈，但她好歹也是个女人吧，是女人就有羞耻心你懂不懂。”
　　 金川听我这么一说，不再辩论，低下头便赶紧往家里走去。
　　 当金川安置母亲吃饭洗澡躺下休息之后，我们都回到了台阶上，那时，因为我的冲动想要狠揍金川这件事在村子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趁着晚上临睡前的那点时间，妇女们都围了过来，对于亲生儿子能不能给自己病重的母亲洗澡这件事展开了争议，同时她们还指责我说，为什么做儿媳妇的就应该要逆来顺受，做自己不爱做的事情呢。那天傍晚和金川一起回村的妇女虽然是我们的邻居，但她读过书有点文化，她质问我的口气也是咄咄逼人的。我对她解释道：“妈虽然行动不方便了，但她的思想意识还很清晰，等到她连思维能力都没有的时候，我会亲自去做的，这么快就让我去做，恐怕不行吧。”
　　 “怎么不行，你妈将你养大，难道不是吃她的奶长大的，到老了难道就不能面对了。”那妇女更加不依不饶起来，就拿我们村的某人来说事，在他的母亲生命垂危的时刻，都是他在亲自料理自己妈妈的身体，人活着一天，总是要给她料理的，不光儿子可以照料自己亲妈，媳妇也有照料自己公公的，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接着那妇女又给举了许多类似的例子，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那天晚上，我的内心矛盾重重，有关伦理、道德、情感等方面的问题在我心里左右徘徊，就跟吵架一般，到了下半夜，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二
　　 日子还是那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每天晚上，还是由金川给她洗澡、安置她老人家躺下。那时，秋收已经开始，金川每天要去地里收花生，于是我们两口子就轮番看护母亲，每日往返于田地和母亲之间。很快，第二副中药也吃完了，我亲自动身托着母亲去给她抓了第三副中药。那时小妹从武汉回家看望母亲，顺便照料她几天，聊表寸心。趁这个时间，我重返沙市工地搞维修，但过了不到三天，小妹因厂家事务繁忙，要回厂家去，我只好离开工地，重新回到母亲身边。虽然此次的离别只有两三天，但我的内心充满了惊恐和慌乱，虽然人去了外地，但心里时刻挂念着家里的老妈。
　　 当我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她的病情已开始下转恶化，中药对她无效了，便搁在了一边，小妹临行前对我说，老妈这几天忽然开始夜尿频多，昨天晚上起床小便时，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床前的地上，挣扎了半个小时，才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她已经无力起床和行走了，她得有人日夜看护和搀扶。我心里一急，当天就从屋里搬了一张活动床，搁放在了母亲的床边，中间拉了一块布帘。我躺在那张床上，听见母亲在叹息着：“这是个什么鬼药，怎么越喝越不是那么回事了呢。”
　　 “可能是中药本身药效缓慢，抵挡不了来势凶猛的病情吧，”我对她这么解释着，“要不，明天我带您去村卫生室打点滴吧，西药的药效要快一些，看能不能把这个病压下去。”
　　 “只能试试看了。”母亲这么应答着。
　　 我小躺了片刻，便起了床，拿了把扫帚在房间里打扫着，这时，我发现母亲的眼角新流了一串眼泪，我拿了块毛巾，一边给她擦眼泪一边说：“妈，您怎么哭啦。”母亲不置可否地别过脸去。一连串的治疗失败给了她的内心十分沉重的打击，怎不叫她涕泪横流呢。看起来她已经伤心到了极点。但母亲依然有她想要活下去的期望，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她就在那张椅子上再也坐不住了，嚷嚷着叫我扶她起来去打点滴。我说，“再等一会吧，等吃过午饭再去吧，去早了午饭不好安排。”好不容易又过了一会儿，我早早地就给她弄来了午饭，她勉强吃下去几口，就要往卫生室去，我只好护送她前往。她当时的身体状况是，起床时特别艰难，必须有人将她的身体从床上搀扶起来，下床站立之后，方能缓慢行走，行走利索之后，能走五六十米远的路程。刚好我们村的卫生室离住房也就那么远的一点距离。我母亲是个性情固执的人，在路上行走从不让人搀扶，让人认为自己还可以的。因此，我每回送她去卫生室，只能尾随其后，望着她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行走的背影，常常担心脚下的石 头子儿会将她拌倒，那时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她扶起。有时候，路上的行人看到她憔悴的样子，会跟她打招呼，送她一声问候，她也会回复一声别人的问候，以表示对别人的敬意，甚至当她来到卫生室门前的时候，她还会主动向那女医生亲昵地称呼一声妹子，换取医生给予她一点治疗热情，然后跨进那眼大门，躺到卫生室的那张病床上去。我从她那艰难而又顽强地行走的背影里料定她的内心流动着一股求生的渴望，是那样的强烈而不可扼止。她是多么希望能将自己的人生之路继续走下去啊，但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凡人，怎么能抗得过老天给她的定数呢。卫生室的医生本来是可以给她上门打点滴的，但这样的机会似乎很少，一方面，因为人手有限，另一方面卫生室并不是为哪个人单独开办的，除我母亲之外，她还要顾及别的病人。因此我母亲就只能去那里了，而且有时候还要排队做治疗。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对她就实行了全天侯的护理，她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倒计时的运转，不仅白天需要有人看护，甚至到了晚上也必须有人彻夜守护在她的床前，因为这段时间她的小便次数开始增多，从三次增加到五次，有时甚至高达七次，她的体力开始日渐衰竭，刚开始挂针的那两三天时间里，母亲晚上起床小解，是不需要有人搀扶的，她总是竭尽全力地将自己从床上支撑起来，尽管当时有我晚上睡在小屋里的那张活动床上，她都不曾求助于我，我的守侯只是担心会发生意外，避免摔倒之后在地上挣扎的事情发生。但是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她的身体走下坡路的态势又使她往前跨了一步，针药的滴注无法阻止她的身体下滑的趋势，她的体力似乎已经消耗殆尽，她已经无力将自己从床上支撑起来了。
　　 从我第一次将我母亲的身体从床上抱起来的那一刻起，我感觉我们母子的身体在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隔膜之后，又一次融合在了一起。当我幼小的身体最初从母体内剥离开来，我日夜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吸尽了她的乳汁，然后离开她的怀抱一步步走向社会走向成年的那一刻起，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隔膜都不曾使我那颗回报母亲的心发生改变。
　　 她虽然行动能力已经很差，但她的思维能力和说话的能力依然存在。每天晚上，她都会向我讲述过去我们不知道的一些陈年往事，把她的记忆极力传输给我，我们彻夜长谈，我们万分惋惜。老妈呀，叫我怎能舍得您的永别，您为养育我们五个儿女，辛苦劳累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不敢享受儿女们的孝敬，独处一室，自养自身，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呼唤儿女回到您的身边，您养育儿女们几十年，却只肯领受儿女们最后两个月的陪伴。
　　 当我们送她去卫生室打点滴打到第七天的时候，针药也对她失效了，她不仅夜尿频多，内脏各部位也开始一阵阵剧烈疼痛起来，心脏部位偶尔会发出炸裂般的疼痛，她躺在床上时，我看到她辗转反侧，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针药滴注的失败终于使我们放弃了卫生室的针剂治疗，而母亲体内的疼痛并没有因为这种放弃而终止，一时间，我们束手无策，只能脚痛医脚，手疼医手，每天往返于药店与母亲之间，短时间内，房间里的床头柜上堆满了药丸。总是寄希望于各种药丸，幻想着母亲能通过某种十分对症的药丸，起到能使之康复的疗效，重新活到我们中间来。药丸一多，往往顾此失彼，但母亲的身体状况仍是急转直下，无法逆转，这里疼一阵，那里疼一阵，就像一股莫名的力量在她的体内左右冲突，要彻底捣毁她体内的机关。果真就如医生所说的那样，即便是太上老君的仙丹，也拿她没辙了。
　　
　　 三
　　 就在这时候，大哥和大嫂以及大妹都相继从遥远的深圳赶回了老家，相聚在了母亲的身边，这年大哥五十九岁，快奔六十的人了。在我的记忆里，大哥是一个诚实厚道的农民，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造就了他的那种朴实无华的性格，可是，就在这远离土地，久居城市的数年时间里，他的那种充满泥土味的秉性似乎获得了某种解脱和改变。他是我们几兄妹中个头最显得高大的一位，早在今年年初，我们曾经护送母亲去市医院做过一次眼科手术，切除了她两只眼睛内的白内障，从那以后，母亲的双眼视力一直良好。那时，大哥就曾经几次打电话询问母亲的视力状况，并且曾经动了要回家探望的念头。后来我打电话多次给他报喜，他才打消了那个念头。这一回，母亲的病情来的如此凶猛，终于使他启程回到了老家。
　　 大嫂虽然也跟随大哥一道回到了家里，但她从始至终都不曾走近母亲身边跟她说过一句话。母亲得知她也回村之后，也从不提及她，而是把她的目光移向别处。我知道，母亲至今都不能原谅她的过去，这还得从大哥的婚姻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