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京剧是端在天空的美人，那么，家乡的秧歌就是坠入凡间的村姑；如果说，京剧是阳春白雪，那么，家乡的秧歌就是乡里巴人；如果说，京剧是国色天香的红牡丹，那么，家乡的秧歌就是质朴率性的野玫瑰。
　　 “家住儿在太谷，住沙(儿就)河，北汪村搭起了台台台台唱秧歌，咱姐妹走一（儿就）回，又怕老天爷下的来（下的来，指下雨），耳听得南山上，响了一声忽忽忽雷（忽雷，指雷声）……”每当听到这首飘荡在家乡上空的《看秧歌》，就被它明丽欢快的曲调，蕴意丰盈的唱词所感染。更被民间艺人富含泥土气息的方言，气沉丹田的吐纳，口出莲花的盛开所陶醉。
　　 事如春梦，旧痕依稀。随着那绝妙的音律，深情的演唱，如数家珍的大量秧歌剧目，真实的秧歌演员艺名，如春蚕吐丝，铺展开来，眼前仿若徐徐打开一幅几百年前，农耕时代，民风淳朴，社会安宁的生活场景，描绘出太谷秧歌盛极一时的影迹。
　　 这种粗旷激越的生命之音，仿若清丽明快的鸽哨，在秋日的蓝天回荡。循其音迹，让我的目光折返于逝去的时光隧道，流连于广袤无垠的原野，徘徊于柴草烟火的日常起居，注目于秧歌萌芽的宋元时期。
　　 正如，贾平凹所言：“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八百里秦川，孕育出大喊大叫的秦腔。而以南山为主脉，黄河之流的乌马河、象峪河等大小九条时令河入家乡而过，集平川、丘陵、山地于一体的太谷县，山 青水秀，天空湛蓝，白云飘荡，空气清新。疾飞的鸟雀，田径的野花，肥沃的土壤，给生于斯长于斯的生灵，安静详和，惬意舒适的感觉。汲取就知回报，获取就要馈赠，一代代躬耕农田，向黄土地索取的庄稼人，婉转的鸟鸣，叮咚的清泉，惠风的和畅，植物拔节的“啪啪”之声，马“叫”、牛“哞”、羊“咩”的生命之音，这一切在他们耳中，就是大地母亲咚咚的心跳，脉搏汩汩流畅的鼓点……这些来自原野的天籁之音，让这些土豆般憨厚，靠玉米高粱裹腹，扶犁握锄的双手，穿泥过潭的脚掌，吆牛喝马的声线之人，催化出玉米根须般蓬松旺盛的思维，他们试图用声音的律动，稀释日暮荷锄携尘归的重负，用质朴的表达，放飞大苦中的大乐，心灵的感悟。于是宋元时期，搭建了秧歌生长的温床。从此，秧歌萌芽于民间，以小调形式哼唱，如春天的野玫瑰，蠢蠢欲动，举出星星点点的花骨朵，掩映于一枝枝带刺的枝条上。
　　 小调，是太谷秧歌的雏形，粗糙是太谷秧歌的质地。秧歌，如春天的草籽，入土发芽，野蛮生长，那青葱的野花，身躯上结满阳光，泛着晶莹的光亮。即使是土拉吧唧的语言表达，黄土掉渣的演唱腔调，插科打诨甚至带点庸俗的随意唱词，简单的结构，简单的旋律，却多角度反映出那个时代农村的劳动生活。可以说，太谷秧歌，是本土人民平凡生活的表征，是一切社会场景留在嘴上的影子。一片土地，不能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灵魂。太谷秧歌，方言土语，不能不说是太谷本土的胎痣。
　　 太谷秧歌，虽然如一个风情未解的少女，一副纯真古朴的模样。但明清时期，已渐渐成长，不再满足于小调形式。特别是晋商的发迹，带动了文化交流，太谷秧歌，这朵野玫瑰，汲取到各种民间音乐精华，仿若吸收了高效的复合肥，无论从乐器伴奏，还是歌舞结合，都较之前有了提升，衍变为踩街秧歌。这种形式，像山田的野玫瑰，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持续一百多年。亦歌亦舞的《打花鼓》，是那个时期的代表，“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锣鼓介入:呛得隆冬呛）。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花鼓夫妻没得卖，身背花鼓走四方（锣鼓介入:呛得隆冬呛）……”不难想象，高吭的秧歌声，锣鼓的节奏声，飘荡在静悄悄的田野，回旋于热闹的街市，容其声中，苦涩的唱腔，却表现出爱恨交织的美来，既让观众产生了共鸣之美，也熨平了歌者心中愁苦的皱纹。因而，连粗陋的现实生活，也变得圆润诗意。
　　 鼓楼的晨钟，划醒了黎明的天幕，白塔的铃铛，摇曳出金太谷的繁华。康熙、乾隆年间，晋商凭借四通八达的地域优势，聪慧守信的经商精神，货通四海，财源广进。总是这样，每一绺岁月的波痕，都可涟漪出秧歌爱好者的创新。于是，秧歌也在原有歌舞的基础上，出现了角色的装扮和完整的情节，孕育出戏曲化的胚胎。
　　 道光年间，晋商“汇通天下”的壮举，不仅驼来黄灿灿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映亮太谷的天空和大地，让太谷有了“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也载来众多民间艺术形式，什么晋剧、采茶戏、莲花落等剧种渗入，为秧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交流融合，健康发育构建了舞台。从唱腔，到内容都有了进步，有歌有舞有说融为一体的表现手法，更使秧歌丰富多彩，风姿绰约，丰满葱茏。
　　 太谷秧歌，虽说出自泥土，但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方净土藏风流。因此民众喜闻乐见，朴实的方言，好学易唱，雨落青瓦般，荡漾民间，叮咚有韵，清澈明晰。如眼下深秋的树叶，逐渐泛起金黄的色彩，欲作出成熟的展示。秧歌终于告别踩街时代，在乡间庙会，丧葬仪式的舞台上，袅袅升腾，一股泥土气息的音乐在时光中婉转，野玫瑰散发出幽幽清香，成为一种以太谷方言为韵味的地方小戏。
　　 太谷秧歌，从民间小调到登上舞台，虽在形式上有了很大飞跃，但内容始终以农村生活故事，民间习俗，传闻轶事等为题材，基本上一戏一调，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广阔田野，虽良莠遍地，但也有少量荆棘参杂。同样，太谷秧歌，有表现人与人之间互谅互解的《偷南瓜》；有歌颂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美好爱情向往的《送樱桃》；有展现晋中一带，正月十五闹元宵，社火缤纷，场景热闹的《游社社》；也有反映农民夫妇从事生产，雕琢生活，引发矛盾的《割田》……这些秧歌精华，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剧目，不能不让人惊讶，这是多么富有生活情趣，富有乡土韵味的民间艺术！这些沾尘而生的秧歌剧目，是农家院，开满牵牛花的篱笆；是大田里，收获完庄稼的柴垛；是屋顶上，烧熟饭菜的炊烟；是黄昏时，乡间朦胧的景色。秧歌，分明就是黄土地上红扑扑的高粱，亮汪汪的玉米，黄澄澄的谷子，就是农家人的精神食粮。继往开来的历史，经秧歌艺人，社会环境的规整修剪，将混入精华中的鸦片，剔除摒弃，让秧歌这棵独特的野玫瑰，茂盛繁密，蓄满阳光，正直向上。
　　 太谷秧歌，是人们对愿望的表达，对前景的向往，对情感的释放。形式和内容的呈现，要靠秧歌表演者的有声语言和肢体语言展现。方言，就是男人粗布衣上的扣疙瘩，是秧歌语言最美的标签。正如有文所撰“秧歌，只有用太谷方言演唱才有韵味”。曲调，是女人斜襟袄上的刺绣花，简约、明丽、跳动、通俗，是秧歌曲调的特质。
　　 秧歌的余音，在历史深处绕梁，接踵而至的艺人面庞，此起彼伏，辉映在秧歌发展的历史上，他们执着，坚守，对秧歌的呵护，培育，发展，痴迷，挚爱让人钦佩。涌现出“大要命”、“二要命”、“三要命”等顶尖艺人，“香蛮旦”、“电光丑”等民间大师，刘丁英、籍红玉、杨建桃、董艳艳等优秀演员……那极富生活情趣的语言，通俗直接的表白，内藏哲理的深意，伴以简约的曲调，渗入锣鼓、铜嚓的打击，弦乐的加入，丰富的节奏，经他们声情并茂的演绎，沧桑纯净嗓音的渲染，虚词的嵌入，儿化的连缀，舌头的卷曲，嘴唇的碰撞，气流的释放所滋润，他们让骨感的风尘，有了柔美的气息，让现实的烟火，弥漫出浪漫的情怀。使纯朴洁净的愿望得以尽情表达，知足常乐的内心得以恰如其分反映。
　　 太谷秧歌这朵野玫瑰，注定要经历雨雪风霜，虽然在历史的河床上有过搁浅，但新中国的成立，乡土文化的挖掘，多元化艺术的繁荣，让它老树开新花。从晋中唱到雁北，从雁北唱到关外，从宋元唱到现在，在光阴荏苒中，太谷秧歌不断被民间艺人传承、革新、补充、发展、加工、创新，剧目和曲谱达到三百余个，成为三晋大地上一枝独特的奇葩，傲然而放。
　　 你看：《偷南瓜》中白发老汉那胡子一甩的洒脱神态，你听他“得而丢亦大丢，我老汉把南瓜丢……”一气呵成的唱词，巧妙的花腔装饰，诙谐滑稽的风格，风趣幽默的语言，在乡间俚语中，扑闪着人性之美，语言之美，自然之美……再听《割青草》：“家住在太谷胡同（儿）巷，小奴（儿）名叫一枝花，外号（儿）唤成奴喷鼻鼻香（喷鼻鼻香，指非常香)……”。“儿”话的嵌入，刻画出调皮活泼可爱乖巧的少女形象。不由让人产生同感体验，仿若带香的玫瑰沁人心脾……
　　 《踢绣球》对姐妹二人欢快的心情，娴熟的动作，作了栩栩如生的描摹：“二月里来龙抬头，姐妹二人踢绣球，大姐姐踢了个龙摆尾，二小妹妹来接球。走三走，扭一扭，踢了个狮子滚绣球，哎咳哎咳，踢得咱姐妹二人，两鬓间（儿），水汗珠（儿），滴淋淋淋往下流……”为我们刻画出一幅太平盛世，春风和煦，生活安逸，嬉戏玩耍的美景。
　　 太谷秧歌，每一剧目，无论道白还是唱词均以方言入韵，均以干脆利落的乐曲伴奏。静心一看，仿佛嗅到了附着在民间夜话中的花香，侧耳一听，心胸有抵达于田间地头的宽广。
　　 岁月的步伐，总是那样固执前行。风吹草低，秧歌艺人的歌声依旧铿锵嘹亮。白云飘飘，生活的图画，又在时代的车轮上，色彩斑斓。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太谷秧歌，这一乡村的野玫瑰，生机勃勃，繁花压枝，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2008年，被正式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登上高雅的艺术殿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厅回荡。清风徐徐，在无边无涯的未来，在无所不在的命运长廊中，唯愿太谷秧歌，在高高低低的吟唱中，以国粹存档，永远散发出野玫瑰独特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