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突然通身雪白地出现在我家里。
　　 老婆找了个机会，凑上来压低声跟我说：“真是令人惊艳哪！”
　　 她说的是父亲身上那套中式衫裤，一看就是在小裁缝店里定制的，当他上前一步，向我描述路上的情况时，白得晃人眼睛的仿绸大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架势。
　　 要说，他这身打扮也无可挑剔，除了淡蓝色短裤在里面若隐若现之外。我只瞟了一眼，就再也没敢看第二眼。算了吧，这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意愿打扮自己的权利，但指出父亲的不得体之处，也是儿子的权利，而我却选择了垂下眼皮，是内心深处的鄙视，还是事不关己的冷漠？又或者，我怕向他指出来后，他会额外跟我再要一套衣服，增加我的日常开支？我不知道。
　　 父亲靠我们兄弟仨的赡养费过活。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会议，那次会议约定了许多数字，包括每月的赡养费总额，平摊在三个儿子头上的数目，以及固定的付款日期。会议结束时，我们一起来到储蓄所，开立了一个存款户头，大家一丝不苟地抄下那个账号，以便届时把自己头上的赡养费打进来。从此以后，父亲就可以像领退休工资一样，拿着这个存折来领取生活费了。
　　 我们很快就习惯了一手领自己的工资，一手给外地的父亲发工资，他不仅养育了我们，还让我们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撇开很多东西不谈，遵守约定是最起码的信用。
　　 这撇开的很多东西可以不谈，却忘不掉。
　　 母亲还健在时，家就是一张饭桌，到了某些特殊的日子，比如春节，比如重大纪念日，大家自觉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吃顿饭，喝点酒，再打着饱嗝四散离去。那时我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的事情，每个人的糗事、难关，以及大家庭的一次次变故，聚一次聊一次，每次都是旧话重提，可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谈到。当我们聊起那些曾经让我们泪流满面甚至痛不欲生的往事时，感觉再也没有什么比伤心的往事更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养成按时给赡养费的习惯，我们空手回来，又空手回去，只把闹哄哄的余韵留在那间小屋里。父母一直都没有正式工作，他们原先是农民，改革开放时进了城，做过小商贩，打过工，但都没挣下什么钱，当我们吃着饭喝着酒的时候，心里偶尔会冒出一个想法，父亲还是了不起的，他把一个家从农田里连根拔起，移栽到街边，在没有任何助力的情况下，竟然也把这个家维持了下来，冬天可以烤烤炭火，夏天可以吹吹电扇，隔几天还可以吃一次肉，挺不简单的。而这一切都随着母亲的去世改变了模样，她不仅带走了那张令人留恋的饭桌，似乎同时也带走了父亲的求生能力，尽管才五十多岁，母亲周年那天，他突然向我们提出，他搞不动了。那意思很明显，我们该供养他了。
　　 他所说的“搞不动”的工作，是一家小工厂的门卫，他曾经干得很卖力，但后来开始遭人投诉，心中难免愤愤不平。“想当年，我办过藤椅厂，开过小商店，搞过推销，现在落得给人看门，还被你们嫌东嫌西！”他反诉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事无事拖到后半夜才回厂，我也是人，我不用睡觉吗？眼睁睁往刚扫过的地上扔东西，扔一次扫一次，地上都扫出坑了。还有，我一张热脸跟人打招呼，人家却扔给我一个冷屁股，门卫真不是人干的！”后来他索性拉下脸来，上至厂长下至临时工，谁也不理，人家又说他这个门卫整天板着一张脸，看着晦气。更可气的是，有人丢了自行车，也来找他问责，“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一不是警察，二不是保安。”
　　 也许是丧偶综合征。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开始做门卫，但那时他做得有滋有味，甚至负责起单位的收发工作，时间一到，把门一锁，抱着一大堆邮件，到各个部门分发，拿到邮件的人都跟他说谢谢，他感到很有面子，一有机会就跟我们讲，某某科长什么样子，一点架子都没有，对人特别客气。还是那个单位，还是那个岗位，彼时和此时，情况却大不一样，其中的原因，我们觉得，必定跟母亲有关。母亲带走了他心里的依偎感、归宿感，让他成了孤身一人，孤单让人自卑，人一自卑，看什么都扭曲了。
　　 这就令人疑惑了，母亲在世时，他们并非一对恩爱夫妻，从小到大，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两个大人的吵吵打打，互咒对方不得好死，甚至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到后来，我们已经练就了一身功夫，能在惊天动地的家庭风暴中，置身事外，安然入睡。这种锻炼是有益的，它使我们一个个出落得冷静而理性，一副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君子风度。有年夏天，半夜里山洪暴发，偏屋的山墙被泥水冲开一个大洞，鸡喊鸭叫当中，我们兄弟三个鼾睡如故，只不耐烦地翻了个身而已。
　　 我说过，我们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最逊的一个，也是全日制大专毕业，我们知道父母也是一对夫妻，也有夫妻间应该存在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也许跟我们有关，但我们却无权擅自组成法庭，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作出判决。我们只能听之任之，要么仓皇出逃，要么装聋作哑。所以我们兄弟三个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外地落脚生根，最近的是我，离家也有二百里。
　　 真正天各一方时，我们中间却摆上了一张完美的大圆桌，我们在那张圆桌上闲聊，喝酒，找乐子大笑。母亲不停地端出我们从小爱吃的菜肴，父亲给我们倒酒，往我们怀里投掷香烟。那时父亲的穿着还比较家常，冬天一件老棉袄，夏天一条长到膝盖的大短裤，那是母亲参照了别的老头子的打扮，按季给他添置的。我猜，母亲要是知道父亲有一天竟穿了身飘飘欲仙的雪白中式衫裤到处显摆，一定会气得从地底下跳出来，跟他大吵一架的。
　　 父亲突然冒出来的个性就像是母亲去世的副产品。这一点我早有察觉，当母亲的棺材被钉上最后一枚大铁钉时，我正好站在他旁边，我听见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没有送母亲回老家，葬礼是我们兄弟三个联手操持的，一则我们想要显示我们的孝心和能力，二则所有的丧葬费用是我们三个人平摊的，我们要把这种成就感贯穿到底。我们把他推进卧室，美其名曰让他在那里尽情感受母亲最后的气息，实际上是委婉地让他置身事外。我们料理完丧事，疲惫而悲伤地回到家，正想着该怎样安慰他这个新晋鳏夫时，却见他手上夹着一根烟，蹲在路边跟一个女人闲聊。家旁边是一家职业中介所，常有些求职的人在那里流连。他背对着我们，这使我们听见了他跟那个女人的对话。
　　 “弄个自行车，挂两个篓子，贩贩小菜也比做保姆强。”
　　 “我想过了，那得租房子，贩一个月小菜还抵不上房租。”
　　 “我们合伙呀，你住我家里，我不收你房租，只收你搭伙费。”
　　 “真的？你作得了主？”
　　 不等他回答，我咳嗽了一声，他马上站起来，见我们一个个都唬着脸，他愣了一下，跟着也变了脸色。他跟在我们后面进来了，进来之后，既不问我们葬礼如何，也不问我们要不要马上做饭，只顾跷着二郎腿坐在门口抽烟。
　　 事情就是从这一刻起发生变化的，这之后，我们父子之间板着的脸再没有好看过。我们各自取了自己的简单行李，低声打了个招呼，依次从他眼皮底下穿过，直奔车站而去。
　　 等车的时候，我们三个谁也不看谁，各说了一句话。
　　 “还以为他会闷在家里难过一两天呢。”
　　 “没准他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没有家的人了。”
　　 然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联系，兄弟之间没有联系，父子之间也没有联系，直到母亲周年那天，才重新聚到一起。
　　 这次相聚跟以往大不相同，我们惊讶地发现，墙上光秃秃的，母亲的遗像不见了，我们以为他收起来了，哪知他竟说：“不见了。”
　　 难道小偷会偷这种东西？我们瞪着他，他毫不示弱：“你们是不是也都在家里挂了呢？”
　　 我们心里一震，慢慢收回了视线。遗像总共就洗了一张，我们谁也没想到应该洗四张，每人分一张，拿回去挂在家里。话说回来，因为一直分开住，我们的媳妇跟这个婆婆都没什么感情，在世时尚且不愿直面她生动的面容，死后岂会喜欢天天面对那张阴森森的黑白照片？
　　 周年祭办得很潦草，无非是找个地方烧了些纸器和纸钱过去。烧完了，父亲说：“我请了个人来帮我烧饭。”
　　 是啊，再也没有人烧饭给我们吃了，父亲一辈子没干过烧烧洗洗的事，虽然他会干。四个男人默不作声地往回走，还没进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父亲紧走几步，抢在我们前面进了厨房。
　　 厨房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女声：“谁叫你买这种大洋鸡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寡淡寡淡。”又说，“儿子们难得回来一趟，应该买个土鸡的。知道你嫌贵，小气巴拉的！”
　　 “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他们会觉得是我手艺不好。”
　　 家是80年代的老房子，厨房在走廊对面，我努力直着脖子，不朝厨房那边看一眼。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两个兄弟的姿势也跟我一样，他们都听见了厨房里的对话，但都故意不朝那边看一眼。
　　 是一个丰润的妇女，肤色微黑，一对眉毛会说话似的，望着我们一个劲地客气，说自己手艺不好，叫我们包涵点，吃饱喝好。父亲站在她旁边赔着笑，那情景，活像一对新人第一次面对挑剔的公婆。
　　 我坚决不朝她看，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两声，就一屁股坐在桌边，动起了筷子。两个兄弟也学着我的样子，坐下来狼吞虎咽。不用回头看，我也能感到，父亲的脸色变了，但他很克制：“不喝点酒吗？”
　　 “不喝了。”我嘴里含着饭说。
　　 父亲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对她说：“你也来吃，来呀，我叫你来你就来，这里是我的家，我说了算。”
　　 “哎呀，你吃你的，我等一会儿，灶上还有菜呢。”她飞快地闪进了厨房。
　　 等她下一次上菜的时候，一个弟弟皱着眉头敲了下碗：“咸得要死！”另一个弟弟把一块鸡扔在桌上：“根本嚼不动。”很明显，她烧得再好吃，我们也不会给她一个好字，之所以勉强自己坐下来吃，只是不想让父亲太没面子。
　　 她是悄悄走的，当我们去添饭时，厨房里已经没人了。父亲知道后，把筷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今天我们得开个会。”
　　 会议通过了两个决议。一，我们该支付赡养费了，用父亲的话说，我们都是体体面面的国家人，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二，父亲有权规划自己的后半生，作为后人，我们不得干涉。
　　 我正觉得无言以对，一个弟弟说：“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只付你一个人的赡养费。”言下之意，大家都明白。父亲什么也没说。
　　 一切谈妥后，我们站起来告辞。所谓告辞，就是没头没脑地说—句：“走了！”父亲的头拧向一边，坐着没动。
　　 自那以后，我们就开始按月往父亲的存折上存赡养费，这边准时存，那边按时取，两厢无事。直到这次，父亲一身雪白、衣袂飘飘地出现在我家里时，我才惊觉，我们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见过面了。
　　 父亲跟我谈起国际国内的形势，广阔的见识让我一次次瞪大了眼睛，巴菲特他知道，拉登他知道，王石他知道，刘德华他也知道，就连那些带着巨额财产去了国外的官员，他都能一字不差地说出他们的名字来。
　　 然后就说到物价问题，以一百块钱为例，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三年前，一百块钱分别能买些什么。我合着他的思维，兴致勃勃地跟他—起做着这份消费调查问卷。末了他说：“工资再怎么涨，也涨不赢物价。”
　　 那是当然。我如数家珍地跟他讲起我的工资，十年前多少，五年前多少，现在是多少，而开支却像孙悟空似的，在工资上涨前利索地翻着跟头。
　　 “你们的工资都涨了，我的工资是不是也该涨一涨了？”
　　 他抓住空当，猛地发问，令我瞠目结舌，原来那些国际国内的局势都是铺垫，原来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愤怒之余，又有些自惭，身为长子，我早该考虑到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分明感到心里冲上来一股不快：干吗不明说、直说呢？何必绕这么大个弯子呢？
　　 他接着说起各项开支，水电煤多少，米面油多少，偶尔还要吃点荤，还要穿衣服，最怕的是生病，医院是去不起的，幸好他认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以前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他生了病，就请她来给他输瓶液。
　　 “随便什么人都能输液？不怕出事？”不知为什么，他一说到女人，我就浑身不舒服。
　　 “有什么办法呢？总比硬撑好，有病不治，传出去，影响你们的名声。”
　　 再配上既像怜惜又像挖苦的眼神，就像猛地被人硬塞进一个大冷面疙瘩，我被噎得脖子都直了。
　　 最终决定，每人每月多付五十元。这个数字有点让人羞愧，但在电话里，两个弟弟坚持说不能给多了，说他在领着赡养费的同时，还在做着门卫的工作，钱应该不会不够花，如果不够，肯定是另外有人在帮他花钱，也就是说，他不是在替自己要钱，他是在替别人争取生活费。“养他是理所当然，养别人我就不愿意了，我自己的母亲还没享过我的福呢。”这是弟弟们的原话。对我来说，多给五十还是多给一百，没有太大区别，但这里面有个平衡的问题，我不能让弟弟们背上不孝的骂名，他们的情况似乎不太妙，一个还没买房子，一个刚刚生了第二胎（第一胎有点疑似发育迟缓），缺的就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