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雨梧桐
　　 去年回家看望父亲，父亲拿给我一小包种子，说这是梧桐树落下的种子，你回去可以种下，长成一棵大树。“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我理解父亲的好意。梧桐是吉祥的树木，栽上这样一棵绿荫婆娑的吉祥树，自然是寓意荫蔽子孙。
　　 梧桐是中国梧桐，树干是青色的，也开花也结果，但不是那种绒球。现在人们见得很多的法国梧桐其实不是梧桐，真名悬铃木，满树悬挂着铃铛一样的果实而得名。因叶子跟梧桐有些相仿，晚清的时候由法国人栽种在上海租界路边,这个树生长很快，高大茂密，绿化效果很好，上海人就把它叫做法国梧桐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法国梧桐在北方地区还不多见，北方道路绿化多种杨树。一九八六年我去南京，在通往中山陵的大道边上看见种植着那样多树干高大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很是新奇，树皮粉白黛绿，长着长着就自然脱皮。小时候听人说桐子可以吃，看着满树结那么多的绿色果实还以为就是这个呢，后来才知道是两码事情。法桐、油桐、泡桐都不是梧桐,真正的梧桐嘉树，城里人知道的却不多。
　　 中国古人对梧桐树的兴趣当然是一种文化情调，现代人的梧桐情结则多是一种误会，或牵强附会的无病呻吟。
　　 我对梧桐树的感兴趣就是从诗歌开始的。当时还没有读过几句古诗词，见过一个人写过一句“阶前梧叶悲秋风”，觉得很好，挺羡慕人家的，以后见了法国梧桐的落叶就开始伤怀，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样子，真是抒情抒错了对象。产生误会是因为现在梧桐树很少见，不像法桐、泡桐种植得那样普遍，城市里法桐多，乡村里泡桐多。看来普遍认可的知识有时不一定正确，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没有几个人会深究这些东西。这些虚伪的东西存在久了反而会变成真实的，堂而皇之地存在，大行其道，原本真实的东西却被淹没了。真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贾平凹有一篇小说《晚雨》，大意是说古时一个官员离开长安去外地赴任，走进山里在半道上被贼人所害，奇怪的是，这个贼人不满足于得到金银财宝，而是忽发奇想，竟然大着胆子拿着官凭行头替人家上任做官去了。这个人本是个贼子，却偏偏要像模像样地做一个好官，还跟一个叫王娘的女人爱得死去活来，因为王娘被公公侮辱过，他又在乎王娘的名声不好而不敢娶她，痛苦得在一个淫雨霏霏天地交合之际，用刀子把自己的那玩意儿割了。你看，一个无恶不作的土匪竟在意起名节了，这还是土匪吗？真是做官做得自己都忘了是怎么回事，好像自己就是那个朝廷命官了。
　　 梧桐入诗很早，诗经大雅中就有：“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庄子》秋水篇里也有“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
　　 这应该是“凤栖梧桐”说法的最早出处了吧。凤凰是吉祥的鸟儿，品性高洁，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多少艰辛，却是非梧桐不栖身，非竹果不进食，非甘泉不饮用，“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用一般人的见识来说，这就是死心眼儿，不知变通，迂腐得可以！“都成了叫花子了还嫌饭馊”！为什么要这样坚持！这样坚持能带来什么好处呢？问题是凤凰不是凡鸟，小山雀怎么能知道它的志向呢！人们多数都是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趋利避害是本性，投机取巧是常态，理想信念在实用主义面前往往是不堪一击的，在遭遇困难特别是性命攸关的时候，人们往往选择放弃和苟且，不再坚持，活着才有价值，选择牺牲是不值的。这是一般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也有不为自己为苍生，不利自己利天下的人，他们生来就是带着使命的，为了这个使命他们必须坚持，无怨无悔，纵使粉身碎骨也不会放弃信念。这个世界总是需要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的。人们自己不愿意牺牲，也不一定理解那些人坚持的道理，但从心里还是敬重那些愿意为理想信念献身的人。“千古江山，英雄无觅，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有几个人能够不朽留名永远被人们敬仰？
　　 “苍苍梧桐，悠悠古风。叶若碧云，伟仪出众。
　　 根在清源，天开紫英。星宿其上，美禽来鸣。
　　 世有嘉木，心自通灵。可以为琴，春秋和声。
　　 卧听夜雨，起看雪晴。独立正直，魏巍德荣。”
　　
　　 二、春秋和声
　　 古琴是中国特有的古老乐器，那时候没有金属琴弦，用的应该是牛皮绳。琴板是用梧桐木做的，共鸣很好。
　　 明朝冯梦龙写过一个《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是根据《列子汤问》里面的故事写成的。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思，钟子期必得之。就是伯牙琴声里无论表现什么，钟子期总是能够听得明白，这就是知音这个词的来历。
　　 伯牙并不姓俞，姓伯，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怎么到了冯梦龙这里就改姓俞了？一个是小说家可以改编，包括给历史人物改名换姓；另外，俞和遇同音，应当是伯牙遇知音的意思。这样的事情还不少，如西安城墙边上有个下马陵，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墓地，古代官员到此都要下马以示尊敬的，所以叫个下马陵。但这个下马陵何以到了白居易哪里就变成虾蟆陵了呢？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有一句“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我想，这可能是个误会，读音差别造成的。原来这陕西方言把“下”字读成个哈的音，陕西话把下马陵读出来就是“哈马陵”。“哈马陵”与虾蟆陵同音，结果白居易想当然地写出来就成了虾蟆陵了。陕西方言用字有很严格的区别，一个字一个音，不像有的省份分不清，如“夏天下雨”在普通话里是同声同音，在陕西话里就是“夏天哈雨”了，但夏天不会读作“哈天”；再如恋爱这个词在陕西话里读作“鸾爱”，但是连理枝在陕西话里不会读作“鸾理枝”的。
　　 明代刘基写过一篇《工之侨献琴》：
　　 “工之侨得良桐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自以为天下之美也，献之太常。使国工视之，曰：“弗古。”还之。
　　 工之侨以归，谋诸漆工，作断纹焉；又谋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诸土，期年出之，抱以适市。贵人过而见之，易之以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曰：“稀世之珍也。”
　　 工之侨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终。”
　　 说是一个人得到了一块上好的桐木板，把它做成一张琴，弹奏起来响声和回应如金玉和鸣，认为是天下最好的琴了，就把它献给太常（管理祭祀、文化的官儿）。太常让大乐师鉴赏一下，大乐师说这不是古琴，就还给他了。工之侨回来以后就请漆匠、雕刻匠描漆刻画成古风款式，然后装在匣子里埋入土中，一年以后取出来，抱着琴招摇过市。有一个朝中大员看到了，就用一百金买走，又献给朝廷。还是那把琴，乐师们传来传去地看后却说，这是稀世之珍品啊！工之侨听说以后感叹道：世道悲哀啊！不只是这张琴呢!
　　 琴这个东西，最重要的质量特性应该是音色要好吧，音色音准不好就影响音乐的表现力。一张好琴，就因为朴素一点，那个愚蠢的大乐师竟嫌不古而看不起，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我倒怀疑这个大乐师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个滥竽充数的家伙也未可知。还是这张琴，因为装饰做古，被贵人买了去，再次华丽登场就成了稀世珍品。只重形式不重品质的大有人在，许多时候人们在选择和判断事物上往往是意象先入为主的，就如爱慕一个人首先是从相貌开始的，品格倒在其次了，这多少有点舍本逐末的意思。其实，这两点有时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音色即美形象且佳岂不是完美？只是不要像那个大乐师一样，连琴弦都不拨动一下就下结论。
　　 这篇古文才一百字多一点。古人作文太长篇幅的并不多，惜墨如金。一个是古时用竹简写字刻字，一卷书不可能太长，如果是现在这样的《政府工作报告》或《白皮书》一类的东西，那得卷成多大一筒？所以，古时候所说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搁到现在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另外过去是文言分离，就是文是文、言是言，做文章与平常说话用语是不一样的，田间的老农不一定会作文章但肯定会说话（哑巴除外），我不相信一个田间的老农也会张口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这种表现方法读起来不怎么顺口，不可能太长。即便是纸张出现以后，文章依然不长。文字越来越长是白话小说兴起的结果。可见古代文人讲究凝练，凝练需要高度准确的表述。现代人都成了话痨，生怕别人读不明白，其实是自己凝练和概括的能力不足，字少了说不清楚，多了又成了废话。另外还觉得文字少了就没有分量，其实分量在于质量，很多文章里有分量有思想有趣味的东西也就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