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是遗腹子，外婆生下她不久就改嫁，全靠守寡的婶娘一手将她抚养长大。她因家贫，13岁开始走私贩卖盐到城内赚取小利。那时她将头发剪得很短，胸部绑平，穿男装，她又因声线低，在这样的打扮下让不知情的人均以为她是男儿身，从此开始跑江湖单帮负起养家的责任来。在她到了17岁那一年，被走私团的船老大识破为女儿身，就要强行娶她为妻，结果我妈赶忙使个金蝉脱壳计骗他，让她先回趟家明天再来，从此她就消声匿迹再也不去跑船了。
　　 但不走私就没饭吃，幸好不久我妈知道伪日本警校正在招生，她虽然只上过小学三年级，识字不多，但是凭着小聪明她用功了几个月去报考，结果成了备取生。后来有正取生未来报到，她就名正言顺地递补为正式。从警校毕业后，她平日的主要工作是在城门口检查，负责中文翻译并且协助检查走私和违禁品。我妈在检查时通常会睁只眼闭只眼地放水，所以只要乡亲们知道是她站岗的时间，入城的人数往往会特别多。等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正式收编，所以她才有机会遇见在国民政府同是当警察的爸爸，并且共结连理。
　　 我爸在1948年被上级派往台湾去公干，1949年我爸在台工作稳定后，于是不断催促我妈来台团聚。我妈说要不是当时有孕在身，她可不会只身离乡背井来台湾的。而且到了台湾谁也不认识，丈夫又经常在外面出公差，有次爸爸去抓犯人与持抢的士匪深夜在桥头与桥尾对恃，那时候晚上有雾看不清楚，结果桥已断了他们都不知道，幸好爸爸命大人未过桥，不然他若跌入万丈深渊命丧异乡，留下媳妇和孤儿那将会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我爸后来分得位于士林曾是日本派出所的宿舍，从此在士林安身立命，警察薪水虽然微薄但也够养家糊口。可是我妈深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结婚后14年连生七女，到了第七个女儿才终于死了心。我爸反倒无所谓，常说生男生女一样好以此来安慰她。
　　 由于家中人口众多，爸妈平日忙于生计打理家中事务，很少提及在大陆的事情，有来往的都是在大陆相识的同袍。爸爸尚有个远房堂姊在台，我妈从小孤儿没有兄弟姊妹，所以娘家只有她孤身一人在台。上学后我看到本省籍同学都有爷爷、奶奶或阿公和阿嬷，当时年纪小也未多想，因我们士林大东路八十四巷住的人家全都是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包括军警或公务人员，好像很少有老人家跟着来台的，所以家中没有老人成了正常现象，有了反而倒是怪事。我爸爸离开大陆后从此与爷爷、奶奶隔着台湾海峡梦萦魂系，直到爷爷、奶奶他们去世也未能够再见上一面，使爸爸的一生都为此留下深深的遗憾。
　　 记得1965年夏天，那时暑假快过完了，有个夜晚因天气热我们在院子临时搭的竹棚下吃晚饭，那晚爸爸尚未回家，妈妈带着我们小孩先吃饭。等我们吃完后，妈妈还在吃剩下的菜，这时有人敲门，当时我正好站在离大门不远处，于是便跑去开门。我看到门外站着一个军人，中等个子,有着一双浓眉大眼，穿着绿色军服，年纪大约三十出头。他随即开口问这儿是不是杨希俭家？你妈妈在不在？我马上返身回头对妈妈说有人找她。于是妈妈放下筷子匆匆走到门口，我也站在妈身后，这时阿兵哥突然开口说：“小龙，是你吗？”妈妈先是愕了一下，但是马上激动地说“和弟，你是如何找到我的？”
　　 这时我才晓得原来小龙是妈的小名，必因为她是在龙年出生的缘故吧。她在大陆上有两位黄姓表弟，后来表弟们均从军，1949年一起来台，但虽然他们同在台湾但因资讯不发达，大家都相互联络不上，直到今日时和舅舅才打听到爸爸确切的地址找上门来，姊弟相认恍如隔世，令人不胜希嘘！
　　 从此我们小孩多了两位舅舅，时鹏舅舅那时正驻防金门，一等他放假回台北，便特地买了金门高梁和贡糖特产来家中探望表姊全家。时鹏舅舅喜欢看电影，有回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去台北西门钉看首轮美国片《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还请我们吃昂贵的小美冰淇淋。哇! 让我们这些小鬼头第一次尝到了有舅舅真幸福的滋味！
　　 现在两岸均可以自由出入再也不会有亲人因政治因素而终身不得相见的悲剧发生，希望此种人伦惨事永远也不要再发生到我们的后代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