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传媒杂谈】报道：中国高考制度长期为国人所诟病，近十数年来，要求高考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条件下，如何使高招录取结构多元化？在社会诚信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自主招生的公平与公正？一些大学总是在探索中一路前行。近期北大为了消除这些积弊，首开先河进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自主招生改革，消息一发布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推荐中学的名单，16日开始在北大招生网上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名单上共有39所中学（11月16日新华网）。北京大学正式对外公布了此前流传甚久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具体实施方案，凭中学校长们的推荐信，学生不需参加笔试即可直接获得一流大学的招生面试资格，合格者在高考录取时将享受北京大学一批次录取线下降30分录取的政策。这顶招生改革措施，在网上有赞同支持的，但也遭到很多网民的质疑。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名牌大学自主招生，无疑是推进高招改革，发现和培养具有各方面特长的优秀人才的有益尝试，而且，既然是自主招生，确定什么样的标准，用何种方式来录取新生，高校就该有权自己决定。可是，为什么并没有赢得多少掌声，公众舆论普遍反应谨慎呢？网民们为什么反对？根本上还是担心此项改革的公正性。担心校长推荐制，在推荐过程中会导致教育不公平。所谓的自主招生会沦为伤害教育公平的游戏，成为官员子弟、富人子弟或与校长有关系的人的盛宴。因为北大的招生，某种意义上已不仅是一所大学的招生，在网友眼里，是一个怎样选择和培养精英的社会问题。
　　 网民们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一个中学校长的推荐信，高考就可以降30分录取，权力行使得好，中学校长们就可以成为类似社会贤达那样的人，可以成为社会诚信的榜样。否则，将可能成为破坏社会诚信和教育公正的罪人。我们现在的公办中学校长们，实质上是中国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员，根本无法摆脱这个权力结构的左右。我相信大多数校长们是会严格要求自己，不会把明显不符合条件，或条件不够硬的学生推荐给北大，那样风险太大了。但是，假如一个权贵的子女和一个贫寒人家的子女条件相当，不分上下，难以取舍，校长会不会在不至于“显失公正”的情况下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呢？要避免权力的干预是非常难的，不是连北大自己保送的研究生都因被疑权力干预而受到质疑吗？如果校长推荐环节被权力渗透并扭曲，那就等于是权力而不是教育在筛选未来的精英，人们能不担心吗？
　　 校长推荐制，如果能够按照制度设计的本意运作，则可以使那些优异素质的学生从“高考指挥棒”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有利于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校长来说，在当前社会分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实行校长推荐制，简直等于把校长本人放在火炉上烤，左也难右也难。如果推荐社会下层的孩子多了，则来自官员权力的压力、金钱的诱惑，如何抵挡？如果名单上尽是官家、富家子弟，则难免不会激起民怨。尽管“中学校长推荐制”设定了较为规范的流程和监督办法，防止滋生腐败现象，但在当今的教育体制和诚信生态下，校长推荐能否真正做到不受权力和金钱左右，人们难以持乐观态度。一旦变异为少数人的腐败工具，势必沦为权力推荐或者金钱铺路的遮羞布，挡住那些真正出类拔萃的普通百姓子女就读名牌大校的通道。这次北大出台的方案中，39所中学校长享有推荐资格，还有很多优秀的名牌中学被排斥在外，这是不公平的。本来已经备受诟病的择校现象势必会愈演愈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无疑又得削尖脑袋让孩子往重点高中挤，择校费自然又要水涨船高，从而进一步加重民众在子女教育上的经济负担。
　　 当然，北大希望今年通过这次“实名推荐制”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使中学和学生能把精力从被动地应付考试逐步转化为主动地培养素质，从而逐步影响乃至改变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现状。使那些综合素质更全面、学科特长更突出的优秀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北大接受教育，这个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应该鼓励。北大的高考招生改革方案本意是希望中学校长们推荐的，是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的高中毕业生。而有些校长们在权力的作用下，会不会营私舞弊，会不会成为少数人优先上车，排挤普通百姓的又一条快捷通道呢？北大这次招生改革，有的网友认为，是在给校长们进行扩权。将原本由考分论英雄的权力，赋予给了校长。由他们来决定一些学生未来的命运，尤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推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这会不会开启校长权力寻租的空间？会不会助长校园腐败？都不能不说这是一步难计后果的险棋。
　　 教育是社会公正的“调节器”之一，如果其本身充满着不公平，不但难以起到调节作用，反过来会加速公众的社会不公正感。因此，诸如校长推荐制这样的自主招生，作为改革的试点来说，应该继续走下去，关键是需要加大公众监督，确保不出现、少出现伤害教育公平的现象。只有这样，自主招生才能走得更远。我国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资源过于集中，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国民均衡教育。由于校长自主推荐标准很难明晰、量化，具体操作中难免会出现偏差，这就要求我们的校长要严格把关，不要将“好经”念歪了。特别是被推荐者有降低30分录取的规定，仍然没有挣脱唯分数论的怪圈，而且极易演变成极少数有“背景”学生的降分特权。即使整个过程信息公开，公众也很难实施有效监督，从而导致对教育公平的更大伤害。北大的设想，说穿了，就是要这39所中学校长都来做“伯乐”，认真组织选千里马比赛。但是，伯乐和千里马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且不说各中学校长是否都是伯乐，都能慧眼识才，就是有千里马，各校又是否会年年都有呢？要是在没有或没被发现的情况下，各中学校长能否做到宁缺毋滥呢？如何规避暗箱操作，这就需要教育部门设计一个更完善的监督机制来操作。
　　 特别是在当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相差还很大。在教育资源分配很不均衡的背景下，如果综合素质和学科特长的认定标准不考虑这种实际，并以此为标准取舍推荐生，那就等于在一种不公正之上，再加一层不公正，结果只能是更严重的不公正。什么是综合素质？北大校长周其凤日前说：“不能一谈到素质就是说唱歌好跳舞好，农村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群体中成长起来，他们更会知道尊重别人，会更能吃苦”。不知道周校长的这个素质观会不会被考虑进综合素质评价标准中。如果推荐标准是对教育不均衡结果的认可，那就难言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北大不能完全在现有的社会利益框架内选择和培养精英，而应该以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选择和培养精英，向教育不均衡中的弱势一方倾斜一点才好。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都担心一方面被不公不正、不明不白地挤下车，另一方面还被告知你被挤下车的结果是公正。只一个北大的招生改革相对容易监督。如果这项改革在更多的高校推开，那会不会像高考加分一样，成为权势者们优先上车，排挤普通百姓的又一条快捷通道呢？假设这39所中学中，有的校长是靠拉关系、请客送礼而获得校长宝座的；假设校长们忙的是迎来送往、奔忙与地方官场和各种利益网的纽带之中，“校长推荐制”所演绎的则必然会是一出出“媚权”的闹剧。在整个教育内外部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大家对校长推荐制的不信任和质疑也就情理之中了。
　　 公众担心这样做，会助长教育领域内的不正之风。他们担忧的是考场上的作弊现象没有减少，在考场以外的营私舞弊目标却又多了一个。家长们纷纷把进名校的希望聚焦到获得“实名推荐”资质的中学校长身上。少不得会在他们的周围掀起一次次以权、钱、色、情为火力的激烈公关大战。结果很可能是一些个旧弊端没有消除，又引发出新弊端。此不消，彼又长。到时候，那些著名的高校并未招收到真正优秀的生源，一些中学也并没有把好学生输送进名校，倒让手握推荐权的校长们捞了实惠，而暗自高兴。
　　 在这个权力失信导致权利焦虑的时代，连制度都难以取信于人，何况人的道德和声誉？不少事实证明，人品经常是靠不住的，这一点对于“有品者”和“无品者”都一样。缺乏制度的约束，我们有多少美好的改革方案滑落到权力寻租的深渊。没有制度的保障，品格再好的校长恐怕也难以抵御行政干预的压力。网民们从考生民族身份造假案到全民疾呼废除加分政策，从所谓特长生的超常规录取到“奥数”的强制叫停，对于高考“考试”以外的“特殊待遇”早已是深恶痛绝。这次北大改革，能否真正保证这39名校长实名推荐的公平公正尚需观察，但网民的质疑呼声是很高的。在北大的方案中，网民特别不满的是：在校长实名推荐过程中，发生校长弄虚作假后没有处罚，仅仅是取消学生进入该校的资格和校长的推荐资质，这几乎就是“零处罚”。那就是说，你查不出来就是合法的，查出来了也没事。如果北大要使其这次招生改革，成为一种可以持续推进的招生改革模式，就必须进一步改革校内教育管理制度，摆脱行政因素对招生的干扰。必须完善信息公开环节，详尽地公开接纳推荐生的标准，以及考生的全面信息。还应将推荐中的弄虚作假的校长公之于众，并报教育部门、司法机关严肃查处。假如无法做到这些，那么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将存在腐败的可能，难以得到公众的信任，这也将影响到大学的教育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