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云：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无论对于右派分子还是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最黑暗的日子里，对一个被下放劳动的人说，他能在一个晚上造一个国民经济计划。这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不过是个平常的笑话。但是他在说了这话之后不到十年，果然在造国民经济计划了。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右派分子、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一
　　 公元一九七六年，中国旧历龙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年既是大灾大难的，又是大吉大利的。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发生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唐山大地震。在这场大地震中死亡的人数，官方最后公布的是二十四万。很难说这个数字真实到什么程度，但它是一个最保守的统计则是肯定无疑的。一座百万人的城市顷刻之间在人们的睡梦中化为废墟，在那种情况下，严格意义上的统计根本无法进行。多少个家庭毁灭了；孩子失去了父母；老人没有了儿孙；多少个健康人成了残废。大地震的直接受害者是唐山地区的人民，而它带来的恐怖阴影，却迅速地笼罩了全中国。人们从来没有像这时候这样对地震这么敏感，似乎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刻都面临着地震的威胁。和当年挖防空洞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城市，城市所有的楼群之间、房前屋后、街道两旁到处都搭起了防震棚。
　　 事实上，人们的恐惧心理并不仅仅来源于地震。就在紧张的抗震救灾工作中，“四人帮”还在喊叫：“东震西震不能冲淡批邓！”“整个唐山才一百万人口，全国有八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批刘少奇一类骗子、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宋江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已经使人们成了惊弓之鸟。政治运动给人们造成的恐惧要比地震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地震无疑是给这种恐惧心理雪上加霜。
　　 一个多月以后，人们还没有从地震的惊惧中恢复过来，又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噩耗：毛泽东逝世了！他的逝世以及前不久七月六日朱德的逝世，一月八日周总理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陷入极度的彷徨之中。从一月份那寒冷的日子里，哀乐的旋律便在中国大地上回荡，到九月份它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震撼人心。它所表达的悲痛情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这么多的人这么深刻地理解。人们悲痛的泪水在一月份似乎已经流干了，到九月份剩下的只是痛定思痛，并且更多地带有理性的色彩。“四人帮”以及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使全体中国人民倍受磨难。对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无论用什么语言形容都不会过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过程和细节也许会淡忘，但对它的愚昧和残忍以及在历史上对全民族造成的灾难的认识，不仅不会淡忘，反而会愈来愈深刻。因为，人们对人的自由和尊严，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认识会比现在，更比当时深刻得多。而那些灾难性的后果，也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暴露出来。创伤可以平复，罪恶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洇没。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冷静而慎重地总结了这场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亲历过那场运动的人们，对此都有着深切的体会乃至遭受切肤之痛。人民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也已经登峰造极。物极必反。转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毛泽东逝世二十七天之后，“四人帮”被粉碎，中国人民第二次得到解放，举国上下欢喜欲狂。
　　 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是发生在公元一九七六年，中国旧历龙年。
　　 在此之前一年，一九七五年，朱镕基来到了廊坊。
　　
　　 二
　　 在河北省，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铁路线上，有个叫作廊坊的地方。
　　 廊坊只是个小镇。但它是河北省安次县的所在地，又是廊坊地区行政公暑的所在地。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什么政府的所在地，而是它处于北京天津两大城市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北京天津两大城市极度膨胀，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口的时候，廊坊自然成了这些人就近选择的地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出了京津有廊坊。”这是想进北京天津又进不了，不得不落脚廊坊的那些人的自我安慰。这也是一种无奈。廊坊怎么能和苏杭比？这里没有山没有水，没有美丽的风景和园林，有的只是风沙。廊坊地处河北北部，接近蒙古沙漠，风多自不必说。廊坊的沙子不但多而且细得出奇，有一点风就飞起来，无孔不入，没法遮挡。有一首民谣说：“廊坊苦，廊坊苦，一天要吃二两土，早晨没吃晚上补。”这才是廊坊的真实写照。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在廊坊成立以后，廊坊的老乡曾经这样形容管道局：“管道局的钱比廊坊的沙子都多。”管道局钱多只是老乡的想象，而廊坊的沙子多却是事实。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是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成立的。如果不提它的全称，管道局会被认为是搞城市下水道的。许多大城市也确有这样的机构。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是负责修建和管理长距离输油输气管道的。它已跻身于全国五大交通运输行业之中。首任局长是赫赫有名的、当年大庆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首五大标兵之一的朱洪昌。成立之初，管道局也未尝不想把局机关设在北京，北京进不去这才选定在廊坊。但职工证上的单位地址还写的是北京学院路，这是为了让北京跑通勤的人买车票方便。那时候外地人买北京火车票要凭省级政府的介绍信。北京学院路是国务院管道办公室（管办）的地址。管办是管道局的前身。管道局一成立，管办也就不存在了。
　　 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是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成立的。此前它只是个由一百零八名复转军人和四名干部组成的通讯队。他们的全部财产不过是在荒滩上架起的十二顶帐篷、一栋板房和一辆自行车。到一九七五年初，公司已有职工五百八十余人，承担着与管道相配套的通讯和电力工程建设。电力工程方面负责架设六千伏、三十五千伏电力线路的架设和变电站安装。通讯工程方面负责明线、电缆、微波、载波和电源等通信设备的安装。
　　
　　 三
　　 一九七五年六月，公司电力队的一部分徒工在北京供电局学习，住在海淀区营业站。
　　 一天，公司领导介绍了一个人到队上来，说是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四十多岁，瘦高身材，穿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文质彬彬，皮肤白净，四方脸，两道浓眉下有一双和善而又睿智的眼睛，说话略带湖南口音。工程师在队上的任务是协助队领导工作。当时带队在北京学习的队领导是电力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薛福洪。于是，薛福洪便有幸结识了这位后来的国家领导人朱镕基。
　　 电力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外线队跟供电局的输变电施工队出去干活。搞变电的有好几个学习点：北京开关厂、半步桥的变电器修配厂，还有人在前门学继电保护和二次变电。作工程师的也没什么事干，跟指导员到各处去转转，看看，和师傅、徒工们谈谈话，有问题帮助解决一下，有时也到施工点去。北京化工三厂，还有几个变电所等地都去过。出门乘的是队上的步切奇卡车。步切奇是罗马尼亚进口的卡车，跑得快坏得也快，司机们称它为破铁皮，是施工队的主要运输工具。那时候北京交通并不像后来管得那么严，卡车也可以到处通行。朱镕基和薛福洪两人常常往车上一站，呼呼地满城跑。当风声在耳边呼啸，工作服的宽大衣襟被风呼呼啦啦吹起来的时候，不管汽车颠簸得多么厉害，大箱板震得咔咔响，朱镕基的心是踏实的。总算又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了，又有工作的权利了，不管让他做什么工作，他都将尽心竭力地做好。尽管通讯公司和管道局的所在地不在北京在廊坊，电力队在北京学习只是暂时的，尽管工作还没什么着落，只是打打零杂而已，但毕竟是回来了，不再在干校劳动了。廊坊离北京四十多公里，快车一个小时，和北京也差不多。许多从北京发配出去的人，落实政策以后回不了北京的都在廊坊落脚。至于以后再把廊坊作跳板反弹回北京，那要看个人的本事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在政治上落实政策或平反或恢复名誉，和在生活上工作上兑现政策总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后者毕竟存在着更多的具体困难。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需要落实政策的人又太多。朱镕基并没想马上回北京去，想也没用，也不知道回北京能干什么。教员是当不成了，干部业余学校已经解散，至于划右派时候的处长更是连想也不敢想。他和所有被落实政策或新调进来的人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先站稳脚跟。根据他们的经验，重蹈覆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那种情况的出现。
　　 作为电力队党支部书记和指导员的薛福洪可没把事情看得这么简单。他很清楚，他这个电力队并不是安排工程师的地方，眼下又是一群徒工在北京学习。况且，这个朱镕基绝不是那种顶着个工程师的头衔，随便在哪里领工资以等待时机跳槽或者分房安家的人。这从他的眼神，他的谈吐和举止上完全可以看得出来。朱镕基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是个涵养很深和有很高道德修养的人。他不让人望而生畏却令人肃然起敬。在他面前，任何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学，也不能不尊重他的人格。薛福洪深知这一点。因此，他认真地考虑了朱镕基在队上的工作，尽可能地让他发挥作用，让徒工们从他身上得到教益。
　　 他对朱镕基说：“朱工，你给我们讲讲课吧。”
　　 他还不知道朱镕基的学力。但他知道朱镕基作为工程师，给他们讲课是不成问题的。
　　 “可以。讲什么呢？”朱镕基果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讲讲电工基础吧。咱们队上这些青工们没经过专业培训，一点理论基础都没有，操作有困难，讲讲电工基础会有好处。”
　　 于是，他倆一起上书店买了教材，朱镕基就开始给徒工们讲起电工课来。课堂就是他们睡觉的大仓库。薛福洪给找了块黑板。朱镕基讲电是怎么发生的，电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讲欧姆定律和电磁场，左手定则，右手定则。他不但认真讲解，像在正规教室一样写板书，画图形，还亲手制作了教具，让小青年们看得明白听得懂。
　　 朱镕基很高兴薛书记给他安排了一个用武之地。也是那几年在干部业余学校当教员养成了诲人不倦的职业习惯。他除了讲电工课之外，对徒工们其他方面的学习也十分关心，鼓励他们自学成材，还亲自给他们辅导。有个徒工自学英语，发音不准，他给纠正发音。还有一个徒工自学业务，他也给辅导业务。这个徒工没有辜负朱工的帮助，后来考上了河北医学院，又出国到加拿大留学去了。
　　 薛福洪是带队来学习的。他知道培养青工不同于带徒弟，不是光教会他们干活就行了，还要提高他们的理论素质，使他们不但知道怎么干，还得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朱镕基这位大工程师、大理论家的到来，恰好在这方面给他帮了大忙，使他们队的技术业务学习搞得非常好，在全局出了名。管道局在秦皇岛召开职工教育会议，还专门请薛福洪去介绍经验。薛福洪写了个发言稿，请朱工给看看。朱镕基认真地看了，还作了修改。管道局领导和局教育处的同志都说他们搞得好，对薛福洪的发言很满意。薛福洪明白这是朱工的功劳。而最不易的，这是在那个年代，在盛行“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做出来的。
　　
　　 四
　　 石油工人有一个传统，就是艰苦奋斗。这个传统在大庆会战中得到了最充分地发扬。管道局继承了这个传统，并结合自己的特点归结为四句话：长输为业，野战为乐，艰苦为荣，四海为家。这也是对管道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最简捷地概括和最真实地写照。管道的施工全部是在野外，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上有青天一顶，下有荒原一片”，没有固定的生活基地。管道修到哪里就在哪里安家，住的是帐篷，吃饭在野外。长期以来，工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条件和环境并且引以为荣。宣传部门则竭力宣传令其发扬光大。和野外作业队比起来，在北京学习的电力队的青年工人们条件算是好的了。他们住的是大库房和车库，打地铺，自己带行李。曾经有几间小平房是给队干部住的，后来他们也搬到大库房去了。朱镕基被安排和队干部住在一起。但他在这里住的时候不多，多数时间是住在自己家里。他刚从干校回来，太需要休息，需要安静了。况且他已年近五十，没法和年轻人一起摸爬滚打了。当然，他下过干校，懂得住在哪里也是纪律，为此专门向指导员请示：
　　 “老薛，我回家住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