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曾工作了41个年头，没有受过大风大浪的冲击，也没有取得灿烂辉煌的业绩，只有平平凡凡的人生经历。可是，平凡中也寄寓着不平凡。在我古稀之年，趁着思维敏捷，不妨把走过的路、趟过的河、爬过的山、吃过的苦、所经受的酸甜苦辣记载下来，让晚辈能受到一点点启迪，就是我写文章的初衷。
　　
　　 参加工作
　　 我1942年旧历9月14出生，祖籍河北蔚县白乐镇。1956年7月高小毕业，结业后和同学们每天还要按时到校复习功课，准备报考中学。那一年正好县剧团也要招收新生力量，是利用中学招生之际。
　　 五十年代，国家颁布了新婚姻法，号召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反对婚姻包办。所以，剧作家郭汉城先生为了迎合形势，编创了《蝶双飞》剧本。（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县剧团也排练了这出戏，在蔚县八大镇巡回演出，深受老百姓喜爱，特别是青年人是这出戏的主要观众。上学期间，我也看过蝶双飞，爱情故事也看不太懂，但是，最后一场给我影响很深。祝英台嫁到马家，花轿路过梁山伯坟前祭奠，正在哭诉，忽然霹雷闪电，狂风骤起，只听“咔嚓”一声，坟墓劈成两半，忽然飞出好多蝴蝶，然后，梁山伯和祝英台也变成一对蝴蝶，在台上载歌载舞，飞来飞去……自达看完戏以后，脑子里老是存有一个朦朦胧胧的问号，总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此，我便对戏剧产生了兴趣。在复习课那一段时间，我们爱唱戏的几个女同学到书店买了蝶双飞剧本，课余时间就放开嗓子唱一阵，班主任也不管，教室就成了学生们的自由天地，想喊想唱，随心所欲。
　　 大概在7月20号前后，我先报考了县西合营南中，感觉题目很难，对录取没有把握，然后，就赶快去了县剧团报名应试。结果，中学和剧团都被录取了，我自作主张放弃念书，参加工作。剧团老师给考中的孩子们放假三天，回家拿拿行李，和父母告别一下。8月1号，县剧团少年班正式开学典礼，共录取了10名女生，4名男生，典礼会上，老师让我代表新生发言，“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学期三年不搞对象等”。我们少年班有三位老师，文化、武功、唱腔表演。（两男一女）披星戴月。管我们日常生活、唱腔表演是一位女老艺人，老师是山西人，叫任兰花，和我们十个女生同住一间大屋子，早上六点起床，冬季在内地六点钟天还未亮，星星月亮还没有彻底退去。我们就开始练功，踢腿、下腰、拿顶、翻跟头。我肯吃苦，练功认真，所以腰腿都练的很软。比如：搬“元宝顶”，这个功夫和杂记的柔术一样，下腰到底，两只手握住两只脚腕子，然后，小胳膊着地，头从两腿之间钻出。这个元宝顶就我能做，其他女同学都做不了。
　　 拿大顶，有时候头天晚上下了雪，第二天起来顾不上扫，用脚把地上的雪搓几下，往一边踢踢，然后就两只手着地，头朝下，两条腿靠在墙上耗着，老师看着怀表，不到点不能下来。再比如打前跑，老师在院子窗台上放一盏小油灯，要求每人打60个。前跑就是两手扒地，两腿提起，通过弯腰两腿脚下落，一个一个的往前打。其实，天不亮，一盏小油灯，十几个学生，老师也不会看清谁打多少，就全凭自觉。我练功从不偷懒，每天按老师规定打，自己数数，打不够60个我就不停。
　　 由于没有手套，棉鞋也是布做的，里边就絮了一层棉花，三九严寒，结果把手脚全部冻了，红肿痒疼。到过年放假回家，父母看见心疼，向街坊四邻讨了偏方，用脸盆放上红辣椒和水，放在炉子上慢慢熬开锅，水稍微不烫就趁热放脚进去，边泡边用辣椒擦患处，真是管用，泡了三四次就好了，后来一直没犯。我们在学习期间，除了过年放7天假，平常一律不准回家，也不支持家人看望，怕影响学习。
　　 第二年秋季，县城西合营赶交流会，父母趁着赶会去看看我。他们住在小客栈里，人多枕头不够用，可能也是借口吧，借机找我拿枕头顺便看我一眼。那几天我正患了红眼病，老觉得眼睛不舒服，也没当回事，老师更是不在乎。我爹娘走进院子见我们正在练功，我看见他们就赶快迎上前去说了几句话，到宿舍拿了一个枕头递给他们马上又去练功。父母见我的眼睛红成那个样子，老师严厉，不让停止练功，他们也不敢多说话，心酸难忍，扭头就走了。过了两天，爹娘要回去，托邻居二大娘给我送枕头，我抱着枕头跑出大门口，他们坐的毛驴车已经走过去有三四十米，我喊了一声：爹！我爹和我招招手，我娘连头也没敢扭就随车走了。后来听娘说，回到家里她简直就快疯啦，坐卧不安，每天除了哭就是和我爹吵，说他没本事，让我不大点儿就出去受罪。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我学习刻苦，武功好，嗓子也练习到位，少年班开始排戏，第一部就排了打金枝，老师让我扮演金枝女。第一次在县人委小礼堂彩排，受到县领导和剧团师长一致好评，那年我15周岁。第二年，我们少年班归到团里，一者，让我们面对观众演出，锻炼适应能力，二者让我们跑龙套弥补人员短缺。那个时候，别看我是高小毕业，在团里倒成了小老师，老艺人、师哥师姐们大都不识字，我帮助她们看家信写家信，年底搞整风让我做记录。由于我安稳听话，尊敬老师，团里的共青团组织吸收我为共青团员。
　　 1959年，张家口地区搞了县与县合并。蔚县、阳原两个县合并了，我们蔚县在地区是最大的县，所以，阳原县的干部全搬到蔚县办公。两县的剧团也合并在一起，由于人员多，通过演出筛选下放了一批，剩下40多人。两县合并后，剧团共有三个，一个晋剧、一个秧歌、一个戏校。
　　
　　 不熟之客
　　 1960年秋季，我们正在县城演出，（58年蔚县县直机关由原来的西合营搬迁到蔚县城关）那几天，我们发现院子里有一位不速之客出出进进，四十来岁一个男士，中等个子，端庄白皙，温文尔雅，操着山西口音，一直在院子里和我们搭秈，问我们：“你们知不知道张家口地区有个崇礼县？一出大境门往北100里就到。原来是张家口市一个区，后来化为县，山区特产，莜面、土豆、蚕豆。这也好那也好，说的天花乱坠”，他又说：“崇礼县是山区，坡梁地多，粮食不缺，你们去了不会挨饿。县委领导说了，还要给你们发皮袄、毡疙瘩（毡鞋），家属可以农转非等等”。他一直忽悠，我们也不理解是啥意思，谁也没有当回事。
　　 三天后，剧团就召开大会，领导讲，因为蔚县和阳原合并，剧团有三个，县委决定，把现在的晋剧团调往崇礼县，没有任何条件，自由报名，去留由己。我和几个女同伴头脑非常简单，没有向各位老师和大师姐们了解情况，一窝蜂就报了名。第二天，我就给父亲发了电报，报文：爹，我在县城，您来一趟，有要事相商。父亲接到电报，第三天就去了。我把全部情况讲明，并对爹说：您回去先不要对我娘讲，她心眼小，以为我去哪里了？小心急出病来。父亲说：爹一定对你娘保密。
　　 就在九月中旬，我们一行四十几人，就像闺女出嫁一样，带着嫁妆、行李、衣箱、乐器、灯光布景等，慢慢装了一大卡车，人员坐着一辆大轿子，跟随那个陌生人就往张家口出发。
　　 到了张市，有崇礼县文教局，谢、铁，两位正副局长接待，人员住宿安排在西沙河客栈，吃饭在桥东红旗饭店包桌,放假两天，让我们逛逛城市，买买东西。
　　 第三天，就往崇礼县城（西湾子）开跋。一出大境门，往北走了20里地，就钻进了小山沟，两面全是山，白云蓝天，就像一条长长的带子，道路越走越窄，总共100华里，汽车整开了四个多小时，车子一路颠簸，坐在车后面的同志，车颠簸一下，就啊呀一声，是头顶碰在车厢的顶子上了，一路上喊叫声、说笑声倒也热闹。到了目的地，天已经黑了，把行李卸在党校宿舍，然后，到县人委食堂就餐。那顿晚餐丰盛情况不必细说，与当时国家困难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至今记忆犹新。
　　 酒足饭饱，安然入睡。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几个女同胞就起来了，带着一颗好奇心到大街上逛逛，看看“西湾子”的镇容。
　　 西湾子镇就是一条十字街，东边左侧是一个百货门市部、副食门市部、土产门市部，中间是邮电局。顺路往北看全是山，半山腰是一个接一个的窑洞（农民的住房）。路右侧是文化馆，新华书店。往南看，右侧是广播站，对面是天主教堂，一口摇橹橹水井。再往南就是商业局大院，继续走就是河沟子，整个镇子方圆不过两里地，县城就像个盆子，四面由黑压压的山包围。人常说“穷山恶水”，这里有穷山，没有恶水，一个县城尽没有我家乡的一个镇子大。
　　 回到宿舍，小姐妹们垂头丧气，坐在床上无话可说，离父母三几百里，从张家口到我们县还要路过18盘，冬天大雪封山，几天不通车，叫天不应，喊地不灵，哭掉脑袋也见不到爹娘。越想心里越来气，我们就骂“那个不熟之客”，都是他每天忽悠，说的天花乱坠，把我们骗到这个破山沟子里，就像蛤蟆钻在井里，看天就是那么大。哎！没有办法，都怨自己缺心眼，不了解情况就主动报名。她们都不说话，我就说了一句，既然来了，也走不了啦，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小山沟成就了事业
　　 崇礼县晋剧团正式挂牌成立了。忽悠我们那个“不熟之客”叫姚静云（援朝回来的）在县文教局工作，奉命担任剧团党支部书记。他的承诺也落实了，冬天，每人给定做一件皮大衣，一双毡疙瘩，给了几个农转非指标，年轻人里边就给了我一个，其它指标都给了老师和大师哥。
　　 准迁证拿到手，春节前放假，县委书记王克东政委，冒着严寒到汽车站送我们，亲自对我说：“小刘，把准迁证拿好了，回去让你父亲抓紧时间办理，过了年全家就搬来，让你父亲在县理发馆领导他们”。我说：知道了，谢谢王政委！（王政委在崇礼县打游击，德高望重，文革时期，受冲击不大，后来调回老家河北沧州地区任专员）。
　　 回到家后，我先向父母转告了王政委的嘱咐，把准迁证交给我爹，那个时候，父亲在镇上联营社当会计，人家不让走，结果指标也作废了。
　　 小小山沟成就了我的事业，事情要细细道来。我在蔚县剧团尽管很努力，好几出大本戏都暗暗学会了，但是，上面有大师姐压着，没有演出机会，有时候领导只让我演半场，不让演全场，因为年纪小，怕演砸了。到了崇礼县，两个大师姐没有去，我终于得天独厚有了出头之日，因为我的嗓子、身段、唱、做、念、打都挺出色，在团里旦角行当出类拔萃，自然就挑起了大樑。那年代，流行古装神话戏，如：追鱼、三姐下凡、劈山救母、蝶双飞等大本戏都是我饰演一号人物。还有一出4集连本戏“金镯玉环记”我演丫鬟，丫鬟在这出戏里可是重磅人物。有一句台词：“啊-呀呀，嘎啦啦嘎啦啦，嘎啦了半夜，嘎啦出个姑爷来”……由于这一句台词，人们就给我起了绰号，叫我“嘎啦啦”。我在县里也小有名气，老乡们都喜欢看我演的戏，县领导对我也很器重。由于我工作上进、学习认真、和同事们团结搞的好，1961年秋天，团里党支部正式接纳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62年元旦完婚。我的恋爱过程“情系朝阳沟”文章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必赘述。
　　
　　 上山下乡
　　 崇礼晋剧团的体制是自负盈亏，不足部分，有县财政补贴。所以，一年有十个月在乡下演出。崇礼县的地形用一首打油诗来描述：
　　 山高沟深石头多，
　　 一出家门就爬坡。
　　 荒山野岭牛羊少，
　　 寒风凛冽人烟薄。
　　 全县有十个公社，人口不足十万。每个公社有若干个自然村，分布在沟沟岔岔。我们下乡演出，都是公社让生产队派牛牛车接。有公路的地方，有时候也用骡马皮轱辘车。车主要是装行李、戏箱、灯光布景等，大部分人是徒步行军。
　　 1962年冬季，正是数九寒天，我们从“石太嘴”公社回县，按理说，路程40华里也不算远，可是，要经过一道陡峭的大山，“喜鹊梁”。不巧，头天又下了一场大雪，团里安排，男同志全部跟车，因为，重车上山，老牛拉不动，必须在山根底卸掉一部分，轻装上山，到了山顶上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再到山下装。这样，来回装装卸卸就得男同志全上，女同志没有装卸任务，自己爬山。
　　 那时候，我正怀孕头一胎，将近4个月，这一天，我爱人和男同志一起负责装卸，我和几个姐妹，其中，也有一个怀孕的相随一起走。我们到了山根底，每人从桦树上掰下一根树杈子作为拐杖，手拉着手，开始登山。一脚迈下，积雪直接漫过膝盖，再走一步还是一样，两只腿脚来回从雪堆里往出跋。往前看，满山遍野一片白，根本不知道哪里有路？哪里有坑？简直就是盲人一个，瞎走！走着走着，一脚踏进坑子，扑通一下摔倒，然后爬起来拍打拍打再走，走几步又崴进坑子里，一路走一路摔，数不清摔了多少次？姐妹们累的气喘嘘嘘，尽管是零下30多度，个个汗流浃背。
　　 一道“喜鹊梁”，整整爬了三个小时，幸亏肩膀上挎着干粮袋子，饿了就吃几口，没有水干吃。虽然艰难，毕竟年轻有劲，好不容易熬到下午才下了山，到了马丈子公社走上平路。这时，姐妹们脸上也露出笑容，便打开话匣子，边走、边说、边唱，20里平路全是下坡，一溜小跑，不到两小时就到家了。说来也怪，那个时候，肚里的胎儿愣是结实，跌倒爬起的折腾，谁也没有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