碍于母亲的吵闹，一早，父亲提着母亲收拾好的礼物赶去乡卫生院找院长求情。一条麻布做成的一平方米左右大小的包袱，包了一斤瓶装散白酒、20个鸡蛋、一斤多黄花。
　　 出门的时候，父亲阴沉着脸，一言不发。我的目光来不及躲闪，触电似的还是碰上了父亲那双严厉的眼神。我自知理亏，那一年，我高考落榜。在一位医生亲戚的建议下，主张父亲找关系定向去读卫校，每个乡每年都有一个名额，只要乡卫生院推荐了，毕业以后就可以回乡或村卫生室就业。当医生，失业的可能性小。我的所有亲戚朋友都争相劝我，说，历朝历代都离不开医生，就连皇帝老儿都不敢得罪医生。今天的医生肥得流油，要么让你生、要么让你死，手术台上，不给红包行吗？即便农村背个药箱走家串户的赤脚医生也受人尊重。我毫无主见的听从了亲戚朋友们的建议。
　　 那天，父亲回家有点晚。
　　 回来时，他将空包袱拧成一条绳，搭在肩上，俨然一位庄稼人形象，反剪着双手，拢屋长叹短哎，不开腔。母亲问一句，父亲答一句。意思是想读卫校送礼的人多，唯独他送的礼“轻”，院长还是把礼收下了。我在隔壁听到父亲低低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不像话！”
　　 晚饭吃得晚，等父亲。大热天，母亲熬了一锅酸菜稀饭，凉着。炒了两盘胡豆和几样园子里的素菜，父亲靠胡豆下酒，自斟自饮，自个儿给灌醉了。父亲经常喝酒，我很少见他醉过，那天，父亲喝的不过二两。
　　 父亲躺在饭桌上，微微地打着鼾声，瘦弱的身子一起一伏。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双眼潮湿。我知道父亲一生从不愿作出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从教几十年身正为范，即使在当校长期间，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今天，为了我的前途和命运，父亲违背了一次原则，低了一次头，送了一回礼。
　　 整个夏季，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开学，然而我们一家人最终没有盼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