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朋友的请柬，邀我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我带着老伴和孙子按时前往。婚礼在市委斜对面的金凯悦大酒店举行。二楼大厅里足足摆了四十几桌宴席，加上单间的，恐怕要超过五十桌了。婚礼台的背景墙上正交替播放着新郎和新娘的巨幅照片，一条红地毯连接着婚礼台对面一座五彩缤纷的花房，花房被鲜花包围着，充满了神话般幸福美满的气氛。大厅里播放着甜蜜的乐曲，让人有种如痴如醉的感觉。
　　 朋友对我说，女儿男友家是山西的，婚礼由他一手代办，请我做证婚人，让我准备到时候说几句。朋友的事我无法推脱，就答应了。在我坐下来想台词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几十年前第一次做证婚人的情景。
　　 那是下乡插队的时候，由于对村里情况还不太熟悉，除了安二叔那里，其他地方，我很少去串门。一天吃过晚饭，妇女队长夏姑找我，说让我帮帮忙，到她家去一趟，我以为是干体力活，就穿了一件还没来得及洗的旧衣服跟着去了。夏姑只比我大两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在村里辈分高，我得跟着别人叫她姑。夏姑是个高中生，没考上大学就回家务农，找了个对象，是他高中同学，家在几十里远的地方。为了照顾寡妇老娘，夏姑没有到男方家去，所以夫妻两个现在还是两地分居。到了她家没进正房，直接来到院门旁边盖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灯光昏暗，可能是电压低的缘故，灯泡黄黄的，比油灯强不了多少。屋里有一盘小土炕和一张黑黑的桌子。桌子前站着三个人，都是我们生产队的年轻社员，两男一女。男的是根旺和成子，女的是安菊。三个人对我笑笑，说了声：“来了，开始吧。”夏姑说：“开始吧。”我不知所指，疑惑地问：“开始什么？”夏姑说：“今天成子和安菊结婚，请你来做证婚人，你在城市见得多，就按新式结婚办，越简单越好。”我惊讶地看着他们，以为是在开玩笑。这是结婚吗？除了墙上新贴的一张毛主席像外，没有一点结婚的样子。没有父母，没有亲朋，没有宴席，一句话，什么都没有，这叫什么结婚典礼啊？我说：“不是开玩笑吧，还有这么新式的吗？”夏姑笑着说：“是真的，都领了结婚证了，就是安菊她爸不愿意，嫌成子家穷，只好简单办了。”我说：“那不好吧，人家家长都不同意，我们这么做不是犯错误码？”夏姑说：“亏你还是城里下来的学生，也这么封建。男女婚姻自己做主，家长不同意是嫌贫爱富，你支持哪个？”“我，我……”我不知如何回答了。安菊走过来对我说：“胜子大哥，你就帮帮忙吧，我爸不同意，别人谁也不肯帮我们，可我一定要和成子结婚，只有夏姑支持我，借了这间房给我们。今天请你和根旺给我们主持一下，我和成子求求你了。”我说：“别急别急，不是我不帮忙，你们真的有结婚证吗？”成子递过两张印着毛主席头像的大红结婚证，我一看，没错，是公社发的。我想了想问：“你们什么时候恋爱的？”安菊不好意思地说：“快一年了，我们是真心的，不骗你。”“那好吧。”我说，“不过也不能太简单了，这可是一辈子的终身大事，怎么的也得有点喜糖啊！这样，我这有五块钱，根旺你跑一趟，到供销社买些喜糖，再买两盒烟一瓶酒，我把知青都叫来，咱们热闹热闹。”我知道，那时社员都很穷，可能两个人都没钱了。我爸每个月给我寄十块钱，兜里还剩五块，就都拿出来了。夏姑高兴了，她说：“我说的没错吧，胜子一定会支持的，根旺快去，我们等着你。”
　　 我跑回知青点向几个知青一说，五个人都觉得稀奇。下乡这几个月的生活也觉得有些枯燥无味，赶上有这事一窝蜂都来了。
　　 小屋里挤满了人。根旺抓着水果糖块分给大家，夏姑的小女儿也挤进来伸着小手要糖吃。安菊和成子并排站在毛主席像前，我宣布结婚典礼开始，新人给毛主席三鞠躬，给夏姑三鞠躬，给大伙三鞠躬，婚礼结束。夏姑说：“不对，夫妻还没对拜呐。”我又喊：“再加一个，夫妻对拜！”在大家哈哈大笑中，安菊和成子相对鞠了躬。不知谁在后边推了一把，二人的头咚地一声碰在一起，引起一阵更大的笑声。接下来夏姑拿来两个大碗，一瓶白酒咕咕咚咚倒进碗里，每人轮着喝一口。什么菜也没有，辣得眼泪都流下来，那时我还不会喝酒。
　　 我自认为做了一件大好事，没想到却给自己招来了麻烦。
　　 第二天一大早，我听到外面传来很大的吵闹声。出院一看，在成子的家门口几个人打成一团。只见安菊的堂哥安豹骑在成子的身上，挥拳猛打，安菊拉着安豹的一只胳膊又哭又喊。安菊的爹安二叔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正跟成子的爹对持着。我跑过去拉开安豹，大声说：“别打了，要出人命的。”安豹又踢了成子一脚，才不情愿地喘着粗气站在一边。安二叔对我说：“胜子，这事你别管，你也管不了，我非打死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安菊披头散发地对着他爹喊：“你还要怎么样！要打，打死我吧，反正婚也结了，你就当没我这个闺女吧！”气得他爹举着棍子跑过来。我赶忙上前拦住他，一个劲地劝解。安二叔把棍子一扔，对安豹说：“走，不管她了，丢死人了。”安二叔气呼呼地走了，安豹指着成子说：“你敢不让我妹回家，我打扁你！”看着安家爷俩走了，我的心里好不是滋味，这是怎么啦，至于吗？我决定要问个明白。
　　 出工的时候，我向一块干活的村民打听这事，可是谁也不跟我说，只是摇头，让我少掺和。可是越是这样，我越想弄明白。晚上收了工，我拿上半包没吸完的黄金叶烟，走进安二叔家的院子。安二叔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他小时念过书，有一定的文化，爱和我在一起谈天说地，还会背一些毛主席诗词。他的农活技术在队里是数一数二的，我刚来的时候没少教我。由于我的努力，他常夸我在知青中是最有出息的，因此我把安二叔当师傅一样对待。
　　 我走进屋，看到安二叔气鼓鼓地坐在那里吸着旱烟，看我进来斜了我一眼，也不和我说话。我笑着问：“安二叔吃饭了吗？”安二叔把旱烟袋在鞋底子上啪啪磕了两下，说：“气都气饱了，还吃饭！”我拿出黄金叶烟，抽出一支，递到安二叔嘴边，说：“别生气了，二叔，我不是不知道吗！”安二叔嘴角动了两下，把烟接过去，我赶紧用火柴给他点上。安二叔吸了一口烟，这才示意让我坐下。我问到底怎么回事，安二叔想了半天，才一五一十对我讲了起来。
　　 原来，安二叔打根上瞧不起成子一家人。说从成子爷爷那一辈起就是村里的混混，把祖上的几亩地全卖吃了。到了成子他爹这辈，成了全村最穷的人家。土改时分了地，他给种的草比庄稼还高，要不是有了生产队，一家人喝西北风吧。这样的人家安菊怎么能嫁？安菊她妈死得早，是安二叔一把屎一把尿把安菊和她姐拉扯大。姐姐出嫁了，剩下爷俩一起生活。本想等安菊大些找个合适的人家嫁了，做老人的也就放心了，谁知安菊竟和成子好上了，怎么劝说也不听，还瞒着安二叔自己把结婚证领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安二叔说到动情处已是老泪纵横，我也跟着难过起来。
　　 可是事情已经这样了，能有什么办法。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能安慰安二叔的语言，就信口说道：“儿孙自有儿孙福，也许将来他们过得比你还好呢，您就别操心了。”“说得轻巧，那福能从天上掉下来？那得靠干，靠几辈人的积攒，就他们家？哼，想都别想。”安二叔又来气了。我无话可说了，就岔开话题：“您不是没吃饭吗？我正好也没吃，您说吃啥，我来做。”安二叔说：“得了，还是我来做吧，你等着马上就好。”安二叔说着出去抱柴火生火做饭。那一天我和安二叔一起吃的玉米糁粥，边吃边拉着家常。我说：“您也别生闷气了，看气坏了身子，事情既然这样了，由他去。您没看安菊铁了心要和成子好，您总不能棒打鸳鸯吧。再说，成子这小伙子不错，和他爹不一样，您说是不？”总算有点收获，安二叔答应不再管安菊的事。
　　 从那以后，再没见到安菊来队里干活。成子和他爹分了家，抱着床被褥，在外头找了一间房，小两口自己过起来。半年以后，安菊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安二叔一直也不去看，还是安菊她姐姐偷偷跑来送了五块钱和几斤小米。听说姐姐看了他俩的惨样，抱着妹妹哭了好一阵子。
　　 成子也变了，变得少言寡语，只知埋头干活。秋后大队组织人到建筑工地打小工搞副业，成子急着报了名，穿着一双漏着脚趾头的布鞋走了。为了每天挣那一块钱，连续干了三个月，到快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了，回来时娃娃脸变成了刀条脸。刨去自己吃饭花的钱，成子交给安菊三十八块钱，还给孩子和安菊各买了一件新上衣，而自己一分钱也没舍得花。这是后来夏姑告诉我的。因为那时候父母来信叫我回去和他们一起过年了。
　　 春天到了，麦苗一片青绿。我和安二叔几个人扛着铁锨去给麦地浇水。机井的水顺着渠沟流过来，我们挖开地头的田埂，让井水流进地里。这时我远远看到安菊领着儿子从大渠走过来，我忙对安二叔说：“看，你外孙。”安二叔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干活，一句话也不说。回去的路上安二叔悄悄对我说：“晚上你把孩子接到我家，让我看看行不？”我说：“想看就直接去他家看，不就得了。”安二叔瞪我一眼：“这孩子，咋不懂事理，就算给你二叔帮忙，去不去？”“去去，我去。”我心里好笑，这老头，想看孙子还爱面子，看来这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哪。好事，事情有转机。
　　 我匆匆吃完晚饭，拐到供销社买了两毛钱的糖，又走到了安菊住的地方。见小两口正在吃饭，我拿出糖块逗着孩子玩。安菊两口子都站起来，问我吃了没有，我说：“吃了，你们快吃饭吧，我带宽宽出去玩玩。”成子的儿子叫宽宽，刚会走路。我抱着宽宽来到大街上，拐了个弯，走进安二叔家的院子。进到屋里，安二叔已迎到门口，他张开两臂把宽宽接过去，没说话眼泪就在眼眶里转开了。我赶忙退出门外，说：“我在外面转转，你们爷俩待一会儿。”我在院里的条石上坐下来，看到小院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两只鸽子在房顶上咕咕地叫着，一棵桃树上粉红色的芽苞已经疙疙瘩瘩挂满枝头。这是安二叔精心嫁接的“五月鲜”蜜桃，全村也只有这么一棵，想必今年宽宽有桃子吃了。
　　 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在宽宽两岁多的时候，成子出事了。他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掉下来，把脊椎骨摔伤了。在县医院住了三个多月也没好利索，回到家继续养着。我去看他的时后成子哭了，那次叫安豹骑着打也没见他流泪。成子说：“咋办呐，我要瘫在床上，安菊和宽宽咋办？我咋这么倒霉呀！”我说：“有大队和生产队照顾着，怕啥？别瞎想，没事，会好起来的。”成子说：“你不知道，有人在看我们的笑话，说安菊瞎了眼，嫁了我这么个窝囊蛋，我真想争口气，让安菊过上好日子，可老天爷也整治我，我是不是就不该和安菊结婚啊？”我说：“没有的事，天灾人祸只是巧合，哪有什么老天爷，你还迷信呀。”安菊说：“听听人家胜子哥说的多好，你就是一天到晚瞎想。有我在什么也别怕，就是要饭，我也能养活你。大不了多歇些日子，等你能下炕了，在家看着宽宽，我去下地挣工分，日子一样过。”安菊嘴角抖动着，眼圈有些发红。我被眼前这个个子不高，看起来弱弱的女子的话震惊了，感到她身上有一股常人没有的勇气和坚定。我又安慰了成子几句，转身走出了那间小屋。我要去和安二叔说说，让他知道知道这些事。
　　 过了几天，安二叔让我和他一起给安菊俩人送去一小袋白面和十块钱，还给宽宽买了虎头帽、虎头鞋和一身新衣服。到了安菊住的地方，老头站在院门口，就是不进去。我把东西拿进屋，告诉他们安二叔来了，等安菊走出门叫了一声爹，安二叔早走远了。
　　 我就想，天下做父母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总想给他们的路铺的平平的，把他们的将来安排的顺顺的。可是孩子们也有他们的追求，有他们的愿望，老人想的和孩子们想的总有不一致的地方，这就叫代沟吧。其实该飞出去的时候就叫他们飞吧，孩子的翅膀硬了才能飞得高、飞的远。这也是做父母的心愿。
　　 我下乡插队三年，最后还是返城参加了工作。离开村子的时候乡亲们前来送行，安菊领着宽宽跟成子一起送我到村口。安二叔没有来，昨晚我俩已经聊了半夜。他还是不肯见闺女女婿，只认外孙子。他说心里的疙瘩还没有解开，以后再说吧。他嘱咐我，一定要听父母的话，等你们老了的时候就什么都明白了。我挥手和乡亲们告别，坐着队里的马车赶往火车站，很少流泪的我也流泪了。
　　 看着眼前朋友女儿豪华的婚礼，想起在那小屋里成子和安菊结婚的情景，我感慨万分。愿天下有情人都幸福快乐吧！愿天下做父母的都如愿以偿吧！还是安二叔说得对，幸福是靠干出来的，是靠几代人的积攒堆积起来的。我们要珍惜今天，努力去创造明天，让幸福日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