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五兄弟，大伯、二伯被抓了壮丁，后来就再没有回来，也毫无音讯。那年台湾开放对大陆探亲，父亲还指望着说：“如果你大伯二伯还活着，也许就会从台湾回来。”但后来邻近村子陆续有逃往台湾的人回家探亲，却一直没有大伯二伯的消息，父亲最终就断了念想。“也许真死在战场了，尸体都找不回来！”父亲常常生出些感喟。
　　 死去的人总让人生出许多念想，活着的人却常常争吵不休。
　　 大伯、二伯已经死去，就留下了三伯、四伯和父亲。父亲是最小的。
　　 死去的人故且不论，我也从不问名讳。三伯、四伯和父亲，他们分别叫清江、清河、清湖。照此类推，大伯、二伯应该叫清洋、清海什么的。但我从来没打听过，父亲也从不跟我提起。死去的人需要清静，经不住念叨。更主要的，是我这故事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
　　 在这里，我只想告诉大家，我姓宁，叫宁松。
　　 我那时候还小，不谙世事。但听大人们议论，说三伯本份，父亲违拗。四伯当着生产队长，官不大，但全队百数号人、三几十户人家，都得听他调派安排。队上的事，若是安排到父亲头上，父亲总会说：“干嘛这事不派别人？”而若派到三伯头上，三伯从来都不吭一声，也不推脱。三伯话少，做事总是默默的。为这，四伯常常跟三伯走得更近。而跟我们家，却越疏越远。也为这，母亲常常跟四伯争吵，说四伯什么事都只顾着三伯，从来没考虑过我们。
　　 那年，我九岁，小学念到三年级。一天，母亲找到四伯，跟四伯要求从队上要头牛给我放。四伯说我还小，看不住牛，又说：“现在队上也没有剩下来没人看的牛呀！”
　　 母亲说：“那就让那些家庭劳动力多，还有小孩放着牛的，留一头出来给我们家放。”
　　 四伯说：“人家孩子大，你家孩子小呀！总不能让人家大孩子闲着，而让你家小孩子来放吧？”
　　 母亲说：“那你就看着我们这没劳力的家饿死呀，我们一家七口，人口多劳力少，每年年底结算下来，都要欠着一大笔口粮账，这账我们哪辈子才能还得上呀！”
　　 一家七口，人多劳少日子紧巴，母亲从来没有叫过苦。在家五个孩子中，我是老大，随后一溜的弟弟妹妹。
　　 听凭母亲好说歹说，四伯就是没有答应。后来这事让三伯知道了，三伯就主动找到四伯，对四伯说：“把我家春四放的那头牛，让给他们养吧。”四伯这才做了个顺水人情，把三伯家养的那头牛，移交给了我们。
　　 这事后，母亲常常念叨三伯的好。母亲说：“还是你三伯人好，能顾着咱家！”其实不光母亲觉着三伯好，队上的人都这么觉得。他们都说，三伯人好，啥事都不计较。
　　 春四是三伯家的小丫头。三伯一家六口，五个壮劳力。就春四最小，比我大两岁。
　　 自此，我也终于放上牛了。于是天亮早起，天黑晚归。每天早上上学前、下午放学后，我都要去放一阵牛。这样，一年也能挣下几百个工分。
　　 一天，我放牛时跟伙伴们玩，没留意，牛就溜下山吃了山下坡地的麦苗。山下一直有人在喊：“牛吃麦子了！牛吃麦子了！”我却没有听到。等我后来打听到了，牛已被四伯牵回家了。为这事，四伯要扣掉我五个工分，予以处罚。母亲不让，于是他们又吵起来。
　　 母亲说：“你可真狠得下心！孩子顽皮，没留意牛溜下山偷吃了几棵麦苗，你就要罚掉他几个工分。你可别忘了，他是我孩子，也是你侄子！”
　　 四伯说：“我不能因为他是我侄子就不罚他，不处罚我如何服众？不处罚以后每个人做事都同样的不负责任那岂不就乱了套了！”
　　 母亲听了后就撂下一句，说：“你可真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呀！”没想到，母亲也能说出这么两句。
　　 母亲说完了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母亲不解气，就把我从家里拉了出来，拉到四伯跟前，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两下，说：“都是你这不争气的破玩意儿，让我在人前受气听话！”说完就把我往四伯跟前一推，对四伯说：“这人我交给你了，杀了剐了你随便吧，反正都是你宁家的人，又不跟着我姓何！”
　　 母亲姓何，名叫何家珍。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四伯什么也不再说，便默不作声的回到了自己家里。但尽管母亲如何闹，我最后还是被扣掉了五个工分。用母亲的话说，自从你四伯当上这个生产队长，从来就没护着我们，反而处处压着我们。这话我听着不怎么明白，但后来也渐渐理解。
　　 尽管终于要了头牛放了，但也增加不了多少工分。对于全队唯一一个人口最多、劳力最少的家庭，我们家一年的收入，依然难以平衡支出。年终结算下来，我们家依然是全队欠账最多的一个。于是，在年终最后一次分发口粮的时候，队上便扣下了我们家的口粮不予发放。
　　 这事急坏了父亲，父亲向会计求情，说：“你就先把粮食给我分了吧，至于欠下的账款，容我来年想办法还上。”
　　 会计说：“这事我没办法平账呀，队上可不能老为你记着账。”
　　 父亲听了就说：“那你们就看着我辛辛苦苦一年，到年头拿不回一粒粮食活活饿死呀！”
　　 会计说服不了父亲，就对父亲说：“那你去问队长吧！”
　　 父亲找到四伯，四伯听了却只撂下一句：“不行，你自己想办法吧。”
　　 正当父亲急得不行的时候，三伯说话了：“把他欠下的账目，记在我的进账上吧，队上该付给我的，我来年问他要就行了。”
　　 这样，父亲才终于领回了我们家一年的最后一次口粮。三伯家劳力多，每年都是全队收入盈余最多的家庭。我们家欠下的账款，就这样转到三伯的户头上。为此，母亲常常告诫我们，让我们长大了一定别忘了三伯的好。
　　 母亲记怨，也记恩。但尽管母亲如何记怨，母亲跟四伯的每一次争吵，父亲却从来没有参与。也许他们毕竟是兄弟吧。但有时候，我也看得出来，其实父亲也有些不快，他也不满意四伯的某些作为。
　　 每年开春，队上都要放炮炸一批石头，然后烧成石灰，洒在翻耕后的水田里。那一年，四伯让父亲去炸石头，父亲不去。父亲说：“累活、危险活就想着我了，好事咋从来没想到我呢！”末了就补充一句：“你让别人去吧！”
　　 四伯说：“我安排你了，你不去，我又回头去安排别人，别人能答应嘛！”
　　 父亲说：“那你平时做出的那些个事，你就没想想，我是否也会答应呢？”
　　 俩人正吵着，三伯来了，三伯说：“别争了，我去吧。”说完就领了锤子、钢钎和炸药，离开了。也不理睬他们谁对谁错。
　　 三伯带着队上另外两位后生去山上采石。忙到收工，他们一共凿了三口炮眼。他们分别往炮眼里填上炸药，然后每人负责点燃一炮。三伯跟其中一位把炮点着了，另外一位却怎么也点不着。他是位新手，还有些紧张。三伯跟另一位点着炮离就开了，他才跟着急急地离开。他们都退到安全的地方，炮终于响了。但他们都只听到响了两下。三伯就问旁边那后生：“木生，你点着了没？”
　　 木生说：“好像是点着了！”他自己也不敢肯定。
　　 三伯就说：“可能是哑炮了！”
　　 他们又等了一会，炮仍然没有响。三伯说：“我去把炮重新点上。”说完就往回走。可当他往回走出不远，炮忽然就响了。一块石头飞了过来，正砸在他腿上。他没能再站起来。 父亲知道后，连忙赶到山上，把他背了下来。背到医院，医生看过后说：“腿倒是能保住，只是骨折了，以后恐怕只能瘸着腿走路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父亲一直很愧疚。毕竟三伯是顶替了他去炸石头放炮的。四伯心里也不好受，为了队上的事，他让三伯伤了一条腿。为此，他们俩心里一直很负疚，总觉得像是欠着三伯什么似的。
　　 后来，我念完高中，回到家也成了家庭的一个劳动力。但还不是一个全劳力，比一等的男劳力少两分（一个一等男劳力日工分是十分）；比一等的女劳力多五厘（一个一等女劳力日工分是七分五）。我的底分是八分（也就是劳动一天得八个工分）。但也总算成了我们家除父母之外的又一个劳动力，总算也能为父母分担点负担了。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家庭来说，我们家在队上的收入仍然是最低的。而三伯，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家中六口人六个全劳力，仍然是全队挣工分最多的。至于四伯，尽管家中两个女孩都还没成为全劳力，但毕竟家里人口少，所以在队上的收入还是保持在中上水平，稍有盈余。
　　 就因为这种不平衡，最后发生的一件事，才让母亲记恨了四伯一辈子。
　　 就在我成为“劳动力”的第二年，还没等我成为一个正式劳动力（底分还不到十分），全国各地就开始土地承包了。于是在一片分田分地的浪潮中，我们队的各家各户也纷纷要求把田地分了。但在最初的分包中，上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田地分配制度，便任由各生产小组自己决定。于是尽管周围各村都按人口分了田地，但四叔却提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分配方法。说：一半按人口，一半按工分（即工值底分）。为此，父亲坚决反对。因为这样，我们家就会在人均田地的基础上少分很多田地。母亲当时就指责四伯说：“你当这个队长都让我们吃亏一辈子了，你还想让我们吃亏到什么时候呀！”但最后，在全队大会表决上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情况下，四伯还是独自拍了板。
　　 结果，不到一年，上面就明确了按人口分配的土地分配制度。但因田地不宜作太大调整，退回给我们的田地便都是些边边角角了。当然，田地退出最多的自然是三伯。
　　 对于四伯这种明显偏私的做法，母亲记恨了一辈子。
　　 那一年，四伯病重。临死前，他把父亲叫到跟前，对父亲说：“我当队长这些年，确实让你吃了不少苦，你就别计较了。孩子们大了，也别再跟他们提起那些事。至于那年分田地，我之因为要那么分，是想对三哥作出些弥补。毕竟他那条腿，是在我当队长时伤的。我欠着他！”
　　 父亲听了，没有吭声。母亲却在一旁哼了一声，说：“你要弥补，你弥补就以我们的损失作代价？”
　　 四伯听了，就叹了口气，没再吭声。
　　 四伯出门那天，母亲不让我们去送。母亲心中的那个疙瘩，一直还没有解开。这事三伯知道了，就过来劝母亲，他对母亲说：“人都死了，还计较什么呢，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的，谁最后又争下了什么！”
　　 在我对三伯的印象中，这是他一生中说话最多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