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一到周五，基本上是在富田路的图书馆度过的。
　　 去富田路的图书馆，有多条路可去。出砚池塘，右折往安远巷走旱西门，过马家桥，往西站方向过来，可到富田路。这路最远，也最烂，不好走的。去图书馆我没有走过这条路。出砚池塘左折，过木货街，入伞铺街，到四牌路，出老南门，走都梁路，左入乐洋路，到了正一大酒店口子上，继续往前走，没走多远就来到富田路的岔路口，过国土局，再走几间有着卷闸门的铺子，就可以看到图书馆的玻璃推门了。这条路比从马家桥走近得多，但还是远，我只走过两次。是因为要去乐洋路有事，才走这边的。
　　 出砚池塘右折入寿福寺巷，寿福寺巷，其实就是过去的猪厂街。猪厂街这个名字不大好听，现在就改为这个好听的名字，只是给从小就出了远门的人，回来走这条巷子时，就会发生疑惑，是不是走错了，怎么不是猪厂街呢？猪厂街，和安远巷，都是改了街巷名字。安远巷以前就是王坊巷。现在改成了安远巷。难道王坊巷也不好听吗？要改成安远巷？
　　 猪厂街是我小时候走得最多的一条巷子。这条巷子里，有太多的熟人，太多的儿童印象，也有与我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亲人工作的单位所在。像以街名命之的寿福寺，就在这条巷子的东头，这是父亲所在的木工厂单位原来旧址。后来，木工厂搬到了城外的月光岭去了。寿福寺成了民居，寺里的格局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天井，原来的戏楼，原来的回廊，都拆掉了，建成了三层楼房。连原来的木工厂的门口也找不到了，这里已经有一幢长长的三层砖楼横亘在这里，挡住原来的木工厂的门口，也挡住和阻隔了我对这地方的许多记忆。
　　 那时候的寿福寺，有青色条石大拱门，有很大一块青石头的地面，里面的天井，是鹅卵石砌成的坪坪。坪坪上堆满了粗长的原木。原木日晒雨淋，树皮被水一浇，就有蘑菇朵斜逸旁出，似小人国里的妖姬公主手里的小花伞一样，连伞把把也是勾勾地袒露在外面。只是打伞的小公主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我去厂里看父亲上班的时候，最喜欢踩着滚滚的原木，踩到堆堆的最上头，高高地站在那里，伸出老长的脖子，往寿福寺的戏台子上面看。其实什么看不到，当年那些化着浓妆，走着莲步，舞着水袖，打着圆场，唱二郎砍柴，唱《珍珠衫》的花旦到哪里去了，那些白脸黑眉，戴着相公帽子演《打渔杀家》、演《乌金记》的花脸和小生都跑到哪里去了？耳畔也静寂无声，再也没有急骤滚动如马蹄得得的出台鼓点从台上倾泻下来。两边的回廊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
　　 只是在廊栏上晾着男人的衣裤。那是木工厂的单身职工，住在回廊的小间里。晚上，他们从廊栏上掏出小弟，就往天井里撒尿。这些只会木工活的粗人，三句话不离本行，白天扯墨线锯木料，晚上往天井里撒尿，也将撒尿动作戏称为吊白墨线。只是白墨线从来吊不直，总是弯弯的。天井坪坪里的原木上的蘑菇长得这么茂盛，原来是他们的功劳。
　　 久晴不雨的天井里，那能把人薰个半死的尿臊气，在寿福寺里弥漫不散。坏事的年轻的木匠师傅们，把白墨线竟然吊到了原木上，解开的木料里，竟然也有一股尿臊气，影响产品销售。白墨线吊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厂里的头儿就出来干涉了。头儿们命人马上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小便，违者重罚！牌子插在寿福寺的回廊下面的天井边上，非常醒目。头儿们还在天井里发声猛喊：从现在起，哪个狗卡俩出来的家伙从楼上撒尿下来的话，老子就把他的屌把连蔸蔸一起切嘎下来！不管是哪个，老子说得到做得到！
　　 头儿们出来干预，果然有效，住在戏楼上的小伙们，从那天晚上起，就趿拉着木拖鞋，呱达呱达地下楼去公共厕所解手啦。木工厂的师傅们，都有一双甚至好几双木拖鞋，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这些拖鞋，用的是厂里上好的椆木做底，用厂里锯机废弃的传送带做面，把带子钉在椭圆形的木板上，就成了一双拖鞋。武冈话称拖鞋叫俩俩。俩的第一个念阳声，第二个念去声，听起来很怪很痞一样的。因为这个音武跟男女做爱的动词联系上了，是一个发音。武冈人称爱爱，也叫俩的去声。俩俩称呼于拖鞋，也是很形象的。拖鞋都是成双成对的俩儿，称拖鞋为俩俩，既生动，又贴切，而且很亲切。好久没有说拖鞋为俩俩了。在那边说话，都跟着北方人卷舌头，打北方的官腔，差点把南方的俚语都忘光了。这时个想起了俩俩，一股温馨之情油然而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的语言。语言的地域性，注定它是为当地人服务的。方言带着一方水土的特有泥香，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一说起它，就感觉到仿佛进入了故乡的老屋，扑进故土母亲的怀抱，有着一股特有的亲情感与皈依感，让人感动不已。同样一个意思，用方言来表达它，其感情色彩就丰富多了，灵性多了，接地气多了，让人听起来特别熨帖，特别入耳，特别来神。我想，方言之所以这么有魅力，这么有韵味，这么让我们觉得有意思，让人说之不厌，听之不厌，就是因为它太鲜活了，太生动了。它是生长在故乡土地里一株株生气勃勃的青苗，话一说出口，就像一株株刚刚离土的苗苗，带着泥土的鲜香，水灵灵、活泼泼的态势，让你喜欢得不得了。
　　
　　 二
　　 我记起来了，木工厂就在寿福寺戏台子下面建起了车木车间。车床是父亲和其他人一起土法上马建起来的。几台皮带马达带动车床的旋轴，轴上装着刀片，工人师傅摇着车床的摇把进刀，把一根根圆木车去了树皮，车去了多余的木料，车出了带一圈圈花纹的圆脚腿，车出了一个个圆型的盘盘，还车小型的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那个头高高的小伙到哪儿去了？我有年回家守年，吃过晚饭，去厂里耍的时候，碰上他站在车床面前车圆木。他一边开床子一边向我打招呼。
　　 旁边有一个穿棉衣的女孩。她也同我打招呼。因为车间烧了一堆柴火，女孩坐在火边，烤出一脸的嫣红，显得脸上有红有白的，尽显少女媚态。我听父亲说起过，这个小伙姓林，下过乡，进城后就进了他父亲所在的木工厂车圆木。女孩呢，姓朱，是木工厂厂长的女儿。父亲的意思，叫我去厂里看看这位姓朱的女孩，父亲的意思是想我和她谈谈对象呢。可我仅仅只见了这个朱姓女孩一面，此后就很快离开了武冈，回到邵阳单位上班了。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她，下次回来，父亲也没有向我提起过此事，父亲的意思因此就歇了菜。姓朱的厂长，我还记得他的样子，冬天戴顶单呢帽子，白脸黑须，下巴的胡子楂很粗很扎人的样子，透露出一种不苟言笑的威严。朱厂长说一口不是武冈城里人的话，说的是一口拗拗话，不大好懂，不知是从哪个乡下来的。一个几十人的小厂子的头儿，也不大好管事。朱厂长成天拧着眉毛，两条卧蚕眉纠结成了疙瘩。那时候的头儿清廉务实，小厂子的人眼睛都盯着头儿，一把手也不敢有什么轻举妄动。木工厂是集体所有制，属于二轻系统，有上面的婆婆妈妈管着，船小也不好调头。武冈地处偏僻的山区，木工产品的市场拓展不开来，工厂难以维持下去。记得那些年月里，只有打禾那一段时间忙，工厂生产打稻机，出多少台就卖多少台。除了打禾那些日子，其他时间都处于淡季，活儿不是很多。都是一些小批量的活儿，满足当地人的需要。木工厂的前辈职工，都是从旧社会里过来的，一张马凳，一把锯子，就可以自立门户，打家具，卖木器，可以维持自己一家的开销。这些个体手工劳动者加入木工厂之后，一时难以适应工厂管理，都想着搞单干，自己弄钱，自由自在。厂子人少却心不齐，这样的单位，确实不大好管理的。
　　 父亲在厂里算是个能人了吧，但厂里还是有人说父亲的闲话。说父亲出差的机会太多了，厂里要搞新产品了，就打发父亲去外面取经，父亲的脚步踏遍了各地的山山水水，除了新疆、西藏、内蒙、宁夏几个偏远的地方没去之外，内地基本上都走了一个遍。他们还讲父亲太自由了，没人管他，头儿都护着他什么的。说得父亲都来气了。父亲接的活儿都是独门活，非他莫属。像写招牌，写语录，刻立体字，锯铜字木字什么的，都只有父亲奈得何，其他人都无法接。又如大型油画，县城里有专业的画家吧，可那时候上面没有去找那些吃专业饭的画家，而找父亲独立完成大型油画制作。
　　 二轻系统办大型展览，也叫父亲出山，调父亲出来，参加展览筹备工作，布置会场，写展区的前言后记牌子，画一些美工之类的画什么的，都是父亲一手制作的。每年，父亲还被抽调到邵阳地区，参加邵阳二轻系统的大型展览筹备工作。在我看来，父亲竟然一生局促于一个小小的木工厂一辈子，真有点屈才了。他也属于郁郁不得志者，没有一个相应的平台，让他有着更好的发挥。父亲的境遇不好，当然影响到我们一家子。父亲自己不善于抓住机遇，白白丧失了好多的机遇，一直在糠箩里打转转，跳不出来，本来有米箩让他蹲的，他却失之交臂，永远与之无缘。父亲的性格其实也就是我的性格，我这一辈子也像父亲那样，糊里糊涂地过，不会改善自己的境况，不会选择好的发展平台，招工到哪个地方，就一直蹲在那里不挪窝。环境决定人的发展，我所在的环境也就束缚了我的发展。所以，我这一辈子跟父亲比较起来，也差不多一样的，没有多大的造化。
　　
　　 三
　　 木工厂在寿福寺开厂的时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厂里建有食堂，有澡堂。每天上下班按时敲钟。满头白发的赵老头，是木工厂的伙头师傅。他得去附近的井眼边挑来水灌满厨房里的大皇桶，还得给机锯挑冷却水。厂里只做中餐，开饭的时候，赵老头去敲钟。那钟其实就是一根很粗的铁管子，挂在厂门口进去不远的梁角上。赵老头踮起双足，举着手中的锤子，轻悠悠地敲打铁管，清脆的敲击声音从老头的锤子底下嗡地弹跳出来，套着一圈圈的音环，像水的涟漪一样在厂区扩散回荡，还飘出厂外，连整个猪厂街上的人都能听得到。街上的妇人听到赵老头敲打的钟声，会着急喃喃地说，何得了咯，就到十二点开饭时间了，我家务还冒搞清场呢！
　　 就在寿福寺戏台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空空的架子屋，没有围墙，只有几根柱子支起屋顶，里面摆满了油漆的柜子桌子什么的家具，地上满布刨花和木渣，只是这里的刨花没有车木车间的干净，沾有油漆和擦拭的痕迹。这里就是木工厂的油漆组。父亲就是属于油漆组的人。每天到这里报到，从这里领到原料，然后开始一天的油漆手工劳作。父亲绘画巨幅油画，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油画的架子扎在油漆组的入口，旁边有一个厕所。父亲在作画的时候，身边时常有人去上厕所时路过，他们叼着烟头，一边向父亲靠近，一边眯缝着眼睛看父亲已经完成的油画形象，说画得真像。还有的师傅解完手出来，一边扣裤扣，一边站在父亲身边，递给父亲一根烟，就这么站着聊了起来。
　　 我去木工厂时，只要碰到父亲在作画，非得站上好一阵子，直到父亲反复催促我回家做作业了，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父亲以及父亲的油画，往家里走。而如今呢，不仅父亲不在人世了，连寿福寺的整体建筑都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栋三层砖楼，以及一个小四合院子，寿福寺原来的戏台子以及回廊都拆除了。只是小四合院保留了原来的天井。这天井里，原来是堆满了一根根大圆木，而现在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坪坪，在坪坪在里边，修了一个公共厕所，格局完全不一样了，住着的都是一些陌生的男女，没有一个熟面孔的人。
　　 那些曾经朝夕生活在这里的人，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命运后来怎么样？已经无法得知他们的消息，这些人像秤砣一样，永远沉到了水中，不见踪影。又像一把把鱼苗，从上帝的手中一撒出，落进了时光的流水之中，就因为水阔鱼沉，再也看不到鱼了。如今木工厂的人还与我们有联系的，唯独只有陈义雄一个了。
　　 义雄是我父亲的徒弟。父亲众多的徒弟中，只有义雄没有忘记师傅之恩，在师傅死去之后，仍然与师母通着往来。虽然这种往来一年仅有一次，正月初一这一天，必定是义雄上门给师母拜年的日子。义雄来我家的门拜年，有时是自己一人来，有时是和老婆一起来。义雄残了一只左手，左手的手腕关节处是天生的残疾，导致左手心往里卷曲着，无法伸直。武冈人称这样的手叫垮垮。第二个垮要念去声。垮垮引申义是泛指手残了的人，同样冠以姓，如张垮垮，李垮垮云云。义雄就是这种垮垮，但也是极少有人称他为陈垮垮。他也是一个被人称道的有志的人。他仅有右手可以做事，却用这只手养活了自己和老婆孩子。老婆还是一个很贤惠很漂亮的女子呢。女儿也很有出息，在长沙买房买车生子，现在，义雄都做外公了。陈义雄的老兄陈芳才，也是木工出身，在木工厂里木工技术数一数二。八十年年代里，陈芳才还来过我家，为我打制过结婚的家具呢。我家的天井和堂屋里，摆开了好几条长长的马凳，为我做床做柜子做椅子什么的。几个木匠师傅中，就有陈芳才。芳才说话轻言细语，不慌不忙，遇事冷静沉着，待人宽厚仁慈，在木工厂里，口碑不错。这样的人，迟早会被上面发现的。果然，陈芳才后来从马凳上直接走上了领导岗位，当上了木工厂的一把手厂长。可陈芳才如今也早死了，竟然走在他父亲的前头。陈的父亲九十多，快满百才无疾而终，陈芳才才六十多一点就走了。如今陈家只有陈义雄这个儿子在世。义雄义雄，真不愧是仗义讲义气的雄儿。自从拜我父亲为师学油漆手艺之后，义雄就开始过年上我家的门为师傅师母拜年。一拜就是几十年了，没有间断过一年。父亲，作为义雄的师傅，都走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里，义雄也年年上我家来拜年的。每次上我家，给师母买点补品。一包桂圆，一包奶粉，一包饼干什么，几十块钱的，东西不那么多，但贵在徒弟对师傅敬仰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