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和笔友聊天，她向我说起写作的人都特别虚伪，我不认同。写作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除了专业作家、业余写手以外，还有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商业写作、八股文写作等等。我承认某些写作的领域，比如说新闻记者、纪实文学作家、企事业单位的内刊撰稿人，他们写的虽然是真实的事件或报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真实感。当然，这不是媒体人的错，因为每个行业都有相应的从业人员适应规则，无论你所从事的职业多么高端大气，都要适应行业内的规则。关于自由撰稿人，虽然“自由”两字挂在名称里，可是他们却是最没有“自由”权利的写作者。各种原因大伙心知肚明，我在这里就没必要延伸叙述了。他们比起撰写策划报告和八股文的人来说，唯一的优势就是不用担心丢掉铁饭碗，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铁饭碗可言。
　　 那么多关于写作的群体当中，也仅有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散文家、小说家、诗人）可以说显得不是那么虚伪——对不起，原谅我说的没有很深刻。他们不是没那么虚伪，而是根本就和虚伪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那些扎扎实实、脚踏实地搞文学的人们，他们这辈子注定和虚伪无缘——除非哪天他们觉得累了，想彻底离开这个圈子差不多。散文家以他精致优美的语言歌颂生活的真善美；小说家以他犀利的笔锋戳穿社会的罪恶和人性的丑陋；而诗人呢，这是我在本文所要着重阐述的，他们以自由的言辞歌唱世界的本来面目，以普通人不曾拥有的意境揭示生活赤裸裸的真相。而在今天当小说家和散文家都去放任地休息时，我想请伟大的诗人走出来，来到这个别致的舞台上，演绎他们真实的生活。
　　 辛波斯卡曾断言，当代诗人都是怀疑论者，而诗人的怀疑，主要源于自身。的确，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喧嚣的尘世间，更多的人坚定地认为自己应该和诗人或貌似诗人的职业撇清关系，而有些本身就是写诗的朋友，在公开场合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诗人。前些年，我曾经拜访了一位在地区级文联就职的诗人，在他的那间清寒的办公室里，他热情地向我谈起了目前中国文学圈的现状，谈起无名作者写作的艰苦与无奈。临走时，他送给我几本文联的内刊，还有他自己的一张名片。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他给我的那张名片上注满了“某某作家协会会员”、“某某市作家协会主席”、“某某市文学艺术界秘书长”等一系列官方认可的职位，然而我却没有在名片上看到“作家”或“诗人”这样的称谓。我心里有点微小的难过。要知道，我之所以趁着工作之余来拜访他，完全是因为他是名诗人，是和我有着共同追求与爱好的前辈，而不是因为他的某某主席或某某秘书长的身份。在我看来，一百个主席和秘书长站成一排，也没有一位清贫的诗人在我心里的分量更重要。也许像我们这类人注定是生活在世界的边缘的，这个时代越来越趋向于它所占有的利益和权益供给人，这点我心里明白。
　　 诗人的伟大，源于他的创作属于无师自通，更源于他的创作排除了政治或金钱对它的干预。依我的偏见，如果把科学家和政治领袖看成人类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精英人物的话，诗人完全可以排在第三位。当然这里指的诗人应该是在诗歌技艺上孜孜不懈地探求真理的诗歌创作者，他们有着良好的语言功底，而不是那些光会写打油诗讽刺他人或追求异性的“诗坛不务正业者”。
　　 诗人的创作完全属于无师自通，这点决不是我个人哗众取宠，而是事实结果就是如此。朋友，如果你智力超群，并且阅历丰富，把人生最美的青春徜徉在象牙塔的知识海洋里，我相信你和友人的亲密闲谈中也绝对听不到某某同志提到中国有位诗歌教授，专门教年轻人写作诗歌的。倘若你能在自己身边遇见一位诗歌评论家，也足以见得你的学识渊博了。但是，请你记着，诗歌评论家不负责教导别人怎样写诗，他们仅是一场竞赛或一次游戏中的“终极评委”而已。虽然我这样为评论家美言几句他们也不会因此感激我，只是我想通过这些告诉我的读者，学校里并没有教授诗歌创作的人。我们在生活中遇见的诗人，他们不是疯子，不是精神病患者，而是半个天才。
　　 诗人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独立性，这是新闻记者和纪实文学作家很难达到的境界。记得前些年在西藏发生了恐怖分子屠杀拉萨市民的恶劣事件，我有位要好的朋友在省电视台工作，有次回乡探亲时我和他共进晚餐。当时我想起他身为媒体人的身份，结合起目前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于是我便问他，他们电视台是否已经报导了这次西藏的恐怖事件。结果他说电视台没有。我很好奇地追问，那么严重的事情，全国老百姓都在讨论了，电视台怎么能不去报导下呢？后来他告诉我，由于他们电视台是省台，所报导的内容必须是央视或新华社报导过的，省台才可以拿这个话题继续做文章。特别是涉及到国家重大事件或政治敏感性的内容，他们省台更加不能越过新华社而自己去做文章。他的解释让我瞬间醒悟过来，不禁感慨道，原来如此啊！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媒体人光鲜的一面，他们工作时遇到的困难和无奈也是普通人所体会不到的。后来朋友还向我透露，西藏地区由于长期和汉人存在着宗教分歧，因此那边每隔几年就可能发生一些暴乱。但由于很多暴乱规模不大，社会影响力有限，所以很多都没有被报导出来。而这次央视里报导出来的暴乱已经算是比较严重、伤亡人数较多、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次了。而他们台之所以还是谨慎地放弃了报导西藏屠杀事件的内容，主要还是因为新华社没有发布专稿的缘故。
　　 新闻记者在创作上受到的制约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新闻媒体本身就是国家党政机关宣传社会正能量的“喉舌”，它当然不能随便被个人的意见污染——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独立于社会与政党制约的诗人就没有被迫妥协的必要了。您想想看，诗人凭着某种不必要的灵感和才华写诗，虽然这是廉价的劳动——就算这是普通百姓对他们的看法，而有时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劳动没什么价值。可是诗人写了一首一首的诗，而全国的期刊杂志又不多，未成名的诗人很难发表他的作品。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放弃了想要通过发表而受人关注的愿望；当年轻时的野心和欲望都被迫脱下它们的外套后，诗人变得尤其伤感了。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写诗仅仅是缘于自己的爱好或心灵的某种需求，而不是功名和地位。因为古往今来的诗人大抵如此，但丁如此，彼特拉克如此，连普希金和波德莱尔亦是如此。
　　 既然不能顺利地发表，既然偶尔发表后的物质奖励和精神愉悦也不能消除诗人内心的无奈和不满，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去巴结奉承官方的领导呢？既然一切奉承之辞都已经化作云烟了，那么他们就凭着良心和真实的感受去直言不讳吧。这样一来，当“直言不讳”变成了写作的常态，当“正义感”主宰了他言辞的惯性，作为这个文明社会最悲哀的写作者——诗人，他的伟大和价值就在无形中体现出来了。
　　 诗人存在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至将军、政府官员、公务员、金融家、企业老板，下至农民、工人、建筑工人、残疾人甚或“社会寄生虫”（指没有正当职业的人），每一个领域都有热爱写诗的人，每一个领域也都存在着不爱读诗甚至蔑视诗歌的人，这点很正常。写诗的人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许说得直白点，他们就跟爱好旅游、爱好钓鱼、爱好登山或爱好棋牌的人们一样，只不过尽其可能地在做一件自认为非常骄傲的事情。不同的是他在做这件事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还有就是他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提升人类文明水准方面有没有特别的贡献。写诗的人比起旅游者垂钓者而言，他在抒发内心情感的同时，也在向世界传播正义和真理。而这种有关真善美的正义感，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能量。
　　 诗人最悲剧的一点，除了社会认同感的缺失以外，主要还是他所创造的作品不能通过舞台表演或影视剧的形式向公众传播。自从莎士比亚首先将话剧的形式带入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后，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在有生之年考虑向话剧的方面转型，比如海涅、泰戈尔、叶芝，不过他们最终还是以诗人的身份闻名于世的，戏剧只是他们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插曲。当代诗人，更是在抱着对小说家和影视剧作家的层层叠叠的嫉妒中哀叹自己的悲凉处境。的确，这样的处境古今皆有，谁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只能是诗人自己的心态，谁都知道他们不像小说家那样拥有广泛的读者，不像新闻记者那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不像演说家那样有高层次的听众，更不像剧作家那样有一大片痴迷的追随者。诗人有的只是清冷和孤傲的生活，还有就是内心坚守着的对纯粹文学的信仰。在心情压抑的时候请允许他扪心自问一下：“我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要写诗？”而当他冷静下来回答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所有的忧郁和疑惑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请让我们怀着对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崇拜，怀着对林肯和拿破仑的敬仰，以同样崇敬的心情去尊重身边每一位平凡的诗人吧。也许他们只是个耍笔杆子的人，也许他们只会卖弄才华和灵感，也许他们仅仅喜欢聚在一起耍酒疯，而疯够了之后又对着世界大声喧哗。然而，谁又能否认他们当中的某一位，会像一百五十年前的斯托夫人那样，以一支笔推翻了美国的奴隶制。今天的诗人将自己下降到生活的最底层，不是他们自甘堕落，不是他们胸无大气，只是他们愿意以一种卑微的姿态，仰望这世界最真实的一面。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愿意躲藏在虚伪的裙摆下，心安理得地度过沾满荣誉的一生。少数人胸怀美好的正义，却苦于现世的矛盾最终选择了向权势妥协。仅有少数人当中的极少数者，用一支不会说话的笔，向世界宣扬着他的“反抗”。而这部分人既不会被敌人以机枪子弹消灭，也不会被当权者以金钱收买；他们活着，仅仅为了自己的内心而活，为了上帝都无法消灭的勇气和灵魂。看来，诗人早早地就知道了自己的宿命，但是他们仍在生存中创作，在创作中收获，在收获中凋零，在凋零中保持爱的姿势。
　　
　　
　　 2017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