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瘫痪在床时，父亲只有十五岁。
　　 照理在农村，老人必须跟着幺儿过生活，父亲还不到成婚年龄，没家没业，光棍一条。
　　 奶奶被三妈接到家里，两间土坯泥墙屋，大点的一间重新盘了热炕，给我奶和父亲住。
　　 那时家里收回的庄稼秸秆斩碎用来喂牲口，冬天烧炕用的是边角料。虽然用碎料，但也不能尽着性子用。漫长的冬季，热炕是唯一抵御严寒的地方。
　　 我奶大高个，躺在炕上占得地方大，满炕烧热才不叫唤冷。
　　 三妈叫父亲到收过粮食的地里拾掇剩下的干枝烂叶。
　　 父亲本来只吃了半饱，拖着个架子车漫山遍野跑了一上午，烧炕的没扫拾多少，饿得前心贴后心，肚子抗议地咕噜咕噜叫唤着，车轱辘艰难地吱呀吱呀呻吟着。
　　 他气呼呼地蹦到我奶面前，“你就不能归拢点睡觉，占那么大的地，这光地干梁的上哪儿扫烧炕的？”
　　 我奶抓过扫炕的笤帚疙瘩照父亲后背敲了一下子，“你个苕欠（老家骂小孩不懂事），我打死你！”犹不解气，冲父亲啐了一口浓痰。
　　 三妈跑来抱住我奶，神秘地从炕柜里抽出一条喧腾雪白的羊皮垫子，铺在我奶的身子底下。
　　 睡在隔潮保温的羊皮垫子上，我奶冬天再没叫唤过冷。晚饭时不敢喝汤，临睡前也不喝水，她生怕夜里多尿污了羊皮垫子。
　　 奶奶睡着不冷了，大炕就续着隐隐约约的一点热乎气。父亲晚上再不用起来给奶奶换尿布，长期营养不良的瘦弱身体蜷缩在被窝不敢动弹，靠微弱的体温取暖。
　　 我奶瘫在炕上五六年，每天趴在糊着麻纸的窗户前往外瞅，窗户纸被蘸着唾沫的手指头捅得破烂不堪。
　　 三妈用各种碎片片纸糊住破处，我奶就骂，说都是些白眼狼。父亲无法，太阳晴好的时候只好背上我奶到村子里到处悠转。
　　 流经整个村庄的大渠沿边长着棵两人勉强合抱的百年柳树，人们吃罢饭的时候是庄子上最热闹的地方。
　　 我奶最怕孤独，爱去大柳树凑热闹，可是父亲不愿去。
　　 大柳树离家远不说，还靠着渠沿边蚊虫多、湿气重，谝传聊天的老人闲汉居多。
　　 三妈把家里唯一的运输工具—架子车腾出来，铺上一床破被褥，让父亲拉着我奶去趁大柳树下的红火。
　　 父亲把架子车支在人多的稳当地方，就漫山遍野跑着找乐子。
　　 我奶最后几年的日子长长短短叠印在大柳树的方寸之地，她每天都迫不及待去趁大柳树的热闹。
　　 我奶走得时候父亲刚满十七岁，没有瞅下的婚事，家里穷得连片完整的炕席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进门呢。
　　 临走前，奶奶死死攥着三妈的手不松开，三妈趴在奶奶耳边努力听着她时断时续的叮嘱，大意是父亲以后要说的媳妇一定得知道陪老人床，不管模样俊丑。
　　 我的母亲在三妈最后的日子里床前炕头端屎接尿，以对待公公婆婆的最高仪式送走了三妈。
　　 父亲结完婚第三天就离开了家，他六年坚守边疆的漫长岁月，母亲在家里又当姑娘又当媳妇，陪着既是小姑子又是妹妹的大姐一铺炕上滚了六年，还陪着三妈熬过最后卧病在床的疼痛期。
　　 母亲用朴素沉静的方式完成了我奶的遗愿。三十年后叔伯们迁老坟时，奶奶的遗骨隐隐泛着红光，新坟落定，那层红光才渐渐消退。老辈人说，那是德善仁义做到没说的才有的奇象。
　　 我的父亲刚六十岁得了冠心病，住院的时候晚上是哥哥陪的床。
　　 下了手术台的父亲需要不停地喝水，以便及时排出体内因做造影残留的有害物质。
　　 父亲下不了地，只能在床上接尿，他不喊我倒尿，光喊哥哥。
　　 两三个小时内，父亲喝了2.5升的白开水，哥哥不停脚地接尿、洗尿壶，我负责倒开水。
　　 我对父亲说：“让哥哥缓缓，我来接尿。”
　　 父亲瞪了我一眼，脸现难色，咕囔道：“你这女子，咋能给我接尿呢？”
　　 我嬉笑道：“我这女子是你生的，咋不能接呢？”
　　 父亲翻过身不理我，嘴里却道：“这活该儿子干，女子歇着！”
　　 我对哥哥说：“晚上我陪床，你回家去睡，明天还上班呢。”反正尿接完他该睡了，检测仪器有护士操心，没别的事。
　　 哥哥两眼血丝密布，不放心地上下打量着父亲，想找出父亲身上未知的异样，能再他离开之前解决掉。
　　 父亲对我的提议倒没意见，哥哥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他，是很辛苦。
　　 哥哥走了不到四十分钟，又匆匆回来了。他说不放心我晚上瞌睡重，有什么动静醒不过来，最后推来让去的结果是我回家睡觉。
　　 第二天我洗漱完吃喝好才去的医院，刚进病房，父亲就一迭声地埋怨：“你咋才来，看把你哥熬得！”
　　 我抬眼看去，只一夜工夫，本就削瘦单薄的哥哥更显疲态了。
　　 我问了一下父亲的情况，赶紧让他回家补觉。哥哥走了，我父亲口中得知，护士只不过叮嘱一声冠心病人晚上多留意，哥哥晚上隔半个小时就起来趴在他脸上仔细观察一番，确认无恙才又躺下。
　　 结果父亲也没睡好，又不敢吭声。
　　 如此两晚上，父亲硬挺挺地端坐在床上，声音洪亮清晰地告诉我们，他的手术是微创，没有危险期，晚上他要自己睡，无需我们陪床。
　　 我和哥哥对视一眼，又探寻地看向父亲，他闭起双目再不理我们了。
　　 我调好热水坚持让父亲泡个脚我们再走，父亲扭扭捏捏地不让我给他洗脚。他一手扶墙壁，一只脚悬空伸入热水里，冲冲就抽出来，我弯腰摁住他的脚搓洗，他慌慌地抽出脚，抹布擦两把就蹬上拖鞋。我怕他摔倒不敢硬来，只好扶他出来。
　　 哥哥还是不放心，再三叮嘱父亲把呼叫器放在手边，有事立马叫护士。父亲不耐烦地挥挥手，便转身和同病房的病友说话。
　　 手术后输了五天液，父亲便找医生要求出院。主治大夫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笑嘻嘻地让父亲坐下，说道：“我正要通知你老呢，出院了可得保持这乐观的心态啊，有助于加速身体康复！”
　　 父亲狡黠地冲他一挤眼睛，悄声说：“必须得呀，娃娃们都盯着呢，不能让他们再耗在医院耽误事了！”
　　 哥哥学给我听，我不禁失笑，“这老头，人前嘴犟！”
　　 父亲不情不愿地第二次住院，晚上是我陪的床。仗着身体好，我硬是在哥哥出差的情况下，没让母亲搭手，自己一个人不分黑天白昼地守了一个星期。
　　 姥姥只生了母亲一个姑娘。在父亲六年的军旅生涯里，长夜青灯陪伴母亲度过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她尝尽了孤独寂寞的滋味。
　　 母亲中年生了我，决心不让我如她一般身边没有个能说体己话的姊妹，冒着计划生育严抓的风头和高龄生产的危险，要给我生个妹妹。
　　 天不遂人愿，偏偏生了个小子。
　　 弟弟比我小六岁，自小就胖，胳膊腿像藕节似的，肉嘟嘟地趴在我背上，我得两手紧紧扣住才能托住他。我要报名上学，弟弟要我背着他去，母亲气得揍他两下屁股他才肯下来。
　　 结婚后，他和弟媳妇两个80后不愿要孩子，想过自由自在的二人世界。
　　 双方父母苦口婆心，各种战术，迫使他们无奈担起长辈沉重的心愿。
　　 弟媳妇妊娠反应重，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头晕目眩视力下降，乱了弟弟的阵脚。
　　 他在电话里语无伦次，惊惧和无助震得话筒嗡嗡作响。
　　 弟弟的电话无疑是晴天霹雳，搅乱了父母平静的生活。
　　 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了孩子，节骨眼上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怎么能叫长辈们把心放进肚子里等待产期呢？
　　 花甲之龄的母亲有心脏病，平时我打翻洗脚盆都惊得她要吃两粒速效救心丸压压惊。
　　 她一把接过我手里的电话，镇定自若地告诉弟弟：“赶紧住院，降压降糖，大人要紧，别管其它！”
　　 这头刚安顿妥当，她风急火燎地准备好行李，叫大哥直接给她送飞机场，她要亲临现场指挥这场关乎生死的战役。
　　 弟媳妇在医院保胎的一个月，母亲时刻不离左右，晚上住在租来的行军床上，白天倒水端饭、输液拿药。
　　 弟媳妇平安等到临产，母亲叫我去接孩子，说是刚出娘胎的孩子谁第一个接住就像谁。我是家里公认的好身体，自小结结实实的，没病没灾。
　　 弟媳妇生产艰难，宫口一指一指开，直累得产妇精疲力尽浑身汗湿。陪床的我和弟弟急得百爪挠心，有劲无处使，心疼得团团乱转。
　　 凌晨两三点了，弟媳妇的宫口才开了五指，医生也乏了回房休息，留下年轻的助手静候观察。
　　 急红双眼的弟弟头发蓬乱脸颊铁青，我抬手捋了捋他乱糟糟的头发，柔声道：“你先去病房睡一觉，我守着，到时候喊你。”
　　 弟弟木然地看我一眼，站着没动。我知道他不放心弟媳妇，使劲推他去病房，他这样子我也不放心的。
　　 一阵嘹亮的啼哭响彻产房，我小心翼翼地抱着长得抽抽巴巴的孩子，放在称上称重。
　　 “七斤六两！”护士清楚地报数。
　　 我终于忍不住喜极而泣了。
　　 进到病房，疲惫至极的弟弟还在沉睡，我一脚踹在他屁股上，“起啦！”
　　 弟弟一骨碌翻起身，迷茫地四处张望，“生了吗？生了吗？”
　　 我哈哈大笑，递过半边身子让他看怀里的孩子。
　　 男儿有泪不轻弹，堂堂七尺男儿哭得稀里哗啦。他不敢动孩子，生怕把一件稀世珍宝给碰坏了。
　　 我管不了他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叮嘱他看护大人孩子，自己找了个地方倒头就睡。
　　 在医院的三天，弟媳妇体力严重透支，连续睡了两天两夜。我没有出啥力，却比她还疲乏，仿佛卸下千斤重担一般，蜷在行军床上昏昏沉沉睡了两天。
　　 母亲佯装嗔怒，“你个当姐的，咋一点没眼色，和产婆比着睡？”
　　 我伸个懒腰，嬉笑道：“您老家有福了，得着大孙子，还不快跑着伺候！”
　　 “啪”的一声，母亲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快起来，回家炖汤去！”
　　 弟弟抱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姐，回家休息吧！”
　　 说着话，眼睛却没有离开孩子半秒，浑身上下散发着奶爸的温顺平和。
　　 ……
　　 多次陪床的经历，让我对医院不再惧怕了，甚至对冰冷的白色有了独钟的感情。
　　 在这里，陪护的责任不是单纯的尽孝，而是亲情升华的一种方式，对父母含辛茹苦的抚养和生命的繁衍健康有了更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