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深秋的一天，整个下午，我也没能把小背篓捡满。夕阳将我疲惫的身影拉得线条似的，软软地瘫倒在东墙角。
　　 七岁的我放下小背篓，挨着墙角倒出只有半背篓的柴禾，心里暗想，晚上又该被妈骂了。
　　 那年月不知咋回事，大家吃不饱肚子不说，就连烧锅烧炕的柴禾也很少。大人们在农业社整天劳动，捡柴禾就成了我们小孩的事了。家里的柴禾实在接济不上的时候，父母亲就会向队长请一天假上山割柴。鸡叫头遍时，他们就拉上架子车摸黑走几十里的山路，赶天亮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割一天，才能勉强割到一架子车的柴禾。那时候公家管得严，群众只能用镰刀割柴，谁也不敢用砍刀砍树木，哪怕是枯死的树都不行。一旦被逮住，就成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阶级敌人，所以我们习惯叫割柴而不是砍柴。
　　 靠山吃山，我们家就在乔山脚下，离山近，割柴较南乡人方便些，便有南乡的女子嫁到我们山村来，图的就是便于割柴。南乡人上山割柴时，第一天总是拉着架子车到女儿家歇一宿，第二天早早起来，进山割柴。这样以来，使得离山口近的地方几乎寸草不生，柴禾还没长起来就让人割完了，只有走进大山深处，才有可能割到一架子车柴禾。那年月，谁家如果有一垛子柴禾，邻居们就会羡慕得眼睛滴血，嘴里啧啧地感叹：“看人家柴垛子大的，几个月都烧不完！”那时候，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在路上看到哪怕只有一匝长的柴禾都会捡回家。多年后，我走在路上还有捡柴禾的习惯，被年轻人看到了，就笑话我视柴（财）如命。
　　 夜幕很快就降临了，妈妈放下撅头，顾不上检查我捡回来的柴禾，边拍打身上的灰尘边吩咐我和姐姐：“你俩赶紧睡觉去，晚上有活干。”
　　 我刚放下的心又被妈妈的这句话揪了起来：“妈，你让我俩都睡下了还干啥活呀？”我忐忑不安地问。
　　 “先睡去，月亮上来了叫你俩。”妈神秘地说。
　　 “我还没吃饭呢！”我抗议道。
　　 “吃啥吃，睡觉前不许吃饭，起来干活时再吃。”妈妈语气强硬。
　　 “赶紧睡吧，一会儿还要干活呢。”姐悄悄地拉了拉我的衣袖说。
　　 我像烙锅盔似的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想破了小脑袋也想不出妈妈晚上要我们干啥活。肚子也乘机凑热闹，“咕咕咕”地叫个不停。我用手不停地搓揉着，好不容易将叫得疲乏的肚子哄睡着，眼皮也渐渐地沉重了起来。
　　 “快起来，干活了！”听到姐刺耳的叫喊，我装作没听见，想赖过去。姐看我不起来，一把揭开盖在我身上的被子，伸手就在我的屁股蛋上扇了一巴掌，“起来吃饭啦！”
　　 一听有饭吃，我顾不上睁开眼睛，一骨碌爬了起来。
　　 昏黄的煤油灯下，白发苍苍的奶奶挪动着三寸金莲，颤巍巍地揭开锅盖，一股蒸汽腾空而起，奶奶一下子被白茫茫的雾气埋没。
　　 “晚上要劳动，专门给你俩做了玉米糊糊，吃饱了好干活。”奶奶幽幽的声音从雾气里飘荡了出来。
　　 “我妈呢？”我端起香喷喷的玉米糊糊问奶奶。
　　 “你妈去梁赵队豆子地搂豆叶去了，吃完饭你俩背上背篓背豆叶去。”奶奶吩咐我俩。
　　 “怎么半夜搂豆叶？”我疑惑不解地问奶奶。
　　 “下午散工时，你妈看见沟对面梁赵队收完豆子了……”奶奶絮叨着。
　　 瘦弱的姐姐背起一个和她一般高的大背篓，我背起和我一般高的小背篓，我俩手拉着手，在半个月亮的光照下，向二里外的梁赵队豆子地走去。
　　 梁赵队离我家不远，但却要穿行一片公坟地和翻过一条大沟。朦胧的月光照射在公坟茂密的柏树上，影影绰绰的树冠随着轻微的山风晃动着，树丛中不断地发出“咕……咕咕，咕……咕咕”的鸣叫声，我俩从一座座芳草萋萋的墓堆旁慢慢地走过去，我似乎觉得那蛰伏在柏树下的坟墓里，一双双骷髅似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和姐姐。我紧张地攥紧十一岁的姐姐的手，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头发都竖起来了，两只惊恐的大眼睛不敢向旁边看一眼，手心直冒汗。姐姐的手劲却越来越大，攥得我的手指都快要粘到一起了。突然，从坟堆里飘过一道鬼灵般的蓝光。“姐——！”我好像被谁踩到了脚似的惨叫一声。
　　 “不怕不怕——”姐姐哆嗦着声音边安慰我边用另一只手快速地摩挲着我的头顶，“头发里有电，鬼怕电不敢过来。”几百米的公坟路好像几十里，我和姐姐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跑出了公坟，樊家沟却挡在了我们的面前。
　　 樊家沟五、六十米宽，三十几米深，沟路像长蛇一样呈“之”字型爬在沟的两边。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地钻进了云层，沟底下黑乎乎的一片。我和姐姐不敢贸然下沟，站在沟边扯着哭腔喊：“妈——妈——”
　　 妈在沟对面的豆子地里闻声赶了过来，帮我擦干了眼泪，带着我俩过沟。沟路只有五六十公分宽，太靠里背篓就撞到沟墙上了，太靠边又怕掉到沟里去。妈妈背着姐姐的大背篓，姐姐背上我的小背篓，我们三个人小心翼翼地相跟着下沟。一路上妈不停地回头叮嘱：“慢点，小心脚下，慢点走……”
　　 背着空背篓过了个沟，汗水就湿透了我们的衣裳。
　　 踏进刚刚收获过的豆子地，踩在厚厚的豆叶上，如同踏在软乎乎的棉花包上。这时的月亮从云层里又探出了头，如水的月光静悄悄地洒落在豆子地，一地金黄色的豆叶在银白色的月光下泛出黄灿灿的微光，好像一瓣瓣金叶子在等待着我们去收获。
　　 “嗷——”我大叫一声，好像看见了久违的白馍馍，一头扑进妈妈堆积好的豆叶里，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一股豆香，不，准确的说是豆腐的磬香潜入到了我的肺腑里，好香啊！
　　 第二趟的时候，妈妈说什么也不让我俩过沟了。她将两背篓沉甸甸的豆叶分别送过沟来，再让我们背回家。然后，自己又返回去在空旷的豆子地里用竹耙搂，扫帚扫豆叶了。直到现在，我的眼前还会经常浮现出妈妈矮小的身影爬行在樊家沟的沟路上。
　　 鸡叫头遍的时候，我都数不清跑了多少趟了，只觉得两腿发软，脚步蹒跚的连路都走不稳了。我接过背篓央求道：“妈，我和姐明天再来搂豆叶吧，瞌睡的实在不行了！”
　　 “不行，这又不是咱队上的豆子地，明天人家梁赵队的人来了就没咱的份儿了。”妈哄着我说，“我娃乖，咱咬咬牙，再背十几下就完了，你爹回来了让他给我娃买画书（小人书）。”我一听有画书看，劲头又上来了。
　　 鸡叫三遍后，东方开始微微发亮，半个月亮可怜兮兮地挂在西天，失去光泽的月亮已经照不清道路了。刚刚出土的嫩嫩的纤细的麦苗一个个头上顶着晶莹剔透的露珠，一滴滴亮晶晶的露珠好像童话世界里的水晶灯似的，在路的两边乖巧地为我们点亮了回家的脚灯。空气里弥漫着山菊花芬芳的清香，凛冽的山风吹得我们湿透了的脊背冰凉冰凉的，近十亩地的豆叶在黎明时分终于被我们全部打包回家了。
　　 奶奶端着从豆叶里捡出的一碗白豆，指着靠着东墙堆如小山的豆叶，笑眯眯的对着在外干木匠活刚回家的父亲说：“看，这是你两个娃一个晚上从梁赵豆子地背回来的，今年冬咱有热炕睡了！”
　　 “不对，是我妈和我俩一起背回来的。”我争辩道。
　　 父亲一句话也没说，转过身向外走去。我隐隐约约好像看到他在脸上抹了一把。
　　 “爹，干啥去？”我大声问，“我要看画书呢！”
　　 父亲还是一言未发，踉跄着走出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