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卢梭讲这句话时，人类正在从封建专制的黑暗迈向资本主义黎明的启蒙时代。这是人类对自由的向往。西方自由思想传到中国，是近现代的事。严复于1895年2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其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析。他说：“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善技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论，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邢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云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把科学（黜伪崇真）与民主（屈私为公）看做西方近代文明的“命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称得上是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而把西方行科学与民主而常通，中国行科学与民主而常塞，归结为是自由与不自由导致的差别，这更非一般略通西学者所能言，而至今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然而，追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我们会发现：中国虽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及至清廷的“文字狱”，但是古代中国人在精神信仰方面却是最自由的。因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可供信仰的思想资源极其丰富，这就是中国博大精深、综罗百代的儒道佛思想。当一个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没有信仰时，我们大可不必当真。中国人是最有信仰精神的：入世的信仰有儒家，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出世的信仰有佛教，可以看破红尘、不问世事，潜心修佛；介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有道教，可以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而且道教还主张入世可以佐国扶命，出世可以修道成仙。除了个别年代，中国人终其一生精神信仰都是自由的：得意了可以追求成为儒家的圣人，可以立德、立功、立言；失意了也可以追求成为道教中的隐者，可以长生久视，羽化成仙；绝望了还可追求成为佛教的佛陀，可以大彻大悟，普渡众生。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儒家是这棵大树的主干，佛教是这棵大树的枝叶，道教是这棵大树的树根。具体说来，“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内涵比较复杂，具有多重涵义，可以是爱，可以是公，也可以是人。儒家主张“修仁以成圣”。什么人可以成圣呢？儒家的回答是：人人皆可成圣。所谓“欲仁而得仁”，“得仁”，你是圣人；尚未“得仁”，你是潜在的圣人。“道”是道教的核心信仰，“道”的内涵玄远缥缈，“道可道，非常道。”但“道”有一个基本内涵是“顺任自然”。因为老聃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什么人可以成为道教的神仙呢？道教的回答是：凡物皆有道性。得道，你是神仙。尚未得道，你是潜在的神仙。佛教的核心思想是“涅槃”，其基本含义是解脱轮回而成佛。哪些人可以成佛呢？禅宗六世祖慧能讲“凡夫即佛”。觉悟了，你是佛；尚未觉悟，你是潜在的佛。因此，中国人从理论上说都是潜在的圣人、神仙、佛陀。
　　 纵观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儒道佛犹如一位静观世态、饱经沧桑的老人，诉说着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及其追求。中国人也许不具体信仰什么宗教或学说，但儒道佛已经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国人的身上。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感到自己都是恶的），中国人却都是善的化身。无论成圣、成仙、还是成佛，最低的伦理底线都是“诸恶莫行”。儒道佛都认为人人皆可成圣、成仙、成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儒道佛的人性观，即：中国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儒道佛都一致奉劝世人行善必得善报。这样，善成为中国人日常行为的价值取向。在这里，圣、仙、佛就是善的化身，儒道佛就是中国人潜在心底的精神信仰，从而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信仰追求就是竭力与善合而为一。对善的永恒追求正是儒道佛能从涓涓细流渐成巨流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较之西方社会更稳定、更长久、更强大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