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近代以来，确切地讲，是我们两三代人以来，把鲁迅视作“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当我们穿过人世间的烟云，撇开不同的政见，去还原一段历史，还原历史中的人和事，很明显的，这种共识显得不合时宜不切实际，有时候还会凸显出那么一点险隘。我从不怀疑鲁迅的伟大，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强加于他是不高明的举动。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的参与者，并在小说上取得划时代的成就，我不觉得这有丝毫的贬低鲁迅。
　　 我始终认为胡适才最有资格担当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旗帜性人物”（陈独秀语）。而为新文化运动打下基础的是蔡元培和陈独秀。“他们想施展，但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李敖《播种者胡适》）。”这个主要的方向来自胡适和他的“文学革命”。
　　 胡适有远大志向，他在归国时的日记中写下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诗句：“如今我们已经归来，你们且看分晓吧！”还在二十年前，叶德辉和王益吾他们编了《翼教丛编》去骂康有为太新；然而只不过二十年，康有为已经成了“老古董”。这显示中国过去是有一点进步的，时代转变的大潮已不可违。但是，真正的进步和转变，――春天的惊雷即将来临。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他认为文言文“无法启发民智”，提出了著名的“八不主义”。其后又陆续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八不主义”简要的概括为四句话：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胡适的设想是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基于这个宗旨，“要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他把这个运动称之为“文艺复兴”，是“再造文明”的基础，西方称他作“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我想他内心是认同的。
　　 胡适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承认这只是走出了一小步，是“提倡有功”，最终“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判断你”（胡适《新文学大系·导言》）。如果我们要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找一个清晰的逻辑，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胡适是领袖，而鲁迅则将新文化发扬光大。鲁迅的一切文章都可以抛开不谈，仅以《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无人望其项背。可以说，有了胡适提倡的白话文，然后才有鲁迅的横空出世。我举一个例子，鲁迅的《坟》这本集子里有几篇写于1907年的文章，写得很晦涩，文白夹生饭。所以，有了证据，我们就足以证明胡适和鲁迅的真正地位，把他们从政治里面剥离出来，是旗鼓相当。功过千秋，自有后人评论。但没有人能够不顾历史事实，不顾历史的辩证法。
　　 这是一个新的文化思潮，由胡适的这篇文章引发了两千多年来的“大地震”。他们要建立文化的新秩序，改造积习已久的旧时代，还要“打孔家店”（作者注：胡适他们提出的是“打孔家店”，文革中陈伯达篡改历史，改为“打倒孔家店”）。胡适的态度非常明确，“这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后来孙中山在给海外革命同志的信中称赞这“一二觉悟者”，并给这个思潮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件文化事情是石破天惊的惊世伟业。一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使文言文得到补充和进化，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二是胡适提倡白话文，成为亿万大众交流的通俗的通用工具。今天不难想象胡适所遇到的阻力，这位被蔡元培赞誉为“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北大的年轻教授，被老派知识分子看成激进派，且有些“大逆不道”了。林琴南等老派主张文言文和白话文并行，而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则把白话文建立在反对文言文的基础之上。所以老派们大肆攻击胡适也不足为奇。我们不能说老派们因循守旧，他们也在捍卫自己的一点点信仰。随着白话文不停的发酵，北洋政府一纸公文将全国文言文教科书改为白话文，胡适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仿佛看见一道光闪烁在天空。
　　
　　 二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在报刊杂志上能够看到很多关于胡适的言论，凭良心说，都千篇一律，——刻意的拔高，愚蠢的贬损。经历了五十年代的“胡适批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胡适的名字销声匿迹。至于批判胡适的原因，《胡适年谱》的作者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这话大概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批判胡适的时候，毛泽东也说批判总没有好话，承认胡适的贡献，到二十一世纪给胡适恢复名誉。如今当胡适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居然不适应，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今天，我们想认识一个真正的胡适并不难。至少今天台湾的民主制度是胡适一生致力和努力的方向，虽然距离胡适“既有自由，又有容忍”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台湾的政治风气来看，他们只有自由，没有容忍。在大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从胡适的“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申脱胎而来。现在大陆有很多人都在谈论胡适，一个文明和谐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李慎之先生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话有参考意义。要证明我们一百年来有所进步，检验的标准是我们有没有自由，有什么样的自由；有没有容忍，有什么样的容忍。
　　 那个时代，胡适把中国的情况看得很清楚，是“外患内邪”。他鼓吹要从根本上打倒“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讲规则，只谈道德将会成为一个堕落的国家。他反对法律规定寡妇再嫁人就是不道德，反对虚伪的高尚、反对为“青史留名”而“绝食寻死”做“烈女”。这是他的贞操观。胡适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便成为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却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唐德刚《胡适杂忆》）。”我想这大概就在胡适能看到问题的本质，并且能有建设性的态度。
　　 我们提起胡适，首先想到的是他提倡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但这些都无法完整的描述胡适一生的全部。他的一生起起伏伏，谩骂、诋毁，“过河卒子”。他始终荣辱不惊，有时候别人骂他骂得过火了，他反倒担心有损骂他者的人格。他把自己的好脾气归功于母亲的教诲和影响，因而他写母亲的文字真叫人感动。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是一位好好先生。他那旧式婚姻完全是用他的孝来成全他的母亲，不让另两个人痛苦。“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假如半途而废，对江冬秀是一个严重的伤害，也辜负了自己的母亲。胡适有过和江冬秀离婚的念头，最后他放弃了。胡适的“怕太太”，实在是一种对女人的尊重、一种绅士风度。胡适在婚姻上的牺牲，试问天下有几人能做到？
　　 胡适提携同仁，提拔后进。扶持沈从文，鼓励梁实秋、资助林语堂，赏识吴晗。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人中之龙？胡适的慧眼识珠，不胜枚举。他主张宽容，他的这种宽容到了非常敦厚的地步，自己一生都在践行。即使在他遭受非议，人情冷暖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坚持。当《人权论集》被国民党列为禁书，他不得不离开中国公学北上的时候，他仍然恪守他的尊严；当他在纽约过着寓公的生活，世道人心，他仍然恪守着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梁仁公说胡适“学问成家数。”也许作为一个学问家，胡适会力不从心，欠些火候。但作为一个开风气的人，他肯定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远见在出任北大校长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告诉学生们“不要以他人的信仰为信仰，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力主为国家培养各种学科的尖端人才，并发掘和网络这方面的人才来北大任教。他的这种远景的教育理念，只有蔡元培能够与其相提并论。
　　 对于胡适来讲，北大是他一生绕不开的话题。1958年在台湾他仍念念不忘的对北大提出了三点感想：
　　 一、追念北大的过去。
　　 二、悼念北大的现在。
　　 三、展望北大的未来。
　　 1919年北大发生的两件事恐怕让他永生难忘，措手不及、更能体现他作为朋友的情怀和政治立场，以及他的矛盾心理。一是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这一年三月陈独秀因和自己的一个学生争抢一个妓女而抓伤妓女下体，此事闹得沸沸扬扬，陈独秀迫于舆论压力离开了北大。为此胡适还责怪蔡元培没能留住陈独秀。他主张学术和人品应该分开，这也符合他一贯的学术主张。这也是他后来认为陈独秀“走向了左”的一个根本原因。当《新青年》成为共产党党刊时，他拒绝再给它写稿。可是当陈独秀被捕时，他却全力营救。“我的朋友胡适之”在那个年代盛行一时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吧。第二件事就是他的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领导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把“巴黎和会”时的一个单纯的请愿活动变成了革命运动，政治运动。在胡适看来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救国有成年人来承担，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从长远看，“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其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当时看来，“五四运动”和胡适的非暴力非政治的学术主张相悖。所以，“五四运动”其实是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惑。当他在上海（五四运动发生时胡适在上海）看到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给了他内心极大的震撼。他期望的西方宪政文明，他期望的美式民主（学者认为美国民主是“程序性民主”）被大规模游行的革命浪潮所冲击，这时候恐怕他也没有预料到后来他提出的“好人政府”也会注定被新兴的革命所摧毁，注定会不成功。
　　 他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他不反对学生关注政治，却不希望他们加入政治；他说二十年不谈政治，却“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他反复强调不受他人惑，“却被他的老师杜威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唐德刚《胡适杂忆》）。他的这种矛盾，到了晚年尤为激烈。胡适一生没有脱离过政治，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是无疑的。
　　 文人有时候真的很“顽固”。但我宁愿相信这种“顽固”是一种无暇的天真，一种骨子里头的浪漫。我也相信胡适的这种天真的坚持在中国的未来会得以实现。直到今天，我仍能隐约的感到，——胡适在我们身旁。
　　
　　 三
　　 毫不夸张地说，胡适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半部文化史，在那样一个黄金时代，胡适的建设作用不能忽视。我不觉得这是在捧胡适。有人认为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们把胡适捧得很高，虽然有些话可能有失偏颇，但胡适对个性生命的理性的追求，以他所处的地位，独立性而言，起码他受之无愧。
　　 对于胡适，在杨唐唐这里，有以下话要说：
　　 （一）、胡适不是一个最纯粹的文学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说他是外交家也是我们一厢情愿，除了那点“演讲癖”，作为外交家实在乏善可陈；按照严格的尺码，他连诗人也都够不上。毫无疑问，《尝试集》也算不上成功，可贵之处就在尝试。以今天诗歌泛滥成灾的局面，要他胡适负一部分责任也不现实，但他的诗完全是“打油诗”的调子。他把整理国故列为他的文艺复兴，虽然这种走乾嘉考证老路的“开倒车的方法”还是因为他那点“考据癖”，但他提倡的科学方法却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水经注》《四十二章经》上耗去大量精力，却得不出个所以然。他该是多么执着的一个人。
　　 （二）、胡适最伟大的地方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存在，这种存在使他的价值得到彰显。胡适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介绍西方文化的人，但胡适的启蒙性的桥梁式的作用无可替代。他介绍“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翻译欧美的优秀小说、把西方宪政文明，民主制度介绍到中国。他的视野在同时代人中恐怕要略高一筹。胡适是继梁仁公后最优秀的政论家，他一生宣扬民主，自由和人权。胡适的文章实在算不得什么，是那样浅显、直白，但他透过文章展露出来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历史，文学、哲学等领域的这种精神，直接和间接影响了很多人。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冯友兰的哲学研究，也不会有罗尔纲的太平天国研究。在胡适那么多的身份里，我想学者是他最看重的一个身份。把胡适看成一个学者，情况要好得多。
　　 （三）、胡适在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他开一代风气，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创立了新式标点，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第一次使用标点。他第一个提出戏剧改良，并创作《终身大事》。胡适虽有被诟病的地方，但他走出了第一步。人类历史的进程，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一点一点进化，一点一点消化。正像一尊雕塑的形成，需要后期的大量的修补工作。如此一来，胡适艰辛的第一步多么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