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乡下启的蒙。语文老师是“山口关”我二外公家的女儿，姓钟。短发，披一条白色的宽围脖。那个时候上学，条件比不上现在，学校只配几张长条桌，自已背板凳上学，下午放学，再好模好样地背回去。我因为从城里来，外公外婆看得重，板凳轮不上我扛，一直有表哥代劳。
　　 钟老师喊我外婆叫“嫚嫚”，其实就是“姑姑”。沾亲戚的光，我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跟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比，身价差不多。
　　 上毛笔课时，钟老师总爱上我桌前溜达，笔划不对，钟老师在后面捉了我的手，横竖、撇揦，一笔一划地教。可惜我那个时候，不知道用功，害得我上班后，填个人事表格，写个入党申请，总觉得自己的字跟鸡爪子在地上乱爬。
　　 有一天，我感冒了，浑身上下发冷，直抺鼻涕，钟老师摸了摸我额头，执意要背我回家，还把她的围脖替我围上。我害怕把钟老师雪白的围脖弄脏了，硬是耸了一道的鼻子。那次是我第一次扎围脖，暖暖地，从没有过的感觉，似乎还有一种淡淡的肥皂味。
　　 1973年，我回城。秋季开学，学校老师说我拼音基础太差，建议我留一年。回来跟爸妈说，爸说：听学校的。爸和妈小时候在农村，家里兄弟姊妹一大堆，他俩加起来，还没小学毕业。
　　 班主任姓易，个子不高，教我们语文。易老师书写板书，爱踮脚，黑布鞋耷拉在半空，露出带补丁的袜子。满满一黑板的生字，全都注上了拼音，我们坐在下面晃着脑袋，跟着她一遍遍地读。好几十年过去，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易老师歪着脖子，拖着长调教我们学拼音的样子。
　　 下课了，女生爱在墙根下玩跳绳，男孩子则喜欢操场上踢骷髅。骷髅子是在后山坟圈子里现扒的。圆咕隆咚的，从操场东头一直踢到西头，踢习惯了，没人觉得会害怕。有一次，该死的骷髅一下子射中了易老师的后背。直到期末，快考试了，易老师还是在讲台上坐着讲课，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她站不起来。
　　 三年级下半学期，我转学到厂办学校。我们读书那阵，毛主席号召“工人阶级必须占领教育阵地”，周边五个厂，如雨后春笋般，一夜之间成立了三个子弟学校。（“雨后春笋”这个词，出现频率多，老师布置家庭作业，隔三差五就让我们造一回句）。学校第一任校长姓贾，正方脸，时时刻刻写满了阶级斗争，特别严肃。他平时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上下四个翻盖兜，左上衣兜别了一管铂金钢笔，露在兜兜外的笔头帽，有黄豆粒大。因为他姓贾，当了他的面，我们都喊“假”校长，他老远答应得，夸我们从小有礼貌。
　　 上初中后，教我们语文的是张胜兰老师。学校里男老师、女老师，属张老师的嗓门大。每天早读课，满院子都能听到她领读的声音。
　　 初二，张老师可能因为她的大嗓门，被调到厂销售科去了（至少，我十多岁时，我都是这么理解张老师的这次人事调动）。几十年后，张老师一直跟她儿子住在长沙。我前年回老家，特意去长沙看她。到她们家楼下，张老师在我身后，扯了脖子喊我的名字，中间的“岳”字加后面的“平”，拖出去差不多一里多地，逗得不少行人停下来，向我们这边张望。老师一手扯了我胳膊，一手牵着我媳妇上楼。一大桌的湖南菜堆在我面前，老师让我喝点啤酒，别装假。可我哪敢放肆，心里想喝，脑袋却摇成了拨浪鼓。老师见我放不开，尽往我碗里夹菜，在老师的眼里，我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后来，教我们语文的老师，也姓易，叫易碧元。个子很矮，讲起话来一字一顿。毕业前，易老师鼓励我参加厂征文大赛，我有些担心，怕自己的文章评不上奖，拖到截稿前几天，才冒失地写了一篇，交给老师。老师连夜修改，封信封的时候，我在饭锅里狠狠地挖了一坨饭。那个时候，一般人家舍不得买浆糊，信都是用炉锅里的大米粒粘。我的征文题目是：《我的师傅》，内容写一个劳改犯释放出来后，分到了工厂上班，周围的人都不正眼看他，只有师傅鼓励他重新做人。师傅是真名真姓，叫唐炳尧，跟我爸在一个车间班组，是我们厂出了名的劳模，劳改犯是我自己瞎编的。
　　 这篇征文幸运地获得了二等奖，发给我一支英雄牌钢笔，笔帽上也有一颗跟“假”校长一样大的黄豆粒。后来，我读高中，再也没有用原先那支“吱吱”淌墨水的笔，鸟枪换了大炮。
　　 无巧不成书，那年全市中考作文题《及时雨》。我没怎么费劲，干脆把我前些天参赛征文照搬上去，还自作聪明地添了个副标题：“一个劳改犯的自述”。
　　 这篇作文后来被收进了中考优秀作文选，印成绿色小薄册，一角钱一本。
　　 我压根没想到，我亲手“炮制”的一名劳改犯，竟然让我连续两次露了大脸，还露到了市里边去。自此，我越发地喜欢语文课。那阵子，看书也看得杂了起来，什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我都找来看，有时还打了手电筒，撅腚，趴被窝里看，整个人跟打了鸡血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