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气转冷，才没几天，秋天就突然滑入冷嗖嗖的冬季似的。凉爽而寥廓的秋，没有咀嚼几时，就这样匆匆地远离而去。这边的秋天也走得太快了。
　　 路上的行人，有许多男女将羽绒衣从衣柜里寻出来，臃肿在身上啦。有的还将风帽严严实实地遮盖在头上，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大肉棕似的。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毕竟白天最高温度还有十六七度，甚至二十度呢。只是夜间和清晨的温度低一些，只有几度。
　　 记起十一月的广州了。十一月的广州不冷不热，穿一件长袖衬衣，套一条长裤子就足够了。广州的男人，一件衬衣可以从年头穿到年尾。
　　 记得在广州过年，正月初一上午，去越秀公园看花展，我也是脱下外套，只穿一件衬衫走来走去的。暖暖的天气，加上走动时发热，根本穿不住外套。
　　 当然，广州的正月，比起马来西亚的正月间，温度适宜得多。
　　 后者的正月已经是酷热难熬啦。二0一四年正月间去马来西亚，就是一件短袖衬衫打冲锋的。
　　 那边正月的太阳亮得发白，地上竖起一根根歪歪扭扭的热线，像煮开的蒸锅一样。
　　 你光着脑袋在外面走路，出门白净如特级面粉的你，归来时就黑得有点像晒蔫了的油茄子一样难看了。
　　 本地的土著们，一个个被烤得熟透了，黑里发紫，比黑乔麦还要黑过去三里路。
　　 还记起那个在海上行船的菲律宾小伙子，一身紫黑色的皮肤，只有眼白与牙白，像镶嵌在紫檀木上的乳脂白玉，放射出冰雪一样的冷光。
　　 他说，才来马来西亚时，他比我们的皮肤还要白，不知怎么搞的，不到一年，就变成这样子啦。
　　 坐十号线地铁，车到亮马桥时，总有几位黑人上下车。亮马桥一带是大使馆区，这些黑人可能是大使馆的人员。穿着不俗，气质优雅。尤其是女子，头上的一绺绺小辫子，恍如黑色的马鞭草，整齐地排列组合在头顶上。
　　 我瞅她一眼头上的发型，心里想，这哪是发型，完全是一头的工夫，一头既像精心编织、又像是杂乱纠缠的时间，弯弯绕绕地凝固在那里。一个早上的匆匆时光，将头发结成这么多的麻花小辫子，再盘在头顶上，需要花费多少时间，需要多大的耐烦心呀！
　　 人类追求美是没有止境的。这些黑皮肤的女子盘这么多的小辫子，你说不好看吗？可在她们眼里却是最美的。为了寻求心中认定的美，她们才不怕麻烦呢！
　　 还有半个多月才供暖，没有暖气的北方冬天，一指寒凉畏缩了手脚，无边的轻冷让人心生惆怅。
　　 掰着指头细数来暖气的日期，一天捱过一天，巴望着快点供暖就好，让身子与思想的触角泡在暖融融的氛围里，不再畏手畏脚，自由地舒展开来，活泛起来，生活才有昐头。
　　 冷冰冰的日子里，我与脚步声交谈，向记忆取暖。总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如春温暖，从记忆的底层，像和煦的阳光与春风一样升腾上来，笼罩着我，烘煨我，抚慰着我，让我不再寂冷。这块温暖，就是南方老家的火柜。
　　
　　 二
　　 湖南武冈老家，不像北方有暖气，连个不透风的壁子和窗子也没有，可以用武冈话来形容老家的破败——隆嘎隆通。隆嘎隆通的意思，就是室内密封性极差，四处散热通风。
　　 很有些年头的老屋，一楼平房，瓦顶木架，没有天花板，抬头就能看到稀疏的瓦缝上，透着钻石般的光芒。那是太阳挤进瓦缝投射下来，一个个明晃晃的金币。
　　 天一冷，屋上的瓦槽风一阵比一阵剧烈地叹息着，像有人吹奏很悲凉的排箫调子似的，呜咽不断。
　　 随着瓦槽风的鸣叫，椽皮灰一阵阵地从屋顶抖落下来。屋上的积尘和朽烂的椽皮木屑，比北方乡下晒谷坪上的扬场粉尘，还要大得多。
　　 屋里的地上，很快就积上一层比铜钱还要厚的尘土。一根根长长的椽皮木屑，如同吃鱼时吐掉的骨刺，东一根西一根的杂夹在灰尘里。
　　 头顶上掉东西，特别是吃饭时，瓦楞上的炉门灰落到碗里来了。外面动小风，屋里落小灰，外头刮大风，我家就像筛米糠似的灰尘扑扑四处腾起。
　　 风在我们头顶咆哮着，蔸头往脖子里灌进来，衣服穿得再厚，也会被可恶的风剥得一丝不挂，冷得你直打哆嗦。
　　 父亲缩着脖子，抬头看看屋顶，喃喃地说，哪天想办法把个顶弄起才好，要不冷得好比冇穿衣衫裤子一样！
　　 一天傍晚，父亲下班回来，勾着脑袋，肩膀上掮着一沓老厚的东西，走得歪歪倒倒地撞进了院子。
　　 父亲一低肩膀，嘭的一声，东西就被摔到堂屋里，一团灰尘从东西上冲腾而起，呛到鼻子里不好受。
　　 咯是么嘎老什？母亲问。
　　 么嘎老什是武冈话什么的意思。
　　 处理的油画布，用来装天花板的。父亲说。
　　 父亲在做柴烧的边角余料里，找来一些小条子，用凿刀劈开来，劈成细细的木片。自己架起楼梯，一步步地攀爬到我家接近瓦顶的壁子上，开始用锤子将木片压住油画布，钉进木梁。
　　 将画布一寸寸地固定好，我们的头顶上，就张起了天网一样的天花板。这布绷得不太紧，中间鼓凸出来，鼓得像一个硕大的沙包似的。
　　 有了这布遮挡肆虐的瓦槽风，我们紧缩的脖子，终于舒展地伸出衣领，感觉比先前不冷多啦。
　　 老屋没有密封性，唯一的好处是不怕有毒气体，再毒的气味也藏不住，风一来，就将它赶走了。
　　 可屋子不保暖，是冬天最令人头痛的事。父亲把屋顶弄起了，但这顶不是真正隔风的顶，瓦槽风还会穿过油画布的细孔，照样扫荡我们全身。只是将先前的大风，改成小风罢了。
　　 四壁的脚缝，是用一块块断砖塞进去的，断砖的缝缝那么宽，老鼠可以自由地钻进来，穿过去。更不用说风了。
　　 屋门是板门，老宽的板缝，从不拒绝风的穿透。
　　 还有窗子，连一块整块玻璃也没有，是父亲用人家丢弃不要的小块玻璃拼拢来的。一条条拼缝，给风和严寒开了一个个后门。
　　 还有连接灶屋的门口，先前连个门板也没有。父亲将剩下来的油画布，剪裁成一个门帘子，挂在门上。风将帘子撩动得摆过来，荡过去，像有人在荡秋千似的。
　　 父亲说，屋里好像比外面还要冷，背身像在泼水一样。
　　 母亲说，喊你做火柜，不知喊了好多回了，还不做火柜，一家人冻得邦硬啦！
　　 父亲说，好，就做火柜。
　　 当晚，父亲就戴起老花镜，坐在被窝里，在纸上画草图。他说，火柜要做就做一个大的，全家人都能坐进去。火柜的边边要宽一点，坐上去屁股舒服一些。
　　 其实我家有一个火柜，那是公公手上做的，黑色的土漆，柜边磨得现出一道道木头的白色。
　　 柜里的火架，面朝火盆的一面，也被烧成黑炭，正中间一根横梁还烧断了，用铁皮钉上钉子包裹起来，凑合着用。
　　 火柜也太小了，只能坐进去一个人，柜边很窄，勒着屁股，坐久了不舒服。这柜子我家老婆婆占着，整个冬天，老人就蜷缩在里面不出来。
　　 一侧的柜门是槽门，在柜子的两边开了侧槽，活动的柜门就镶嵌在槽子里，添了木炭，燃起了火的火盆，就从这个开启的槽门里端进去。槽门老得没有牙口，柜边被时间打磨得光滑无比，门一开启就往下掉。
　　 有时候将燃着大火、将脸烤得生痛的火盆，往柜里送时，槽门就如同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描写的那样“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门突然自动从天而降，落在燃烧的火盆上，溅起一屋子的火星。火星子跳到端火盆的手上，烧灼得母亲眉毛拧成了疙瘩，直想摔盆而逃。
　　 母亲的手，不知被这个阴险的槽门家伙，烫伤过多少次了。手上一个个血泡，就是控诉它罪恶的铁证。
　　 看着母亲伤痕累累的手，父亲心疼起来。他取下槽门，在门的两侧，钉上一块薄薄的橡皮条子。这样，槽门不会自动滑下来伤人，但开合起来很费劲，真是烦人。
　　 父亲说，所有的手动滑门，都有这个毛病。要不就太滑，容易出事，要不就太涩，不好开门。
　　 他还说，他设计火柜，绝不做槽门，要做成推拉门。
　　
　　 三
　　 十天半月过后，父亲说，新火柜做好了，喊母亲去厂里将柜子搬回来了。
　　 母亲赶紧飞出院门，箭直朝猪厂街上的木器厂里奔去。
　　 不一会儿，父亲和母亲两个，各抬一边，吭哧吭哧地将一个偌大的家伙，一步一步地抬进砚池塘巷口，挪进了院子，像请大神、请冬天的保护神一样，将它请进我们的家。
　　 这个大家伙就是父亲设计制作的新火柜。
　　 哇，真大呀！我绕着柜子，一匝又一匝地看过来瞅过去，像看稀奇把戏一样赏玩不已。
　　 柜子还是白木的，甚至没有打磨，一圈圈新鲜的木纹，像刚刚剖开了的树杆，还带着林子里的草香，以及树木本身的木香，摸上去潮润润的，鲜活得好像有生命的体征，仿佛还能呼吸似的温润如玉。
　　 新火柜太有气势了。我略略比照了一下，真比我家的饭桌还要宽敞得多呢。很阔气的柜边，柜边四角还撑起了加强筋板，再大再沉的屁股也包容得下，承受得起，坐上去稳稳当当，肯定不会勒屁股，蛮舒服的。
　　 柜侧的门是双开门。两门中间，父亲车了两个漂亮的木葫芦锲入柜里，葫芦尖尖上，旋转着闪亮的辉光。
　　 我忍不住伸手去拧木葫芦，轻轻地一带，双门就开了。里面搁着一层厚厚的底板，底板中心开了一个大圆口，那是用来坐火盆的。
　　 柜里踩脚的搁架，父亲选用杂木做的，杂木坚硬结实，不容易踩断和烧坏。木架子间隔很密。这样，再伶仃的小脚，也不会陷进去。
　　 当晚，父亲就撸起袖子，将砂纸裹在小木块里，躬着身子，一下一下地打磨柜面。
　　 家具上漆的工序有点麻烦，得耗费许多的时间。漆色浏亮，那是堆积的时光在闪耀。
　　 先是打磨木器，表面不平的地方，得磨平整。毛刺得锉掉，粗砺处要磨细滑，这样漆水才光亮。
　　 木器总有凹陷的氹氹，那就用底灰补平。底灰没有现成的，得自己调配。
　　 底灰用石膏粉和生漆以及桐油调和。雪白的石膏粉，比阳光的颗粒还要精密和细腻，
　　 将桐油倒进去，赶紧用刮刀反复搅拌。刮刀在搁石膏粉的陶钵里，来回翻动旋转，锋利的刀口，擦着钵壁，将黏在壁上的石膏粉刮下来，浸到桐油里。又凑底底翻起钵底的膏泥，不断地挑动，拌和，像揉面粉一样，将膏粉拌得均匀柔软，让点点桐油，完全浸透石膏粉，粉粉的筋力，就这样在反复不断地搅拌中，得到加强。一直拌到黏在刮刀上掉不下来，完全熟透了，这时候，底灰才终于调配完工。
　　 第二天，中午下班回来，父亲吃了饭，连个眼闭也不打，就在家里配好了底灰，然后直接在新火柜上刮底灰。
　　 刮灰的刮子，有刮刀，也有牛角刮。牛角刮有弹性有韧性，刮灰平顺，不留渣滓。
　　 看着父亲左手执钵，右手持刮，在火柜上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地来回批着腻子。一柄小小的牛角刮子，被父亲使得一张一弛，收放自如，像是在柜面上优雅踱步似的，看起来真很好玩。
　　 看到后来，亲眼见父亲的刮子，将原本清晰的木纹，用底灰掩盖得一塌糊涂，心里就开始纳闷起来：把本来干净光洁的柜面，刮得泥膏东一块西一块的，脏死啦。
　　 那时候看不懂家具为什么要上底灰，还以为底灰将家具的表面纹路破坏了，不好看了呢。
　　 然而，当底灰干透，父亲用砂纸，把柜面上多余的底灰擦磨掉，将粗糙的表面磨得细滑无比时，我就释然了。原来，刮底灰，是要让家具更平滑，更鲜亮呢。
　　 刷土漆了。家里的土漆藏在床底下。
　　 父亲蹲在床前，勾起脑壳伸手将漆桶小心翼翼地拽出来。
　　 这是一个矮墩墩的广口桶子，桶口蒙着纸，桶腰箍着箍。看不清漆桶材质是什么，厚厚的土漆，将桶子覆盖了一层又一层。凝结的漆膜，在晦暗的屋子里，仍然在闪着褐色的幽光。有许多处漆水像檐冰一样呈一络绺滴落下垂的水滴形状，只是来不及滴到桶底，漆液就被时光凝固了。
　　 可能是以毒攻毒的原因，一家人从不生漆疮，孩子从出生起，也从不因为接触生漆而过敏。
　　 土漆，从山野漆树伤口里流出来的血液，许是浓缩了大自然所有的精华，那样浓稠和黏腻，沾在手上，极难洗掉。
　　 父亲轻轻揭开桶盖上的牛皮纸，提起桶子，向着地上的窑钵慢慢倾斜下去。
　　 有顷，漆液像一条冬眠过久、缓缓苏醒的蛇，从桶口慢慢地蠕动着爬了下来。
　　 生漆的色气很特别，漆桶最上面一层呈褐色，而流到窑钵里的表皮以下的生漆，又是牛乳一样的奶白色。当表皮的漆与底层的漆融汇在一起时，褐白两色就混和纠缠，成为一种如同琉璃、琥珀似的杂色，透着华丽且高贵的气质，让人着迷。
　　 我最爱看父亲鼓捣土漆。看他将漆从桶子里倒到窑钵里，再用漆刷子，一刷一刷地蘸到一块长长的白布上。他把布里的土漆裹起来，另一头交给母亲。母亲和父亲各执一端，用力扯着白布，像洗被子拧干水分那样，将土漆从白布里一点一滴地拧了出来，滴到另一个钵子里。
　　 父亲说，这是过滤土漆中的杂质，必须要做的一道工序。
　　 过完滤后的土漆，得过火熬漆，熬掉水分，然后才可以兑桐油、煤油和加色了。
　　 父亲说，火柜漆黑漆不好看，还是漆红漆吧，于是，就往土漆里兑板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