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两年了，知青生活出现了转折——开始招工了！回城（哪怕是扫厕所），也心甘情愿。1976年冬，江西下垄钨矿，以成立小型勘探队为由，报请省厅批准，内部招收工人67名。通过层层筛选，我幸运搭上了这趟车，回到生出地下垄，当了一名井下矿工。
　　 刚进矿，分配下垄坑口掘进台班，在窿内286中段作业，必须经过地表436下至401、401至361、361至326、326至286四个中段四道斜井。上下班（含班中餐）来回往返好几趟，足有三四公里路程。斜井人行道，坡势陡峭，千级石阶，层层叠叠，行走艰难。尤其是下班时，拾级攀登，精疲力竭。因此，我们把每天的上下井，美其名曰：“登天梯——爬不完的好汉坡！”。
　　 1978年初，下垄坑口缩减生产规模，我随100多名职工调本矿樟斗坑口，在采矿工区担任支柱工。那时，天井掘进采用坑木架设工作台法，井筒分溜矿、人行两格，规格2.4×1.5米和3×1.2米，使用YSP—45型向上式凿岩机，掘进作业每天一个循环。
　　 记得8月，贯穿240中段通风井作业的晚班，我随刘师傅和陈师傅，顺人行木梯盘旋攀爬，登上40米高的井顶撑子面。那天周未，归心似箭。我在清理平台面上矿渣时，有一形如小门板的块石，未按常规用大锤砸碎，省事图快，双手用力将其推入井筒，谁知正堵住了人行道与溜矿井隔离处的通风口。狭窄的井筒，上是岩石，下是岩石，左是岩石，右是岩石，顿时发生了缺氧状况。经验丰富的老支柱工刘天任师傅，看见挂在岩隙的电石灯，渐渐暗淡，连忙呼喊：快下天井！陈兴伦师傅和我应声即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在事故分析会上，我作出深刻检讨。后来时刻提醒自己，疏忽麻痹就会出事，遵章守纪不可逾越。
　　 樟斗矿区共分南、中、北三组矿脉。其中：占矿区储量85%的北组矿脉，赋存于前泥盆纪，半变质岩系地层中，系高温热液裂隙充填石英脉状矿床，围岩以变质砂岩为主，主要矿脉有10条，倾向南78度一85度，平均脉幅0.2米，水平走向180度一185度，脉距0.33米，属矿脉较密集的脉带区。沿用以往浅孔留矿法，资源丢失比较严重。1979年，樟斗坑口成立大采工区，用深孔阶段崩落矿房法，加大对北组脉带的回采强度。是年2月，我被调到大采工区，跟肖志发师傅学打YQ－100B型潜孔钻机（俗称大钻）。
　　 在240中段4#－1带采区作业时，采用垂直扇形炮眼布置，凿岩孔径100毫米，孔深20－21米。最辛苦的事，是更换钻头。先用管钳把一米长的钻杆，一根一根的后退卸下，搬运放置一旁；待装好新钻头， 又用管钳一根一根的将钻杆往里装。碰上坚硬岩石，班中更换几趟，浑身沾满油泥，感觉又苦又累。我曾在日记中写道：“1979年3月20日，早；走出窿口，一把扯掉口罩，深深的吸了几口清晨的空气。抬头远眺，天际边露出一抹绯红的霞光。井下的夜班结束了，虽早已疲惫不堪，但依然拖着一双沉重的双腿，朝山下宿舍的方向艰难走去。途中，卷起的衣袖掉了下来，我用手撸了上去，也用眼光不经意的打量自己。天呀，全身沾满乌黑的油泥、岩浆，如同叫花佬一样。难道说，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工作苦累，空闲之余，写广播稿，出黑板报，练笔学习，聊以自慰。1979年6月底，我试着把连续4年评为矿劳模，优秀共产党员的樟斗坑口风钻工邹光连，扎根井下22年，以“钻”为荣，以“勤”为径，以“苦”为乐，年年超额完成采掘任务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几经修改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这篇题为《他要打一辈子风钻》的通讯稿投进了邮箱，寄往赣南日报社编辑部。
　　 有天中午，工区党支书捏着一张《赣南日报》，兴高采烈地走进我的寝室大声地说：“你小子真行，不声不响弄出个大名堂来！”我立即意识到，肯定是我的通讯稿见报了，马上激动地问：“是不是稿子发出来了？”书记说：“发了，快看看吧，七一献礼头条呢！”
　　 我抢过珍贵的《赣南日报》，把这篇经过编辑精心修改的通讯，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受此鼓舞，自笔耕不缀，也得到领导的关心和重用。是年8月，我从井下调坑口广播站，担任编播，1981年以工代干，任坑口团总支书记，1984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任党总支干事，1986年任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井下熬过的辛苦，是我人生的勋章。清楚的记得， 1977年冬，我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应试作文《难忘的时刻》，不假思索，欣然写道：“当我踏进考场的时刻，是最难忘的时刻，因为我从矿井深处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