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信仰是不是对自己最大的救赎？死亡，是否是唯一的解脱？信仰和死亡，两个看似宏大的命题，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嵌进生活，消解、咬噬心灵上的自我折磨，难以寻觅出口。这是电影《窗台》的导演马修•查普曼通过镜头语言，牵延出影片中四个人的自我挣扎和折磨。
　　 一个冬日的清晨，霍利斯探长从医生那里明确得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原本平静美满的生活突降的阴翳，让儿女双全的霍利斯在昏懵中被迫面对残酷的事实。此时此刻，在他工作的辖区内，同样也有人面临被迫的抉择。凯文，一个酒店的助理经理，离婚前原本是一所大学的老师。他被指示要求，一步一步走向指定的楼顶天台。
　　 站在天台窗口边的霍利斯，眼前的职责是将凯文劝说走下天台，而他自己心里的煎熬和痛苦，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妻子，和父亲不明的俩孩子。两个人的对话开门见山。信奉天主教的霍利斯对婚姻忠诚，打算跳楼的凯文与邻居的妻子发生感情，被情人丈夫知悉一切。在有限空间中，两人对应关系既微妙，又有无限意味。职责内，霍利斯有责任和义务劝说凯文离开天台，而隐含的意识中，凯文也是另一个他不知道何时存在男人的影子，那个和妻子生下两个孩子的男人。霍利斯接到妻子哭泣打来的电话，在凯文面前承认妻子的背叛，他不是孩子的父亲，他天生没有生育能力。
　　 人最大的勇气和最艰难的事，是面对自己人性中隐秘的懦弱或自私。凯文和盘托出自己和莎娜的情感纠葛的同时，讲出了困扰他两年的自我折磨。这个看上去有迷人笑容的男人爱上莎娜后，告诉她他离婚的缘故是因为女儿在一次车祸中去世。假如，事发时他没下意识地打方向盘，死去的或许不会是女儿。女儿的去世，妻子的离开，使得他逼问自己是否是自己的软弱和自私导致女儿的死亡？在凯文眼里，霍利斯妻子是因为爱他害怕失去他而背着他做了试管婴儿，和自己生命中的失去完全不同。霍利斯本不应痛苦。他有爱他的妻子，有孩子。
　　 和凯文交往的莎娜，在结婚后才明白，原来，爱是这样，原来，自己可以被一个男人深爱。失去的痛苦深深烙印在她的生命中，早在她十岁那年，父亲留给她一个泰迪熊，离家出走。莎娜和乔结婚，出于感激、愧疚或感恩，唯独没有爱情。十八岁那年的莎娜，因吸毒而卖淫遭遇挨打走投无路，是乔救了她，并和她结婚。
　　 凯文为什么站在楼顶的天台边？他和莎娜的私情自开始即被乔发觉，并亲眼目睹。乔在自己的工作之外是个狂热的布道者，他用激烈激进的方式，说服他人来信仰上帝的存在。他的前半生吃喝嫖赌无所不做，导致妻子和孩子离开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见过生活中最深恶和丑陋。机缘巧合，他接受神的洗礼，他相信信仰是对自己最大的救赎。乔软禁莎娜，他让凯文做出选择，如果他爱莎娜，必须在正午12点从楼顶跳下，否则，莎娜得死。妻子的背板是压垮乔的那根稻草。他信仰上帝，相信天堂，相信自己不会下地狱，却时时刻刻在自身的地狱里煎熬。
　　 影片中花费不算少的镜头叙述《旧约》和《新约》中同一类事情的不同结果。乔选择《旧约》中的方式处置妻子和凯文的关系，而不是《新约》中耶稣救下妇人的方式。凯文身陷自我折磨的痛苦，在两年后，在原本和莎娜商议向乔摊牌时，蓄积涌向一个出口：死亡，是唯一的解脱。
　　 以上故事发生在楼顶天台边的一个窗口，早晨八点到午间十二点的四个小时里，空间和时间的有限性，构建出《窗台》时间和空间密度。时间和空间的局限，非但没有削弱影片情节的张力和节奏的紧凑，绵密的意识密度充溢其间，影片中的每个人的身心煎熬，以及无以消解的痛苦纤毫毕现。导演镜头语言的力度，正是出于影片在结构上藉由密度意识而生发。密度意识这一表现手法在电影上有大量运用。譬如，例如土耳其电影《小亚细亚往事》，从故事发生的黄昏到电影结束时的天亮。《佛在耻辱中倒塌》的故事背景，通过小女孩在上学途中的遭遇，是如透视一般呈现出对生命苦厄的洞见。国内提出叙事的密度意识，是创作了《父亲不哭》《荷花赋》等文学作品的马竹。他在《叙事的密度意识》一文中指出：“密度意识具体指小说结构、电影结构等叙事艺术的表现手法，可以在所有文学艺术创作中运用。密度意识的特征是，在同一时段同一空间下，表达密集的信息和意识活动，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无限丰繁”。
　　 《窗台》在影片类型中被归为惊悚类。无论是情节还是剧情，影片本身与惊悚没有关系。恰恰是影片绵密的密度意识构建出的结构，延展出四个人的心灵挣扎如同炼狱般的紧张，以及和自己自我对峙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