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日新月异的代价，是耕地的日益萎缩，是那些古老的农具以及附着于其中的农耕文明的异化或消逝。在疼痛的异化或消逝中，我们丢失的不仅仅是落后的生产方式，还有令人无限缅怀的乡村诗意。繁重的农活是农民的职业行为，也是他们的生存状态，总是与力气与汗水相连。如果有意忽略他们劳作的艰辛，很多农活便有了美感和哲理方面的意味。实际上，在局外人看来无法忍受的事，在当事人那里就未必如此。
　　
　　 耙子
　　 被称作耙子的东西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木框，下面钉了尖利的铁齿，像一把木梳或钢丝刷，专来对付那芜杂的土地——把坎坷不平的田地梳理得平整、酥松，这样有利于插种庄稼，使它们日后能较为公平的享用阳光、肥料、土壤和水分。
　　 最有趣的是在水田里耙田。一头毛发稀疏的水牛拉着耙子，耙子上压了装满稀泥的土筐。李万和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赶，他高扬起皮鞭，做出凌厉的抽打姿势，却并不舍得折磨那头和自己一样可怜的老水牛，只是骂骂咧咧地说：“你个坏挨球的”、“个懒驴日的眼睛瞎了”、“你知道吗，那一次你把老子害苦了”……对一头牛诉说自己的委屈。那一次，李万和太困了，披星戴月地耕田耙田，三天没睡觉，大白天站在耙子上丢盹。结果可想而知，他像个死人一样一头栽倒在杨寡妇家的水田里，耙子从他身上划拉过去，鲜血把半亩水田染红了，也把杨寡妇的心弄疼了。此后，李万和再也不敢站在耙子上表演特技了。
　　 许聋子一直是穿了深筒胶鞋站在耙子上耙田的。喑哑人不会说话，更不会骂人，只能含混不清地从喉管里挤压出“哎哎”的声音。他和水牛的全部交流集中在缰绳上，一条条指令通过缰绳的颤动从他的指尖传导至水牛粗壮的脖颈，不失时机的扯拽会提醒水牛转向、掉头、开始或者停止劳动。那是人和驯良的牲畜之间长久形成的默契。许聋子双脚踩在耙子上，身子向后微仰，一手拽绳，一手举鞭。他和他的正当壮年的水牛在不甚宽广的水面劈波斩浪，就像一艘快艇拉了运动员做冲浪运动，好潇洒，好漂亮！
　　
　　 拌桶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打谷机，每到秋收时节，齿轮高速咬合转动，田坝里到处是打谷机“呜儿呜儿”的声音，节奏单调，缺少变化，像新媳妇在哭死人，一点也不好听。
　　 拌桶也是用来打谷子的，是早已绝迹的一种脱粒工具。那是一种用厚木板拼成的倒梯形的木桶，四角各有一只耳朵，肚子下面有两根圆滑的拖泥，长得像卓别林的皮鞋一样滑稽。拌桶的三面用竹席围起来，以防谷粒洒扬出去，这种竹席叫“挡席”。地主请人打谷子的时候，会戴了草帽端了椅子坐在挡席背后，若要听见草帽响，工钱就会扣掉一半。
　　 拌桶打谷子关键在“拌”，就是摔打。双手紧握一把割好的谷个子的根部，走到拌桶边，侧身将谷把子向身后高高擎起，又在瞬间使劲摔打在拌桶帮子上，只听一阵谷子抖落的“簌簌”声。这时要将谷把子迅速弹开、抖动，然后翻转谷把子，拌那些第一下没有拌掉的背面的谷子。一个谷把子要拌五六下才会干净。将谷草顺手靠在挡席边，凑够五六手就可以扎一个稻草人。
　　 还得人凑手，就是要力气和技艺相当的人搭配，打起来才得劲。最好的打手不见得就是浑身蛮劲的年轻人，必是那些有力气且乐感很强的人。他们俯身、拾取、转身、高擎、摔打、唱小调、说荤词，不像是在打谷子，更像是在跳苗人的丰收舞；他们摔打的不是拌桶，倒像是在敲羌人的羊皮鼓。沉甸甸的谷把子就是鼓棰，听，“嘣咚，嘣咚，嘣咚咚咚，嘣咚咚咚”，节奏明快清晰，鼓点铿锵有力。那是丰收的鼓点，是节日的序曲，是野性的欢歌，是旷古的诗意。
　　 拌桶的用处很多。秋收过后，它成了粮仓，上面铺些干稻草，既可以看老鼠，还可以睡人。当然，也可以把它倒扣起来，严严实实地掩盖住一个开始发臭的死人。
　　
　　 连枷
　　 对付那些骤然间难以脱粒的小粮食甚至麦子，连枷是最得力的武器。几捆黄豆、几把绿豆、乍乍呼呼的油菜、铺满一院坝的麦子，在连枷有力的拍打下，籽粒纷纷脱落，像在下雨。
　　 连枷的构造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只是拍子和连杆两部分组成。拍子是七八根不足三尺的竹棍子并排拼成的，由牛皮绳捆扎结实。拍子的顶端装有一个木头做的转轴，套在长竹竿做成的连杆里。打连枷的时候一定要迈弓步，两手抓住连杆的下端，离开一定的距离，那样才使得上劲。连杆要牢牢抓在掌心，不能转动，那样容易把连杆弄坏。连枷举得越高，落下越重，拍打就越有力。打连枷的时候最好选择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晒干水分而变得蓬松干爽的豆荚或者麦穗在这有力的拍打下变得越来越轻薄，那些躲藏在豆荚或麦衣里的小家伙就像捉迷藏一样纷纷跳了出来，每一次沉重的拍打都会抖落满天的星辰，有的还滚出老远。
　　 我们这里形容人说话利索且快，就说“像打连枷一样”。打连枷是很讲究场面、节奏和气势的，一个人单打独斗很没意思，那样在烈日的炙烤下很快就没劲了。一般是两人站对面，或是夫妻父子，或是兄弟姐妹，朝着一处目标此起彼落地用力拍打，“彭彭彭”的声音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最壮观的是几十把连枷一齐拍打的情形，那是三十多年前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场景。那时候还没有打麦机，麦子铺了一场又一场，一连打好多天才能打干净。几十把蘸了阳光的连枷高高举起，像刚淬过火的秦军的戈矛，同一个姿势站立的军阵循着一个固定不变的调子和节奏，很整齐地拍下，“彭彭”声震天动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伴奏解乏的是家长里短的聊天，荤荤素素的玩笑，“咯咯咯”的笑声和“彭彭彭”的连枷声像火星一样飞溅进阳光的河流里。打连枷的间隙，几个媳妇一哄而上，把一个刚才用语言调戏她们的小伙子摁倒在刚垛好的热哄哄的麦草里，有人掏出鼓胀的奶子喂他吃，有人将手探进他裤裆里乱摸，那叫“砍椽子”。
　　
　　 风车
　　 刚打下的粮食是很脏很乱的，里面充斥着乱七八糟的东西，需要风车来弄干净。这种风车不是儿童的玩具，也不是堂诘诃德与之决斗的怪物，是借助风力使粮食变得干净而纯粹的木质器具。风车像车却不能行走，用以支撑它的庞大身躯的是四只木腿，它没有车轮。风车架子很大，需要人把它抬出抬进。
　　 发明风车的人不仅是个手艺精湛的木匠，还是个物理学家，不然他怎么通晓杠杆、密度、自由落体的秘密？风车的嘴巴长在背上，是一个四方形的漏斗，底部有一条细缝，细缝的下面是一块可以活动的栓子。倒进粮食前需把栓子顶上，以免粮食直接漏下来。风车的肚子很大，是一个圆形的大腔，里面装着叶片。圆心的部位伸出来一只歪把子钢筋，转动把手，风就是从那大肚子里源源不断地吹出来。在风经过的路途上，有粮食的好几个出口，每个出口接一只箩筐，落得最近的是饱满圆实的子粒，稍远的是瘪籽，吹得最远的是最轻的菜毛或麦衣，雪一样厚厚的一层，铺满院子。倒进风车的粮食经常是谷子、麦子、黄豆、蚕豆、油菜籽，进去的时候混杂污浊，出来的时候清爽干净。摇动风车会发出“吱纽纽，吱纽纽”的声音，像纺车、像辘轳、像古老的童谣。
　　 小村里只有一辆风车，收粮食的时候成了炙手可热的家伙，被从东家请到西家，忙得不亦乐乎，比腊月间的杀猪匠汪丑娃还哄。有那等不及的人家干脆用木锨来扬粮食，逆风而扬，不惜落下满头满身的灰尘。和风车的原理相反，用木锨扬场的时候，最重最饱满的粮食往往被甩至最远，最轻的谷草麦衣却往往赖在脚下不走。轻重的界限不如经过风车吐纳的粮食那样明确清晰，得反复筛淘多次才会弄得较为干净。也见过电动机带动的铁壳子风车，没有古老的木风车那样精致，现代化的玩意永远也不会唱那些古老的童谣——“吱纽纽，吱纽纽”，木质和铁器磨擦的声音，那是简单质朴的，令人魂牵梦萦的乡音。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曾经满怀欣喜地在通往现代化的大路上快步疾走，一路走来一路扔，我们试图扔掉落后和贫穷，扔掉繁重和琐碎，却怎么也摆脱不掉时光的旧影。曾经简陋粗糙的农具，曾经质朴温暖的情怀，曾经艰难却也不乏欢悦的日子，如今去了哪里？回望今日乡村，有几个年轻人在耕田，又有几多良田可与子孙耕？耙子和连枷还在少量使用，拌桶和风车却早已荡然无存，怀旧的人只能于记忆中遥望它们远去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