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如果还活着，今年才七十六岁。七十六岁，对于我们这个人均寿命已经超过八十岁的国度来说，还算是老年中的青年。可是父亲，却已经长眠地下二十年了……
　　
　　 一
　　 我的老家在渭北高原的一个小县城，县域处在陕甘两省交界处，被流经县境的黑河分割成了南北两大块，南边的叫南塬，北边的叫北塬。南塬偏僻，人厚道；北塬繁华，人精明。父亲一九四一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就诞生在南塬亭口镇一个叫路家的小村子，属蛇，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据说，我们家曾经是南塬上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到爷爷这一辈时，家道中落，但还是有六百多亩坳（方音念niǎo）地。渭北旱塬，靠天吃饭，地有平原地与山坡地之分，坳地就是平原地，平原地肥沃，蓄水，是好地。爷爷是读书人，出不了力，干不得活，不过游壶(一种赌博游戏)，抽大烟样样精通。不几年，就将家里的地卖的卖，当的当，折腾的几乎干净。奶奶是南塬上巨家镇韩党村李财主的女儿，也算大户人家出身。为养活儿女，她除去裙钗，换上粗服，迈着一双三寸金莲和家里雇的短工一起在仅剩的十几亩地里辛苦劳作，还是无法糊住孩子们嗷嗷待哺的九张嘴。无奈，每年白露过后，秋也收了，麦也种了，奶奶的父亲就派一辆马拉大车把女儿和外孙都接到自己家。一直度过来年青黄不接的三四月，到了五月麦梢又黄，收获在望，再用大车把女儿和外孙们送回家。麦子割完，夏粮入仓，秋天农活忙完，吃的又快没了，奶奶和她的孩子们就又回到娘家了……父亲就这样长到了六七岁。大伯和二伯能担起养活弟妹的责任了，就到山里（老家人习惯，山里就指麟游山区）给人家做长工。父亲也被带去做了一个小长工，给人家放羊。他不挣工钱，但能混住自己的一张嘴，也算是给家里减轻了负担。
　　
　　 二
　　 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大伯、二伯带着父亲从山里回来了。在农业社劳动几年后，父亲参军离开了家乡。
　　 父亲为人拘谨，不善表达。小时候，我们只知道父亲在福建厦门当过九年兵。长大后，我们才从父亲保留的照片、奖状、军功章里，断断续续了解了父亲的从军生涯。
　　 父亲是一九五九年应征入伍的，最初在兰州当兵。一九六一年部队大换防，他所属的部队调防到了福建厦门，属福州军区管辖，军长是皮定均。当时，为防备国民党反攻大陆，沿海比内地更处于紧张备战状态。大陆每隔一天就向台湾海峡发射三枚炮弹，以示内战还没有结束。父亲的部队是炮兵，他所在的连队承担着向沿海制高点炮台运送炮弹的任务。山路崎岖，当时条件又落后，运送大炮、炮弹全程都靠人抬肩扛。父亲和战友曾创下两人抬着五百多斤大炮登上炮台的记录，受到军区表扬，事迹登上了当时的《福州军区日报》。
　　 一次，执行完任务，返回营地途中，父亲突然听到路边水塘中有小孩的呼救声。情急中，他穿着衣服鞋袜就跳进水塘救人。父亲忘了自己是长在北方的旱鸭子，不会游泳，幸亏后面赶来的战友把他和落水小孩救上岸来。不过，父亲这一勇敢行为却体现了驻地官兵与当地民众“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情谊，父亲再一次上了《福州军区日报》。
　　 父亲不识字，却能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背的滚瓜烂熟，曾获得军区“学《毛选》积极分子”光荣称号。
　　 由于表现优秀，父亲有两次提干的机会，但他都让给了别人。当母亲把这件事说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抱怨父亲：“爸爸，你为什么要让给别人啊？如果不让，你就是军官了，我们也能随军到大城市生活了，多好啊！”父亲听了，憨憨一笑，说：“爸爸不识字，干不好，会误事的呀！”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平和，不争不抢的人。
　　 记得是一九九二年吧，父亲已经退休在家了。有天晚上，电视上播出电视剧《皮旅》，父亲说：“皮定均，那是我们的老军长啊！”说着父亲打开了自己珍藏的“百宝箱”，里边的东西简直琳琅满目。除了一副战士佩戴的老式帽徽、领章、肩章，其余全是各种证书、奖章、军功章、参加各种表彰大会的集体合影照……当然，也有父亲穿军装的照片。父亲拿出一张军区“五好战士表彰大会”合影照骄傲的告诉我们：“爸爸当了九年兵，除了刚入伍那年没评上‘五好战士’，其余八年都是‘五好战士’。看见了没？坐在正中间的就是我们军长——皮定均。”我数了数，果然有八个“五好战士”证章。再翻箱子，两个二等功军功章，三个三等功军功章，还有“军事大比武”一等奖证书，“红管家”优秀事务长荣誉证书，“优秀党员”奖章……在一张父亲单独的照片上，题着“鼓浪屿留念”，年轻的父亲身材魁梧，穿上军装，更是英气逼人。我们姊妹羡慕的看着照片，发出“哇”的一声惊叹，想象着父亲的青春和远方，想象着火热的军营生活，从此对父亲更增添了一份敬意。
　　 一九六八年，父亲服役期满，他登上列车，快快乐乐的回到了家乡??路家村，准备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也在那一年，他和母亲成亲了。
　　
　　 三
　　 父亲没想到，部队并没有忘记他。回家一年后，他曾经的部队给生产大队寄来了一封介绍信，安排父亲到宝鸡市秦川机床厂工作。这是个从上海迁过来的国营大厂，当时叫五十六号信箱。这样，父亲就做了一名工人，一名城里人。
　　 做了城里人的父亲并没有嫌弃母亲。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从宝鸡回老家，要绕道甘肃，穿过麟游山里，两三天才能到家。为了不耽误工作，父亲就只能像候鸟一样，每年回两次家：一次是夏忙时节请假回家收麦，一次是春节放假回家过年。
　　 父亲在工厂里是一名焊工。且不说父亲是如何心灵手巧再加上勤学苦练完成他的人生转型的，单看他的工作证“焊工：八级，倒挂一级”就知道他的技术有多牛啦。当时工厂里技工最高级别是八级，父亲的级别比八级还要高一级，就叫“倒挂一级”了。
　　 有一次，车间里接了一个活：焊三角支架。车间里的小青年们焊好两个支架接口，再把另外一个焊上去。但无论怎么焊，总有一端接口歪斜，不合规格。他们就来请教父亲。父亲先把三个支架按要求规格固定好，在三点交接处用焊枪“嗞”地轻轻一点，然后再把两两相邻的接口焊在一起，难题就解决了！
　　 父亲把他在工作中琢磨的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青年工人，带出了很多徒弟，他们都很尊敬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多劳多得”的说法，工厂实行的是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焊接活火花四溅，常年要在室外工作。冬天，冷风瑟瑟；夏天，酷热难熬。和父亲一组干活的工人常常干着干着就偷偷溜走了，把活留给父亲一个人去干，父亲总是毫无怨言坚持干完。有人替他抱不平，父亲也只说：“小王（或者是小李）是有家的，事多一点；我就一个人，多干点，没啥。”父亲的勤劳是有目共睹的，他的宽厚又为他赢得好人缘。在秦川机床厂，他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积极分子”。至今，家里的搪瓷缸，脸盆，枕巾，床单，还有印着大大的“奖”字的，那都是父亲的奖品，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念想。
　　
　　 四
　　 父亲待人宽厚，对儿女更是如此。我是老大，幼年曾有幸跟随母亲进城与父亲生活过一段时间。一个周末，父母带我去逛百货商场，我看见柜台上摆的一个穿纱裙的洋娃娃，一下子就迈不开步了，又哭又闹，非要拿来看看。父亲于是就让售货员把洋娃娃拿来给我看看。我把洋娃娃抱在怀里，左看右看，爱不释手。然而，父母一不留神，悲剧就发生了：我竟然三下两下就把洋娃娃撕烂了！母亲一看标价：15.6元！气的伸手就要打我。要知道，父亲当时一个月工资也就38.5元。父亲挡住母亲打我的手，说：“娃娃闯祸怪大人。她才一岁多，懂什么哩！打了也是白打。”然后掏出钱包，把钱赔给售货员，就抱我回家了。
　　 我大了一点，家里又添了弟弟和两个妹妹。家庭负担重了，生活更艰辛了，但父亲对我们的慈爱之情却一点也没有减少。
　　 那时母亲要在地里干活，又要照顾幼小的弟弟妹妹，根本顾不上管我。我小时候头发枯黄，又是自来卷，懒得洗头，时间一长，头发就像毡片一样顶在头上，梳也梳不开。有一年，我的头发上竟然长满了虱子。过年时父亲回家看见了，他先打来一盆清水，把我的头发洗干净，再用篦子给我一下一下刮掉头上的虱子。这样刮起来揪的头发很疼，我就扭来扭去不让父亲动。父亲自有他的办法，他说：“人常说‘黄毛女子坐金殿’，我娃是黄毛，多有福气啊！收拾干净了才能坐金殿，要不，把福气都给熏跑了。”我一听，赶紧坐端坐正，乖乖地让父亲把虱子刮个干干净净。刮完了虱子，父亲又笨拙地给我编上两根小辫子。至今，我都记得父亲的手：手掌宽厚，手指粗短，关节粗大，指肚浑圆，纹理粗糙。后来我上了小学，学到一篇课文，叫《手》，写的是一个老农陈秉正的手，我突然明白，那写的不就是父亲的手吗！
　　 那个时代人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我的童年记忆却伴随着甜甜的味道。记得每年夏天，父亲的工厂都会给工人发降暑白糖。那么大一包白花花亮晶晶的白糖啊！父亲照例会在夏忙时节带回家。这样，酷热的暑天，我们姊妹几个就用白糖泡水喝，用白糖夹馍馍吃。有时，母亲也会用白糖拌上炒熟的面，芝麻，碎花生给我们包糖包子吃，那真是难得的美味哦！那是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清凉甘甜的糖水，白糖夹馍馍总会引来邻居小孩羡慕的目光。可是，父亲是从不动那些白糖的。有时，我们也会说：“爸爸，喝点糖水吧！”父亲就说：“你们喝吧，爸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这样，我们也就不强求父亲，心安理得的享用父亲的福利品了。成年后，我才发现，父亲是很爱吃甜食的。有一次，父亲在吃月饼，我故意说：“嗨嗨，你不是有糖尿病吗？怎么敢吃月饼啊，太甜了!”父亲不说话，只是“嘿嘿”的笑。
　　 父亲和母亲的相处之道，也让成年后的我感慨良多。母亲嘴碎，有时候抱怨父亲，父亲听见了就装作没听见。我偏要向父亲告状：“爸，看我妈凶的那样！就你惯着她！”父亲摸摸我的头，说：“爸爸常年不在家，你妈拉扯你们几个不容易。平常受了委屈也只能装在心里，有气当然只能向我撒。她就多说爸几句，爸又不会少一块肉。”就这样，父母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一头沉”家庭一样，离多聚少，却恩恩爱爱，婚姻从未亮起过红灯。
　　
　　 五
　　 那个时代，老家的农村还是很封闭的，念书的女孩子很少。上初中的时候，村里我那一茬的女孩子就只剩下我一个还在念书了。初三那年的夏忙时节，因为马上要考试了，学校就没有放假。从家里到学校每天都要穿过打麦场，打麦场是几家合用的，大家都在场上忙忙碌碌干活，只有我不干活，每天穿过来穿过去，就像个游手好闲的。大伯只要看见我就骂：“家里这么忙，你就知道躲到凉房里偷懒！养女子真的是白养了！呸！懒猪！”又骂父亲：“谁像你这样惯着女儿！死女子还供的念什么书！你就等着你女子以后背上你转吧！”这时候父亲总是不紧不慢地说：“大哥甭生气，我多干点就行了。”回家来父亲给我边擦眼泪边说：“甭听你大伯的话，你争气就好！爸就吃了不识字的亏，绝不会再让你做睁眼瞎。女孩子怎么啦？爸还想供个状元哩！别怕，你念到哪爸就供到哪！”父亲的宽容和鼓励，给了我信心，那年中考，我是南塬唯一考上中专的学生，也是我们村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女孩子——那是一九八三年夏天。
　　 我上师范的第一个元旦——一九八四年元旦，学校放假，父亲让我自己坐火车去他们工厂玩。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去宝鸡，下车后七拐八拐，天黑我才找到父亲在工厂的宿舍，父亲已经做好了晚饭在等我。我正要吃饭，来了几位叔叔，都是父亲的工友。他们夺掉我手里的饭碗，拉着我就往外走。原来，这天晚上父亲厂里搞元旦聚餐，他们要拉我一起去吃饭。父亲硬是不肯，说聚餐经费是厂里按人头划拨的，我去吃饭就是占大家的便宜。但是那几位叔叔人多力量大，架起我就走了。就在这一次聚餐会上，我第一次吃到了红烧肘子，糖醋排骨……一年一度大型聚餐，大家吃的也满足快乐。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几位叔叔酒喝得有点高，打烂了几只餐具和酒杯。工厂餐厅有规定，损坏东西是要这一桌人公摊赔偿的。聚餐结束，父亲对工友说：“兄弟们看得起我，就不要和我争，赔偿的钱我来出。”父亲还是觉得我跟去吃饭，沾了大家的光，心里过意不去，他出这个钱也是对大家心意的补偿。叔叔们了解父亲的脾气，也就没有和他争。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硬气的人，他对别人可以宽容，对自己是很讲原则的。
　　 这一年夏天放暑假我回到家，父亲收麦也回家了。那时每天从南塬到县城就只有一趟车，还是敞篷卡车。坐车的都是上村下塬的乡亲，大家即使不熟悉见面也都认识的。有一天，母亲让我去县城买东西，回来时，我就站在挤死人的卡车上。车子走到亭口坡头，听到旁边有两个人在说话：“干啥去了？”“唉，到县上想买个发电机，没想到涨价了不说，还买不到。”我家的打麦机上就带着一个发电机，打麦机去年已经卖了，发电机一直闲置着。听母亲说，家里现在供着我们姊妹四个上学，日子紧巴，卖掉正好可以贴补家用。我就对那人说：“叔，我家有发电机，卖给你。”那人问：“多钱？”我记得父亲隐约提起过，发电机是六百多元买的，就说：“六百八。”那人喜出望外：“真的？碎女子，你做得了你家的主？”我怕那人不买，就说：“能。”于是车到路家村口，我就领那人去家里了。走进院门，看见父亲正在院里忙活，我就对父亲说：“爸爸，这个人要买咱家的发电机。”父亲有点吃惊。那人说：“你女子说的价格，六百八十元，我给你现钱。”父亲似乎有点不情愿，他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好吧，你来看看，合适就拉走吧。”那人看了发电机功率，又在插电板上试了电，准备把发电机装上我家架子车拉走，说好隔天再把架子车送回来。这时候，隔壁叔叔来我家窜门，就问：“多钱卖了？”我得意的说：“六百八，我卖的。”叔叔说：“哥，这个发电机八成新，价格至少在一千元以上哩，你咋这个价就卖了？”那人一听，急忙说：“价格早就说定了，你可不能反悔。”父亲说：“不反悔，你拉走吧。”那人走后，父亲对叔叔说：“我知道价格。不过咱女子已经给人说了，又把人领到家里来了，咱不能说话不算话么。人活一辈子，见人处多还是见钱处多？”父亲没有责备我，但从这件事中，我知道了为人处世，立身之本是讲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