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关紧门窗，为了不让雨水捎进来。当然，除了雨水，还有冬雪。
　　 总之，有雨有雪的天气，令人生厌。因为凄怆、寒冷，直入心骨的悲悯在作祟。
　　 我独自围在火炉旁，凝视着一段“冰又回去了，缩回了它的北极”的文字。我觉得自己的身子骨是冷的，因为文字很冷，即便周围萦绕着火光，充盈着暖色调的物质，但说来说去，直白的冷暖对于我来说，是很朴素而苍老的。情感，就是这样。咖啡，红酒，油画板……火烛灯，白蜡，蓝芯笔，包括从掮客手中卷来的一刀宣纸上展写的赵孟頫的书法，能扔在火炉里的，一半是前者，一半又是后者。
　　 老张告诉我说——一个人快要死亡的前夕，还会孤寂吗？我说呢，把一切精神的供养品，全烧掉不留念想就好了。也是，身子骨硬朗的，不让寒风吹彻，至少比一个人伤逝别离好得多。
　　 我这么说，是因为寒冷裹缚，在西宁湟源这个地方，或者说藏民区里吆喝号子没完没了的冬天，我一个人孤独而微漠着。
　　 老张又来书信了，说茂名很暖和，四季有春。我不回去，是因为我还在一座城市里，需要生活，工作，然后养活自己。当然，不回去有不回去的道理。
　　 老张是我的同乡，但是也有十来年没见了。算了，不去想罢。只记得睡觉的时候，又是风，又是雪的，呼嚎呼嚎，冷冰冰地卷起一地的冷冰。我畏寒着，裹紧藏袍，念诵着《格萨尔王传》里面温暖别情的段落，然后碎碎地虔诚地呼吸，顷刻间就在梦里了。
　　 天空，覆盖着奶白色的冰凌。这只是一个难受的比喻，至少多舛的故事是这样。翌日的清晨，我独自打开窗户，面前是一片雾霭，当然有雪、厚厚的一层，全然挤压在城市屋檐的各个旮旯。我悯吸一口雾气，呛在喉咙里杂糅着暖热相交的气体，呼出去，能把窗前的冰花给融化吹染掉。而此间，我环顾着西宁的周边，大抵是红色，因为红色的藏民区很吉祥，几多的人群，依然穿着冬天特有的冗长而厚的冬袄，身上不外乎是红色的高原的泥土气息。四周呢，还是扫雪的门客，一大早起来就是干这个活计。扫雪就像清除寂寞，因为下雨天或者下雪天就是孤独的，一个人没有在外，应该说很多人喜欢在白天和夜晚的每一个时辰，都拒绝掉所谓的严寒。冬天的雪，自然单调，自然交通不便，自然地令人恹恹无奈，终于是像死人墓一样的病态，欢喜别离而躲避地远远的。
　　 当然，一个叫白玛永仁的中年人，欢喜在风雪里驻守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他是一个夜不归宿的男人，在外面有雨雪的所有地点，都需要有他的身影。使然，还是那样，我见到他在我面前递出一封信的时候，他脸上的褶子依然通着高原红，甚至带着一丝青涩的味道。
　　 “给，滕老师，您的信。”他说，头上沾着些许的雪。他的身上穿着一件棉厚却破损不堪的绿色军大衣，只要有缝隙的地方，沁满了雪融化的水滴，当然，没有破旧的衣襟上，已经覆盖了白白的一层霜。
　　 “进来吧。”我一只手接过信，招呼他进来喝一口酥油茶。
　　 “不，不了。”他摆手，意图推着自己那辆二八式的自行车。
　　 他一直靠着这辆自行车在送信，应该说，我的每一个夏天和冬天里需要递送的讯息，都有他的沉默而阑珊的背影，紧接着，他在我的眼前慢慢变小，最后就消失不见。
　　 他没有问我今天为什么没有去授课，没有问我学校因为风雪不归的白天，已经停课三天的消息；他也终于没有问我今天的下雪天，我继续蜗居在自己的文案里，是否还在忙碌学生的作业？我其实想说，我什么都没有应付，该忙活的已经忙活干净，剩下的，已经不堪重负，大抵就是自我安慰，在孤独的每一天里。
　　 尽管我来青海很多年，白玛还只是会说“滕老师，你的信”或者“您好，我的天堂”之类的汉语。应该说，他是个忙人，于我而言，他也仅是个过客，就这么简单。
　　 不过呢，我还是能常见到白玛几面的。无论在学校还是在集镇，他都沉默却又热忱地面对每一个抵达的方向，按响车铃，喊一声清脆的——达玛。
　　 我听不明白。听旁人说，只是一座山的名字，亦或是在山中驻扎的一幢矮矮的邮局。里面有一群沉默寡言的人吧，也是道听途说。白玛送信的时候，我在简洁地述说，而他没有，只是重复着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的动作。扭头，别离，然后别上自行车，在寒冬的这个季节，因为雪下，无奈推着“步履”，慢慢沉重着。
　　 雪似乎重新纷飞了一遍，从停下的那一刻开始，又周遭了变故。一丛一丛，继续盖过屋檐、走廊、藏民街的每一个带着佛揭符号的店铺上。颜色是洁白色的，不是奶白色的样子，清晰而直直的平顺，雪仿佛只是稀疏地覆盖一面，在原来被清扫过的地方，留有一股生疼的碎土地的碰撞声。
　　 我想到在学校教书的片刻，曾有一个学生嗫嗫地举起课本，指着窗外的一个中年男人，说着一句很平静的话。
　　 “他冻死了吗？”
　　 我正对着黑板，所以没有看见窗外的一切。这只是我刚来湟源支教（汉语授课推广）的第一年，不知道是几年前的冬天了。或者说是八年，或者说是六年，因为气温一下降，我的记忆就冰封。和寒冷的瑟缩一个触觉，便是也会冻得沉默寡言起来。
　　 我打开窗户，望了望，然后关上风雪。当我随着学生踉跄地在一路雪地的操场上跑过去的时候，只瞧着一个胡须葱郁，面目邋遢的流浪汉偎倒在一处树丛之间，手指和面孔露在外面，身上只挂着一件短短的冬袍。他有呼吸，并没有死。他说他只是听着冬天的汉语歌声眯缝，久而久之，就睡着了。只是没想到，下了一场雪。
　　 “你还好吧？”我扶他起来，他的脸上是紫红的颜色，不外乎是冻伤的。
　　 “要不要去医院？”我继续问，是因为他没有开口。
　　 我让几个学生做我的藏语翻译，然而盘问了几遍，中年男人丝毫没有开启嘴角的动静。他索然站起身，掸掸身上的雪，然而雪融化成脏水，已经是湿漉的一片。
　　 “进来喝口茶吧。”我说，让学生靠扶着他的身体，然后跑着进教室，把一件冬衣挂件取出。说话间，我就此将其披在中年男人的身上。
　　 这件衣服，是我第一天支教时候穿戴过来的旧衫，四个口袋、可以挂钢笔，类似一件中山装。然而它有些褶皱，始终保留了九十年代陈旧的时代感。
　　 男人转身，没有想去医院。就在他离开的时候，我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本想喊住。然而他说，他不喝茶，也许在学校旁边，他听了一场同途的梦，在遥远的极地，亦或是在近处的山原。他是个有虔诚心的人，在我目送他远去的背影，他只是一个劲地在雪地上磕长头，一路远去。
　　 学生说，他是朝着达玛山的方向朝圣。
　　 那个学生说过的话，让我记忆尤深。因为几年过去以后，我还记得一个流浪汉身份的邮递员在我身边，继续沉默寡言地双手礼赞。尽管他的语言很简短，目光浑浊，只是别有生面的一股子高原味道，泛着青稞的土地气息，让我终于有一丝亲近的理由。然而，那个人始终是叫“白玛永仁”，他学会了几句汉语，学堂里欢喜的东西，他到底还是欢喜的，只是隔着一个门窗，就像隔着一座达玛山一样远。应该说，他在底层，我也在底层劳苦，只是不同职业让我们无法对等，似乎做不到继续平视。
　　 “滕老师，扎西得勒。”我听得这句清晰的问候，是在几个月前送信的年关，白玛永仁送给我的一句安暖的话。他习惯这样说了，当然是职业习惯，只是我不这么认为而已。在此之后，白玛都会像过去一样，双手合十、一句话就是一个虔诚的祷告的动作，告诉我——信笺已经抵达。
　　 送到我手里还是老张从远方寄过来的一封信。老张说，他在茂名的生意很好，现在开起了连营的酒业，有绍兴的女儿红，有法国的蓝菲……当然，赢得了盆满钵满的龙头，日子自然过得很好。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和他的前妻复合，预备着在明年结婚。
　　 我心里祝福他，但路隔遥远，只好在信中回复。
　　 十几年前，老张还是个穷小子，而我则是个穷秀才。算起来，我还和他共甘苦一阵子，1988年，还在温州的时候，他邀着我一起在皮鞋厂打工，12个小时两班倒的生活，后来还不间断地加班加点，没完没了，自始没有工休。某一日，他说皮鞋生意黄了，当然是那个老板。于是，没有工资不说，那个法人代表终于跑路，只留下一大批工人在一个寂寞寒冷甚至沉静异常的冬夜里茕茕孤立。
　　 那一年，在温州下了一场大雪。觉得很冷，应该说，再没有那么冷过了。
　　 昨日回想，现今回忆，还是那么真实。湟源的雪，亦或是大西北的严冬，厚雪始终是静谧地滚滚的一层，又冷又干涩。我在湟源的几年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一群人，有学生，有工人，有老板，正在消逝的手艺人，以及一个落伍了的邮递员。白玛跟我说，送信是他的虔诚世界里闪烁的黎明，像生活一样，不止是为了朝拜大昭寺，也为了安启灵魂。
　　 他所言的灵魂，不外乎又是磕长头一路匍匐的往事。
　　 在大昭寺里，我时常会记得一个雪夜里，风雨不归的男人在孤独地朝拜。大昭寺在湟源的县城里落寞着，是一幢废弃的、并被拆迁一半却又不竣工的建筑。有些时候，我会路过那里，有些时候，我也会走进去瞧看几眼。除了几个喇嘛或者汉僧，就鲜有几个人光顾。
　　 建筑体是红色的，一如藏袍的颜色。白玛永仁的军大衣上的内侧是藏文的刺绣，上面写着一段我看不懂的文字。大概是“吉祥永驻，扎西得勒”的意思。我问他，但他还是只回答我几句“滕老师，您好”的汉话，然后，就是一大串类似“嗡嘛呢叭咪吽”的经文祈福。他习惯双手合十，然后闭上眼，磕头、朝拜，一路朝着《朵堆》文字里的方向，瞭望着。
　　 我说。白玛，你最祈望的生命源点在何方。
　　 白玛没说话，笑了笑，继续磕长头。
　　 我说完话，隔着大昭寺的窗户外景，就看见如鹅毛般的雪纷纷落落。接着，又是密密的一层，再接着，覆盖在湟源的城市中每一个串街人的吆喝声和孤寂声中，幽幽地徘徊。我凝视着雪，亦或是马上就融化的一些雨水，看着大西北之上的种种冷寒，突兀间，品咂出一点咯人的温暖来。
　　 一星期后，雪停。我继续上课，白玛却不归。我在很多天的时间里，都没有再瞅见白玛永仁头顶着雪花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响铃而至的声音。后来，等到给我送信的时候，我再次碰到的一个送信人，已经是个汉族小伙。
　　 “白玛呢？先前送信的中年人？”我问。
　　 “哦，他去拉萨了。”小伙的回答很干脆，和他递送信笺的动作一样。
　　 “就一个人去？”
　　 “是，他要去朝圣……”
　　 说完，小伙转身。没进来喝一口酥油茶，就走了，只剩下喊不住的背影。
　　 在很多天里，我继续依偎冬天。在收到这封老张的信之后，我更确信冬天这个季节并不所谓的严寒，或者说还有温暖的一面的。我在小伙子走之前，问过有白玛的消息没，他说还有一封信落下了，是在一件中山装里面的。是因为发霉、风干，然后在白玛的心中无止境地回环。我想来大抵是这么一回事，翻折着老张的那封信件背面，还续夹着另一封写着33排油墨不一的“滕老师，扎西得勒”的文字。只是纸面上的符号，有着一排“湟源镇中学”的叙述。看来，白玛还记得几年前的操场上，一场雪冬里的一件中山装的事情。只是，怎么会有这封信，我想想也是哑然失笑。
　　 哦。可能只是一张在衣衫口袋里忘记取出的白纸。衣服给白玛披上的时候，可能让他触动心事，写下了几年来一直未曾辍笔的33句“扎西得勒”的汉语。
　　 旁白的批注是——第34次为滕老师送信。
　　 也许是真的。看来，我收到的信是最后两封了。一张是自己的，一张是老张的。老张在信中所写的文段比之前冗长了一些，有玩笑话，也有俏皮语，还有回忆温州那段打工岁月的不堪。他说，茂名那边也下雪了，南国的雪，不单调，有些暖。
　　 哦？怎样温暖？我心里嘀咕。
　　 老张的信里，终于没有写得过多。文字之内，倒是夹着一张有撕裂痕迹的，叙述着他和他前妻以及女儿的故事的全家福。而白玛的唯一赠给我的信，我觉得分量有些重了，比这场雪厚实，比达玛山沉重。
　　 我微微一笑，凝视着城市的天空，有一根鹅毛飘至。倏然间，雪落，冬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