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接到赵班长邀约，动身奔赴淮河岸边的一座旧军营的时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岁月。
　　 那年春节过后，连队首长接到上级指示，要从我们连队挑选十二名优秀战士组建一个尖刀班，编入到作战部队，开赴祖国南疆参加对越轮战。
　　 晚饭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是自由活动的，我拿着从家里带来的高中课本走过走廊和操场，想找个僻静处看书。可是，走廊上没有人闲聊，操场上也没有人打球，气氛明显和往常不一样。正当我转身回宿舍的时候，却发现我班的马小跳蹲在一棵槐树底下，背对着我，两肩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他是城市兵，训练喊苦，劳动叫累，老拖班里的后腿，领导批评得重了点，他就哭。难道又挨训了？我想过去看看，又一想，哭也不是坏事，还是不打搅为好。
　　 宿舍是两排通铺，铺头唯一的办公桌已经被赵班长占用，他正俯在办公桌前写着什么。我的邻铺李西北，对铺大勇，各自坐在自己铺前的小马扎上，以床铺当桌摊开了稿纸。我走过去，捅了捅西北的胳膊肘问：“写什么呢？”
　　 “写请战书呗。你不写啊？”
　　 哟，看他这么迫不急待，仿佛不是请战，而是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盛宴。
　　 入伍前，我在地方上高考落榜，入伍后，我是一心要考军校的。正当我向着美好前程冲刺的时候，冷不防遇到这种事，这个请战书我是写还是不写呢？我知道，写请战书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写了不一定会挑选到我，不写也有可能挑选到我，反而给首长留下不好的印象。既然要考军校，必须写，还必须写得恳切动听。再说，全连一百来号人挑选十二个，概率是八、九分之一啊，运气不至于这么背吧。我放下书本，也像西北一样，以床铺当桌写起了请战书。我想应该在首长和战友面前展现自己的文才，请战书要写出水平，于是搜肠刮肚，引用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有丹心照汗青”，也引用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大概半小时，将近两页稿纸的请战书写好了。这时，马小跳走了进来，咬破的手指还在渗着血呢，将一张写着“我不是孬种”五个字的血书递给了赵班长。马小跳写血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全班人都围过来看，先是鸭雀无声，然后是热烈的鼓掌。
　　 晚上，团电影组来我们连队，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放电影之前要放一段政治思想教育的幻灯片，那天的内容是有关战场纪律的。战场纪律是极其严酷的，我不禁浑身微微颤栗。早在新兵集训时就学习过战场纪律条令，下连队后也接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但都没有这次触动大。等到放故事片时，脑袋已是一片空白，连叫什么片名也记不住了。
　　 两天后，连长在军人大会上宣布，全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战士递交了请战书，我三班请战态度最坚决，军政素质最过硬，一个不拉，成建制地挑选到作战部队。西北和大勇当场跳跃起来相互击掌欢呼。我的脸上也有笑，走到没人处又很想哭。
　　 那天夜里，我被莫名的焦灼感炙烤着，如同行刑之前的死刑犯，一点睡意都没有，脑子里不停闪现炮弹爆炸、血肉横飞的血腥场景。我翻了一个身，忽然想到了奶奶，奶奶的腰腿疼好点了吗？又想到了娘，夜这么深了，娘切好猪草该上床睡觉了吧？我还想到了弟弟和妹妹，想到了同学和小伙伴，想到了他们送我参军时的情形。这时，西北翻了个身，又打起呼噜来了。这臭小子真行，要奔赴血与火的战场了，竟然也能睡得着。
　　 起床号响了，西北一边穿衣一边鬼鬼地对我说：“昨夜没睡着觉吧，看你眼睛都熬红了。”我整理好内务，端着脸盆牙缸去洗漱。走廊上，立着一面为整理军容风纪而准备的大立镜，我上前一照，眼睛果然有些红。
　　 露天洗漱台已经有十几个人在用了，我就站在边上等。西北洗漱完毕，却没有直接回宿舍，端着脸盆愣在洗漱台边，双眼定定地朝前望。望什么呢？我顺着他望的方向望去，前面是操场，操场过去是连队的菜地，菜地过去，与营区相隔着一条河汊的，是驻地村民的麦地，返青不久的麦苗绿油油的。庄稼人就是勤快，一大早，一对青年夫妻就在麦地里松土了。也许是那男的不小心将一铲浮土压倒了麦苗，那女的俯下身去，用手将浮土轻轻拂去。他们对弱小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对田园生活的珍惜与满足，即使隔着一百五十米左右的距离，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当初要是不来参军，我现在不也是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吗？伺弄几亩庄稼，过过小日子多好呀，唉，一切都晚了。
　　 我的眼眶里涌起了泪水，当心它掉下来当众出丑，干脆合上了眼皮。却听西北在骂：“操，哪来的妖风，竟把沙尘撒到老子的眼睛里。”我又睁眼看，他正用毛巾揉擦眼睛。我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你看看人家西北。
　　 打点好行装，要去作战部队报到了。就在我们三班上车的时候，全连官兵列队给我们敬军礼。
　　 作战部队南下不久，收复老山的战役打响了，在向Ｎ号高地发起冲锋的时候，遭遇到敌军交叉火力的疯狂压制，冲锋的战士成批地倒下。打扫战场时发现，凡是冲锋牺牲的战士，都是前胸中弹，向前扑地，也就是说，冲锋的时候是没有一个退缩的。我们三班牺牲两人负伤三人；马小跳，用不满二十岁的生命，在我们的心头树起了“我不是孬种”的丰碑；西北，在腿部中弹的情况下仍然攻上高地，荣立了二等功。
　　 战后归建，西北被保送到军官指挥学院深造；我也如愿以尝，考上了一所军事技术院校；赵班长当年就退伍了。后来，遇上了裁军，我们三班所在的老部队和新部队都被撤编了，我和三班所有战友都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我转业到地方工作。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感谢当今发达的通讯技术，赵班长经过多方查找，除去两名牺牲的战友之外，其余十名战友都有了下落，相约在老连队营区相聚。参加这样的聚会，见一见活着的战友，我怎能抑制得住内心的激动呢？
　　 我赶到营区，赵班长他们已先到了。要不是事先联系好，还真不敢相认啊，赵班长已两鬃斑白，但精神瞿烁，在深圳开公司，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大勇是个体老板，体形变化可大了。有两个是乡镇公务员。还有四个是漂泊于各地各行业的民工。正当我们握手言欢的时候，一辆越野车驶来，车上下来一个刚毅的军人，哈哈，李西北，当年的弹伤没有留下后遗症，现在是大西北某基地的副司令，少将军衔。我们又扑上前，热烈地相拥。
　　 部队撤编之后，这个营区就废弃了，空地上长满了蒿草，操场上堆着砂石。两排平房还在，上了锁。我们在营房前站成一排合影，又挨个坐在走廊的台阶上合影。说到两位牺牲的战友，说到马小跳，又都缄默下来，任凭眼泪无声地流淌。
　　 站在废弃的洗漱台边向前望，当年的麦地现在已是公园，一对老夫妻坐在石椅上，四五岁的孙儿则在他们跟前嬉戏。活着是多么美好啊！我突然冒出一个问题，问赵班长：“当年冒着敌人的子弹冲锋，你害怕过吗？”
　　 西北抢先回答：“哪能不害怕呢？”
　　 这个回答要是出自别人，不足为奇，而出自当年的英雄、现在的将军之口，可谓石破天惊，大家齐刷刷地看向西北。我说：“你也害怕啊？当年写请战书可是你带的头。”
　　 大勇说：“说我们怕死，不要说马小跳他们不答应，我们活着的人也不答应啊。西北，就说你吧，冲在我前面，一路流着血，顶呱呱的英雄啊。”
　　 赵班长说：“西北，这样的玩笑不好开的。”
　　 “大勇，别激动。赵班长，我没开玩笑。你们都听我说，我先于四海写请战书不假，冲在大勇你的前面也不假，但这不是我胆大，而是我命大。”西北停顿了一下，又说，“我老家那地方穷，不当兵没出路啊，当了兵就不想回去啊，要不想回去就要在部队好好表现吧，不写请战书能行吗？哎，四海，你还记得定下让我们三班参战的那个夜晚吗？”
　　 “怎么不记得？我愁得整夜睡不着觉，你倒好，睡得挺沉，还打呼噜。”
　　 “我是看你没睡觉，装打呼噜哄你呢。再问你，还记得第二天早上，就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我用毛巾擦眼睛吗？”
　　 “你不是说眼睛被风沙迷了吗？”
　　 “那时没有刮风，哪来的风沙？实话告诉你，我那是哭鼻子、擦眼泪呢。看到前面庄稼人在麦地里劳作，好后悔当这个兵哟。”
　　 大勇插嘴：“那你拖着流血的伤腿英勇拚杀，这也能装？”
　　 西北说：“战士一旦上了战场，是没有时间犹豫的，是不知道害怕的，只管机械地往前冲，往前杀，难道我们不是这样吗？敌人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打中谁，没打中谁，是没有定数的，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只打中我的腿，没打中我的要害处，那是我李西北侥幸，是我李西北命大。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马小跳他们，因为是他们替我们挨了子弹，尽管不是主动去挡的。他们的倒下，尽管我们一万个不愿意，但是战争就是这么残酷。他们的倒下，给我们铺平了前进的路，我们才能攻上高地。给我立功，我是愧疚的，能够活着回来已经大赚了，不应该抢牺牲战友的功劳啊！”
　　 大家都沉默了。
　　 赵班长打破了沉默：“我看西北说的有道理。我们当兵，从大道理上讲是为了保卫祖国，但是私底下，谁没有个人的小九九呢？谁不是图个出路呢？我们冲锋陷阵，从面子上讲是英勇无敌的，但是上战场前谁没有偷偷哭鼻子呢？而真正上了战场，谁还能顾及生死呢？”
　　 “我哭过鼻子。”我说这话时，视线又触碰到不远处那棵老槐树。当年它只有碗口粗，现在恐怕要两手环抱了，顶天立地，威猛无比，一如马小跳镌刻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我又说：“马小跳写下血书之前，躲在这棵大树底下大哭了一场。”
　　 “我才不哭鼻子呢。”大勇说这话时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我想，用“鸭子死了嘴壳硬”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
　　 西北说：“六年前，我找到了两位烈士的家人，看到了他们健在的爹娘。我琢磨，今后我们每年都去探望。”
　　 “好主意！”赵班长一说，众战友纷纷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