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我朋友的母亲刘。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十五岁的刘披上了嫁衣，她的婚礼在当时的蒲州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年以后，人们谈起此事仍津津乐道。
　　 这一切要从刘家说起。
　　 刘家的祖上出过一个翰林学士，曾为官一方，给后代留下了一些产业，到了刘父这一代，仍有良田上百亩，街房数十间。刘父兄弟二人，成家后各自分得一份祖业，分家单过。刘父夫妇结婚多年未有子嗣，眼看偌大家业无人继承，夫妇俩就商量着抱养一个孩子。在得知刘夫人的妹妹怀了第三个孩子后，两家就约定，将来生下不论男女，都过继给刘家，这期间所有的营养补品全由刘家提供。就这样，她还在娘胎的时候，就已经姓刘了。刚一出生就抱回了刘家，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知艰难为何物，到了上学年龄，父母把她送到学堂读书，来回都是马车接送，引来街边无数羡慕的眼光，许多调皮的小子都追过她的马车。她书读得很好，还有着裁剪天分，偶尔会小试牛刀，给家里人做衣服，并常常为自己的杰作得意不已。慢慢的，她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高挑挑的个子，举止端庄，面容娇美，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都知道刘府有一个花容月貌的千金小姐。许多人借故来到刘府，为的就是一睹刘家小姐的芳容。虽然她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却完全没有那种惯有的娇小姐脾气，她懂事明理，性情沉稳，小小年纪就帮着父母料理一些家事，所以家里有时做一些决定，都会听听女儿的意见。
　　 刘从十三岁起就不断有人上门提亲，按父母的意思，是想把女儿留家招婿的，为的是他们老了有个照应，也为了能给刘家留个根，只是一直没有个合适的。再者富庶的刘家对择婿也是千挑万选，普通人家很难登上刘家的门槛。但不久，刘家就碰上了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这人姓聂，父亲是这个县城小有名气的文人，他聪颖过人，读过几年学堂，也堪称出类拔萃，一表人才，在当地的青年军做文职教官。久闻刘家小姐才貌双全，便有意要攀这门亲，先是托媒人前去，几次下来没甚结果，他索性亲自上门，来时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跟着几个随从小兵，每人手里提着一个礼盒，威威武武的走进家门，小兵们进门放下礼盒就站在大门两旁。聂公子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和刘父交谈中流露出对小姐的仰慕之情，如此来了好几次，刘的父母并没有明确表态，却也一时不知所措，便和女儿商议。聂公子来的时候，刘曾从窗后偷偷窥探过，觉得此人温文尔雅、气宇轩昂，更有一种威风凛凛的男子气概，芳心有动，只是隐忍未露，隔门也听到过他的谈吐，倒也不俗，便有了几分意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她家无有男丁，便有市井闲言，不甚中听，父母为此常常叹息，如果结了这门亲，男家的气势也压的住旁人的口舌。所以当父母和她商议这事时，她似乎已胸有成竹，和父母如此这般了一番。当聂公子再次登门前来，她隔门对聂公子说了这样几句话：如若娶我过门，我有两个条件，一是娶亲时必须排排场场，二是我父母就我一个女子，以后你要像儿子一样赡养双亲，给他们养老送终，如若同意咱们再议。聂公子听后顿时喜形于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她的条件，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刘也即将开始她跌宕起伏的人生。
　　 聂家紧锣密鼓的做了迎亲的准备，结婚那天，聂公子没有食言，在迎亲的必经之路上，数以百计的年轻军人，沿途疏密有致的排列在路两旁，迎亲队伍也非常庞大，半个蒲州城目睹了这场盛大的婚礼！
　　 下花桥，拜天地，入洞房，她彻底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完成了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角色转换。
　　 他们的新婚是幸福和甜蜜的，丈夫非常爱他，对她温存体贴。公婆也像对待女儿一样的疼爱她，得知她爱吃晋糕，丈夫每天早上骑着马去附近的晋糕铺买回晋糕，对她父母也极尽孝道，父母亦把他当成了一个儿子。因为经常吃晋糕，还成就了一桩美满姻缘，就是晋糕铺掌柜的儿子娶了她大姨的女儿，也就是她的亲妹妹，两家人都非常满意，全是婆婆从中牵的红线。从此，姐妹俩经常走动，她也多了一个说贴己话的人。
　　 刚过门不久，一场洪灾不期而至。那是个恐怖的早晨，决堤后的黄河水包围了这个临近黄河的小城，横冲直撞的洪水从城门缝隙中涌入城内，更大的洪水顺着城墙呼啸而过，整个小城被一种绝望笼罩着，几天几夜不敢开城门，家家闭户，人人自危。数日后，大水退去，城外的几千亩田地化作一片汪洋，放眼望去全是水滩，城内也到处是积水，夹杂着泥土，草根、枯叶，街房成片成片的倒塌，满目疮痍，她娘家田地和街房都没有了，不过有多年的积蓄，父母日子倒还过得去，倒是她婆家，乡下原有的几十亩地全成了一片汪洋，家里少了进项，生计大受影响，靠着平时的一点积蓄和丈夫的薪水，日子紧紧凑凑的过着。
　　 日本人投降那年，她生了一个女儿，公婆非常喜爱这个孙女，虽然世事艰难，但因为新生命的降临，家里仍时常充满着笑声。女儿两岁那年，丈夫的队伍奉命奔赴洛阳，从此她和丈夫聚少离多，彼此饱受相思之苦。再后来国民党节节败退，丈夫随着国民党溃军退至台湾，这一去，就过了整整三十八年！
　　
　　 全国解放后，他们一家小心翼翼的过着，遥遥无期的等待，使绝望时常笼罩着这个家。好在政府并没有因此对他们另眼相看，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赶集卖布、卖菜，还利用她的裁缝天分，替人裁剪衣服，她聪明、细心，很快便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因为刘进过学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当地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政府动员她参加了许多政治性活动，还担任了妇联主任。
　　 不久，不幸降临到她的头上，五岁的女儿突发一种不知名的疾病，还没来得及确诊便不幸夭折，丈夫走后，女儿便成了她唯一的精神依托，如今突然离她而去，令她悲伤不已、万念俱灰，也使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看着娘家父母和夫家公婆苍老的身影，她强忍悲痛，继续操持着两家人的生计。为了聂家后继有人，不断香火，经过公婆的同意，她将一个远房表哥七岁的儿子抱回家抚养，对其视如己出，百般疼爱，使这个沉闷的家庭渐渐有了一点生机。为了两个家庭，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一样，不停的转着，当年那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娇小姐，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已磨炼成为一个干练、坚强、能持家的女人。在旁人眼里，她豁达乐观，似乎不把任何困难放在心上，但背地里她常常以泪洗面，陷入在痛苦、绝望中难以自拔。只是性格要强的她，不愿把她脆弱的一面显露出来。无数个漫漫长夜，她一遍遍回想着他们曾经幸福的时光，在心里默默的呼唤着他的名字，希冀他能再回到这个家、回到她的身边，但这却像是一个梦，一个终究让她心碎的梦！
　　 她的命运发生转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那年身为妇女干部的她，带领大家在离家几十里路的镇上配合上级指示搞土炉炼铁，吃住都在工地上，有一天家里人捎来信，说是父亲病重想见她。她立刻赶回家，看到风尘仆仆的女儿，弥留之际的父亲已无力再对女儿说句叮嘱的话，只是用已经无神的目光望着女儿，流露出万般的不舍和牵挂，她紧紧握住父亲干枯的双手，任凭这双手在她手里一点一点的变得冰凉、僵硬，她眼睁睁的看着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丈夫的远去，女儿的凋零，父亲又离她而去，很久以来压抑在心头的苦痛无法控制的爆发了，她大放悲声，哭父亲，也哭自己。在出殡的那天，两腿已经发软的她由两个人搀扶着，沙哑的嗓子已经哭不出声了，只发出哀哀的低嚎，出殡时只有立门顶户的男人才能往棺材上摔的灰盆，却被顶在她的头上，这在当地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她几乎是被拖着来到棺材前，猛地把灰盆摔在棺材顶，随着那响亮的灰盆粉碎声，她一下子瘫倒了。前来帮忙的众乡邻也都为她洒下一掬同情之泪。
　　 这一幕刚好被当时路过的王县长看到了，县长在人群中听到了周围人的纷纷议论，大致了解了她的身世和家庭，心里头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有一个好友卫，在当时的县法院当院长，妻子多年前去世，一直未续弦，便有意成全两个人。王县长先去征求了卫的意见，对于刘的情况，卫是有所耳闻的，两人也有过邂逅，但顾虑自己年龄要大许多，所以对于王县长的话未置可否。倒是王县长拍了胸部给说和。考虑到刘才葬了父亲，又过了一个多月，王县长直接把俩人约到了一起，开门见山的说了这个事，卫院长很爽快的同意了，刘感到比较突然，碍于王县长的面子，说是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给答复。回去以后，她思前想后，丈夫已经离家十来年了，一直渺无音讯，在台湾是死是活，或是重新有了家庭，她都不得而知，难道她就这样一直过下去吗？她是一个女人，她需要在疲惫和无助的时候有一个坚实的肩膀让她依靠，犹豫再三，她拿定主意，觉得她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但不知公婆是怎样的想法，她就先和他们说了这个事，公婆一直觉得儿子有负于她，心存愧意，早就有意让她再找一个人，只是她一直没放在心上，见媳妇有了这个心思，他们也觉得了却了一件心事。不久她给王县长答复可以考虑，但附加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她要带着三个老人嫁给他，二是如果丈夫回来，他们还要破镜重圆。面对这两个苛刻的条件，王县长都觉得不好给卫院长说，但卫听后，倒觉得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没加思索就答应了，就这样，他们走到了一起。
　　 和卫结婚后，她又生了两女一男，日子虽平淡却很温馨，卫年长几岁，处处呵护着她，她也真正体会到一种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这期间，他们照料着几个老人生活起居，嘘寒问暖，尽心侍奉，直到把几个老人养老送终，过继的儿子也在蒲州娶妻成家，不久儿媳就为聂家生了个儿子，她心里便庆幸聂家后继有人了。不久，当地政府建了一个奶牛场，就是场长一直没有合适人选，最后就让卫去了奶牛场任场长，她也带着孩子随夫前往奶牛场工作。
　　 不承想他们夫妇在文革初期又遭变故，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好像突然想起了刘是国民党家属，不断有人隔三差五前来问责，接着又让卫和她划清界限，当卫拒绝后，一纸文书，他们双方便失去了公职。没有办法，他们举家回到了金井卫的家乡，从早到晚在田间劳作，儿女也渐渐长大成人。八十年代初，根据国家出台的政策，有关部门为他们夫妻进行了平反，又恢复了公职，此时他们都已过了退休年龄，就办了退休手续，在家颐养天年，两个女儿也相继参加了工作并成家立业，儿子留在身边，为的是以后照顾他们。两个女儿时常回来探视双亲，儿子很快也娶妻生子，孙子孙女，承欢膝下，他们感到苦尽甘来，安享天伦之乐，生活简单而温馨。
　　
　　 这样又过了几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海峡两岸政策有所开放，当年去了台湾的老兵陆续有人回来探亲，她的心也动了，虽然对聂几十年没音信心怀幽怨，但毕竟几年夫妻，她也想探个究竟他是死是活。有一天，得知邻村一个人从台湾回来了，她便决定去打探一番，她翻出聂的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军装，年轻威武，正对着她微微笑着，在她生活最难熬的那些日子，她曾对着这张照片倾诉过她的委屈和伤心，数落过他的负心和绝情，有几次冲动之下她甚至想把它撕碎，而现在这张已经皱巴巴的照片，却成了唯一能辨识他的物件。她苦笑了一下，慢慢将照片抚平，用一张白纸粘在照片背面，然后在白纸上写下聂的名字和年龄及家的地址，就怀揣照片骑着自行车去了不远的邻村。因为村里有人从台湾回来，街头巷尾三人一群俩人一伙都在议论着这个特大新闻，所以她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个家。从家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门口还停着好几辆轿车，她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就把自行车停在一旁静静观望。不一会从家里出来的一群人，有个中年人看了看她，见是个生面孔，就朝她走过来，问她找谁，她说明了来意，来人很热情的把她领进家，进了正房，房间里人也很多，里三层外三层都围着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在讲话，她猜测那人可能就是从台湾归来的游子，心下竟有些紧张，带她进来的那个热心人把她拉到老人跟前并说明了来意，老人立刻转向她，说这几天来找他的人很多，都是想问问在台湾亲人的情况，他很乐意帮忙，然后她递上了聂的照片，老人拿起照片左右端详，微微摇了摇头，喃喃道：可能不是一起去的，也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没什么印象，不过我可以给你打听打听。接着他问了她的一些情况，她大致讲了一下这些年来家里的状况。老人听罢频频点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周围的人说：不容易、不容易啊！他要是知道了，不知要怎么感谢你呢！说罢小心的把照片夹进随身携带的一个本子里，看来这个本子不光寄托着她的希望，还有更多的人也怀着和她一样的心情，期盼着还能找寻到亲人的信息。对这个年长她几岁的老兄，她深深的鞠了一躬，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心头似乎轻松了好多，仿佛他很快就可以回来。
　　 过了大概一个多月，邮递员兴冲冲把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交给她，望着信封上那几行熟悉的字，她浑身触电般颤栗起来，双手抖动的几乎持不住那封信了，感觉脸颊有冰凉的物体滑过。丈夫替她擦去满脸的泪水，接过她手里的信，默默把她扶进家门，平静了一会，她打开了信封，信是聂本人写的，他说近年来屡有老兵回乡探亲，也让他倍加思念家乡和亲人，令他寝食难安，好几次想托回去的人打听一下家里的现状，只是在去台之后，感到无望归来，为了在生活上有个照应，他在台湾又成了一个家，并育有一女，多年来也是艰难度日，常常觉得愧对于刘，无颜再见故人。满满三页纸，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的怀念，更多的是对刘的忏悔、感恩，一再提到她对聂家的大恩大德，说他此生难报她的恩情于万一，如果她同意，表示想尽快回来一趟看看。她看完信，欣慰的是他还活着，也似乎理解了他的处境和苦衷，人毕竟都要生活下去的。不管怎样，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哪一个人的错，想当年嫁给他，是她自己的选择，只能说这是她的命运，不必去怨恨和指责。想到这她的心平静了好多，好像聂是她一个失散多年的亲人，能找到他，就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她亲自给他回复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回来看看。很快聂就来信了，说是启程在即，不日就可回家。她随即通知了一些主要亲友，让蒲州的儿子把家收拾收拾，她和丈夫提前几天回到了蒲州的家，做迎接他回来的准备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