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出门回来去父亲家，进了屋，见父亲没有看电视，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我刚坐下，母亲便告诉我：你老李二姑没了。因为父亲的耳朵几近失聪，所以家里的事都是母亲来传达。听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太吃惊。早在半年前，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她的儿子，得知二姑得了癌，还能维持半年。只是这个消息我没有告诉父亲，主要是父亲年纪也大了，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母亲告诉我，二姑是昨天走的，今天早晨火化了，晚上举行拜祭仪式，我有些木然。便马上要去二姑家，父亲也要去，母亲不悦的说：你就别去了，从昨天到现在你都没有好好休息，再说，那些孩子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父亲说“明天出殡，以后也看不着了，我从小在她家长大，人不能忘本啊！”。
　　 不管父亲怎么说，母亲还是没有让父亲去。我走到外屋的时候，母亲悄悄问我“你还随礼吗”，然后，母亲告诉我，我姐姐给留了买烧纸的钱，父亲也给留了。末了母亲说：你就不用随了，给多少你二姑也花不着了。
　　 我到二姑家的时候，远远就听到鼓乐声。灵堂设在院子外面，围了很多人，鼓乐队的人唱着流行歌曲，引起阵阵喝彩。
　　 我挤过人群，便看见二大伯家的三哥坐在灵堂边，二姑的小儿子琦和媳妇跪在灵堂骨灰盒的两侧，给来吊祭的人磕头还礼，看见我，三哥和琦都过来打招呼，然后去到他家的老房子。屋子里还是老样子，炕上地上全是人，有熟悉的人打个招呼，然后把我介绍给不认识的人“这是柏林二舅家的”。这些人对我父亲是熟悉的。于是便寒暄起来。
　　 琦弟问我：“还接孝吗？”我说：“接”。因为是丧事，除非亲属，是没有人愿意接孝的。“孝”就是根据与逝者的关系，用白布做成帽或腰带。我的孝是按侄子的标准做的。然后，我来到外面，对二姑进行拜祭。等拜祭仪式结束，我又回到了屋子里。
　　 这个屋子我是熟悉的，小的时候经常来。我第一次喝酒也是在这里，那天和二大伯家的小军由于好奇偷偷的尝酒，二姑看见了便说“喝吧，偷偷摸摸的干嘛”。这一句话使我和小军都放大了胆量，最后，喝多了，后来父亲有些埋怨地对二姑说：这么大点小孩让他们喝什么酒啊！二姑随口道：也不小了，你别啥事都管！父亲的脾气很不好，但对二姑的话却从来不反驳。
　　 我记忆里第一次去二姑家大约是十岁，有一天我听妈妈说：“大柱要结婚了，咱们应该先过去看看吧，不然二姐又该挑理了。听说媳妇姓朱，好像是个孤儿，在百货大楼上班，在卖布那个柜台，我偷着去看了，模样还行，看样子挺老实，就是个子矮了点。”父亲说：“大柱当兵刚回来，这孩子脾气不好，能找个没脾气的媳妇挺好的！”母亲说：“就老李二姐那脾气……”
　　 第二天，我们去二姑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一进门就看见两大丛密密蓬蓬的樱桃树，一棵结白樱桃，一棵结红樱桃。房子上一个年轻人正在抹房，个子不高，略胖，很壮实，看见我们就喊：“妈，我二舅和我二舅妈来了”
　　 “家里这么大个事今天才来！咋不等他们结完婚再来呢？”我还没有看见二姑，声音已经传出来了。然后我便看见了二姑，个子不高，方正脸，短发，“我还想雇八抬大轿去抬你们呢，家里没有个主事的爷们，你们也不来给拿拿主意……”“妈，你看你，我二舅不是来了吗，你没完没了的咋这样呢！”大柱哥不知什么时候从房上下来了，埋怨道。他摸着我的头问：“这是小刚吧？”我很惊讶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也由此对他有了亲切感。
　　 我小的时候很傻，对亲戚的概念很模糊。后来大了些，对二姑家有了一些了解。其实二姑姓吴，嫁给了李家，二姑家姐妹六人，一个哥哥，因为二姑排行老二，所以后来人们叫她二老李，自己的姓名人们反而忘却了。二姑生了五个孩子，大儿子叫李春盛，二儿子李春茂。大女儿李春艳，小女儿李春杰，小儿子李春琦。二姑夫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好像很早就过世了。
　　 二姑的爆脾气是出了名的，当时孩子们都小，二姑被安排在县医院看自行车，那个时候的商店都是国营的，每个商店门前都安排一个看自行车的。当时自行车是奢侈品，能有一台自行车就算是很不错的人家了。所以，除了医院院内的自行车比较多以外，别的商店门前自行车寥寥无几，这是政府照顾她。那时看车费是贰分钱，就是这贰分钱人们也舍不得花，往往找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锁上。二姑一边看车，一边四处搜寻，看见不在区域内停放的就给搬过来。二姑个子矮，我很多次看见她把自行车从很远的地方一步步挪着搬到看车的范围内。车的主人对花了这贰分钱大多不满意，会磨叽几句，但都知道二姑的脾气，最后还是不情愿的掏出贰分钱。
　　 在我的印象里，二姑很少到我家来，如果来了，也是进了大门就开喊：“家里来人都不知道，东西都让人拿走了！”母亲这时就赶紧迎出去，小心翼翼的把二姑接进屋。二姑把鞋一脱，在炕头盘腿坐着，然后叨咕起来没完，二姑的声音大而脆，语速也快。她什么事都管，自己家的，我家的，还有她姐妹家的，母亲不管爱不爱听都会坐在炕沿边规规矩矩的听，父亲有时候听烦了就会说两句：别人家的事你跟着操什么心，闲的。
　　 我是怕二姑的，或者可以说我们全家都怕。这应该是受了母亲的影响，但那时候我是真的不懂事，不知道这个二姑是我的什么亲属。每次看见她都是机械的像喊代号一样喊一句“二姑”，但我们兄弟姐妹又很喜欢她，因为只有二姑敢为了我们和父亲辩理。这一点，就是母亲也做不到。
　　 我已记不清是那一年了，一天早晨，家里来了一个高瘦的中年女人，母亲迎出去喊了一声“二姐来了”，然后对我说“这是你二姑。快叫二姑”。我看着这个陌生的女人感觉很奇怪，就问母亲：“我不是有二姑吗？”母亲说“傻孩子，这是你亲二姑。”我不知道亲二姑意味什么，就怯怯的喊了声“二姑”，二姑很高兴，慢声细语的说：“长这么大了，家里的活计多，也没有时间来，今天是队上的大车来拉化肥，我就跟来了，也没给孩子们买什么，下次二姑来给你们拿点豆子……..”我感觉二姑的声音特别小，我还看见她偷瞟了母亲一眼。
　　 那个年代能吃上一把炒黄豆，是非常奢侈的事，我的心当时就兴奋起来：我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二姑。
　　 母亲问：“二姐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二姑忙不迭的连头带手摆起来：“吃饭了，吃饭了。一会车装完化肥就得跟回去。”父亲有些不高兴：“你都多余问，这么早能吃饭吗，去做饭吧。”
　　 晚上，我听见母亲和父亲唠叨：“来就来吧，是你兄弟家，又不是别人家，我就烦她总许愿，几年前就说给拿豆子，拿地瓜，到现在我也没看见一粒豆子。”父亲第一次那么小声解释：“她又不当家，做不了主，你挑她那个理干嘛！”我听见了这些话，才知道二姑说给我们拿豆子是不能兑现的，心里也就对她有了反感。至于她是我的什么亲戚，我从来都没想过。在我的印象里，我这个亲二姑一共也没来过我家几次。在我结婚的时候，两个二姑都来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她们和我的关系，也偷偷的打量过这个亲二姑，和我的父亲很像，这个时候那种血缘上的亲近感本能的上升，但只是那种血缘关系的本能反应。
　　 在我三十一岁那年，我去新庄子看过二姑两次，那时她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去那里是为了什么，只是觉得这是我父亲的姐姐，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
　　 亲二姑是哪一年过世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母亲哀伤的对我说：“你二姑没了！”我有些吃惊，赶忙问：那个二姑？”母亲说：“新庄子你二姑。”我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听见父亲说：“死在锦州了，当时以为是胃病，做了手术，谁知是胃癌。她这一辈子，唉！”。我的亲二姑没了，她的葬礼我没有去，时至今日，已经基本忘记了这个人，好像她从来没有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一样。只是今天写这篇文章，才又想起她。
　　 后来父亲当了单位的领导，老李二姑来的次数就多了起来，都是她亲戚邻居托她找我父亲买木材。那时候买木材要有指标，没有计委发放的指标，就是有钱也不卖，而这些人想买的不过就是一对水曲柳的箱子面，柜面，或者是一条桦木炕沿。这在当时是很难办的事！父亲办事又认真，总是硬着头皮去求人要指标。父亲是个红脸的汉子，自己家多难都不会去求人。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困难，我们吃不饱，父亲都没有去单位申请困难补助，现在为了二姑的事竟然破例了。呵呵！
　　 有一天，二姑又来了，还是帮别人买木材，父亲不高兴了：“你总爱管那些闲事！”父亲刚说完，二姑的嘴就像机关枪一样：“谁家没有个难处，都知道我有你这个兄弟！你要是没这个本事，我揽这个瓷器干嘛！要是能推掉，你以为我爱管这个闲事啊！都是小时候的邻居，孩子们结婚，就差箱子打不上，结不了婚，咋好意思不管……..”这时，父亲便无话可说，只能嘟囔一句：“这是最后一次。”其实父亲知道，说也是白说。
　　 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了和老李二姑的关系。其实，我们是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我的祖籍是在这个城市的乡下，大约十多华里。我的爷爷是个做鞋修鞋的手艺人。来城里做活，时间久了，就在一个胡同口盖了两小间房。在我十二岁的那年，父亲带着我把那个房子拆了，应该是一间半，很小，是个偏房，檩木没比胳膊粗多少，也没有院子。在房子的左面就是吴二伯的房子，四间正宅，与我们家那个老房子隔一条巷道，那是吴二伯翻盖的。我记得有一年父亲带我去吴二伯家给吴奶奶拜年，吴奶奶那时神志已经不清楚了，父亲说什么，她只是傻傻的点头。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奶奶，所以以为她就是我的亲奶奶，我看个不停，总想和她亲近，但她根本不认识我。也就是那天回来后，爸爸给我讲了吴家和我们家的关系。
　　 我的父亲兄弟姐妹四人，我奶奶去世早，我的大姑嫁给了石关屯的栗家，二姑嫁给了新庄子的张家，爷爷就带着我的大伯和父亲进了城，因为盖了那两小间房，就和吴家做了邻居，吴家大爷是卖烤地瓜的，因为子女多，生活也很拮据，后来我的爷爷去世了。那时父亲才八岁，就被大姑接走了，在我的两个姑姑家换着待，白天父亲给别人家放牛。我听父亲说，我的两个姑姑在婆家都受气，连给父亲做一双鞋都不敢。晚秋的时候父亲都没有鞋穿，看见牛拉屎，赶紧把脚插进牛粪里取暖。就是这样，两个姑姑的婆婆还天天骂。我没有见过我的大姑，也是很年轻时就去世了。父亲的脾气很倔强，就偷着跑回了城里，成了一个流浪儿。在这种情况下，吴家大爷收留了我的父亲和我的大伯，使父亲有了家。后来父亲和我说过多少次：“你吴家大爷就靠卖烤地瓜养活一大家子人，还收留了我，不过就是邻居的关系，那时候的人善良啊！”
　　 吴家的其它几个姑姑我也见过，但和她们鲜有来往。只有老姑见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她和二姑家离的很近，所以，经常在二姑家见到她。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了。后来我偷着问妈妈为什么父亲那么怕二姑。母亲告诉我，父亲从我的两个姑姑那回来以后，就住在那小房子里，大伯经常不回来，父亲饥一顿饱一顿的，二姑就经常从家里偷地瓜给父亲。后来吴家大爷发现了这件事，就把父亲收留了，从此吴家的饭桌上多了一双筷子。
　　 父亲在十九岁那一年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复员后，在简历的地址一栏写上了吴二伯家的地址，就这样，父亲留在城里参加了工作。老李二姑去世那一年，父亲又和我说起这件事，父亲说：“我当时没有地方去，最后想了想，吴家就是我的家。”
　　 我在1996年离婚的时候，几次在叫“东头”的街上看见二姑，那时，琦弟摆了一个卖鱼的摊，离二姑家有四十米的距离，二姑有时会帮琦弟照看一眼，另外，她也是个闲不住的人。每次看见我，就叹气：“儿啊！好好想想，离婚了，孩子咋办，孩子可怜啊！”
　　 二零零五年，我从监狱回来。正好二姑八十大寿，母亲对我说：“去看看你二姑吧，她总念叨你。”为二姑祝寿那天，二姑一看见我就哭了，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儿啊！你可想死二姑了。”我看着二姑，二姑老了，说话也不那么快了，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伤。
　　 后来，我路过琦弟的鱼摊时给留过两次钱，委托他给二姑买点她喜欢吃的东西。在二姑八十四岁那一年，我去看过她一次，那时二姑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特别瘦，但精神头还很足，头脑也清楚。看见我去很高兴，又唠叨起来没完。我问琦弟：“还是二姑当家吗？”琦弟笑了。
　　 老李二姑出殡的那天早上，正是接近年根，哑巴冷，有点雾，人在外面站一会，肩上就会起一层霜。父亲一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感觉父亲是想把这个二姐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记在脑海里，以后恐怕不会再来了。
　　 二姑的墓地在离县城三十公里的地方，那是一面山坡，面朝阳光。是琦弟买下的，周边用灰砖砌的围墙。
　　 葬礼毕。下山的时候，我对姐姐说：“我一直感觉老李二姑比咱家那个二姑亲。”姐姐擦着脸上的泪痕说：“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