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泪痕（三）
　　 刚上初中时，我当上了学习委员。初二换了班主任，新班主任叫季先进，二十七八岁，中等个，瘦瘦的身材，他爱打篮球，运动会时短跑跑得很快。季先进长脸颊尖下巴小眼睛，留着寸头，讲话快而短促，净说半截话。刚接班主任时他在班里训话：“我们班表面看挺好，其实是鸭子浮水表面稳；想做坏事、心怀叵测的大有人在。我警告那些目的不纯别有用心的人，你不要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别人不知道，我可是火眼金睛明察秋毫，我奉劝你趁早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充其量不过是豆芽菜，咋咋呼呼一大盆，晒干不够一小碟。”
　　 看他敲山震虎，一付凶巴巴样子，开始时大家都很害怕。时间长了，见他总这付模样，总是这套词，反倒不在乎了。同学们越来越看不起他，私下议论：季先进现在要求入党，一心往上爬，成天假积极搞小汇报，老师们都加他小心。大家打闹时拿他讲过的话互相逗嘴：“你目的不纯别有用心。”“你心怀叵测不可告人。”“你咋咋呼呼一大盆，晒干不够一小碟。”“我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其实不然大有人在。”……
　　 季先进教《动物学》，同学们学习第一节“草履虫”后，因他脸形象鞋底，给他取了个外号“草履虫”。
　　 五八年的大跃进浪潮波及到教育事业。为适应教育形式大发展，解决小学师资严重缺乏问题，桓仁成立起黑沟初级师范学校，从高小毕业生及在校初一初二学生中择优招生。学校发出号召，动员学生报名到黑沟师范学习，一年后分配到各公社当小学教师。校党支部运用广播与黑板报，大张旗鼓进行宣传鼓动，要学生听党话跟党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在各班开展报名竞赛。这样的事情季先进岂甘落后？在班级大讲特讲，要求全班一个不拉全部报名。我回家对爷爷讲了，爷爷说：“你才十四，个子又小，能当什么老师？”就没报名。
　　 在季先进鼓动下，很多同学不情愿地报了名，只有十几个年龄小的没报名。季先进对未报名学生非常反感，一个个找到办公室谈话。问我：“你为什么不响应号召？”我说：“我年龄小个子矮不能当老师。”“报没报名是一回事，能不能当老师是另一回事。你不报名说明思想落后，不听从党的召唤。”
　　 报名去黑沟师范的事过了不几天，为解决俄语老师不足现象，本溪师范成立起俄语速成班。为此学校又发出号召，要学生积极报名参加俄语速成班学习，一年后回来当俄语教师。我又没报名。
　　 连续两次没报名，惹恼了季先进，他对我越看越不顺眼。申请助学金时，我因无父亲供养，应在补助之列，像往常一样申报三等助学金（每学期五元）。季先进看完申报表对我说：“你父亲下落不明，可能在台湾。你家庭问题严重，还想要困难补助？你平时不靠近组织，一次入团申请书也不写，又不响应党的号召，你有严重思想问题。从今往后你要老老实实改造思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仅剥夺我申报助学金权利，还在班级当众撤销了我的学习委员职务。
　　 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陷入了苦闷之中：想不到父亲问题被人当做口实，竟对自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一生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初二下学期即将结束，快到期末时，全校各年级学生都去三层砬子为学校收割冬麦，共劳动两周。我见季先进一直讨厌自己，便决心转学，以拉肚子为名请病假在家，不再参加班级集体活动。我对爷爷说，要是转学不成就不念了。爷爷见我主意已定，给母亲写信说明情况。母亲很快回信，说已联系好学校，地点在五道江（郭辛这时已调到五道江煤矿工作）。虽然离湾沟（母亲这时在湾沟煤矿工作）较远，可是学校条件好，师资力量强，学生全部住校。我在那里读书，身边有伯父照应，也能放心些。
　　 期末考试后，爷爷到学校为我办理转学关系，他先找到教导主任石广生（爷爷在莲沼书院读书时的同学）说明来意，石广生让他找班主任开证明。爷爷找到季先进，要他出具手续。季先进一口回绝：“不行，我是班主任，不同意他转学。”爷爷问他为什么不同意，他说不出理由，但就是别着不给开证明。爷爷很生气，忍了一下，说：“季老师，石主任都同意了，你就给开了吧。”不料季先进脸色一变：“石主任同意也不行，他不是老了吗？”爷爷见他蛮不讲理，气得掉头去找石广生，对他讲了季先进言行。石广生怒气填胸，立即领爷爷来找季先进。季先进看石广生亲自到来，登时没了脾气，陪着笑脸写了证明，出具了成绩单和操行评语。石广生带爷爷到教导处，让教导干事根据班主任证明填写转学证，盖公章，把转学证开出来。
　　 爷爷回到家还生气不已：“这个季先进太不讲理了，哪像个当老师的？殿威转学算是转对了，要是再在他班，说不定还得受多少气呢！”把转学证拿给我看。我心中郁闷一扫而光，可是又对未来一片茫然：为要转到郭辛附近上学而不开心——我实在不愿再见到郭辛。好在母亲来信告诉可以在学校住宿，让我安心不少。当我察看自己的成绩单和操行评语时，看到成绩尚好，可是在操行评语一栏，季先进写道：该生政治思想不开展，不要求进步，不靠近组织，不响应党的号召，具体表现在上级号召报名参加师范短训和俄语培训时不积极报名……。等级评定是“丙”。
　　 “丙”！可耻的“丙”！丑陋的“丙”！我眼都直了！自上学以来，我的操行评定全部是“甲”，唯独这次得了个“丙”（连“乙”都不是）！丙意味着什么？只有那种一贯打架骂人、顶撞老师、经常违犯纪律、屡教不改、思想和学习上的双差生才有这样的评定。这样的操行等级一个班也不过一两名。而学习一贯拔尖，带伤坚持深翻劳动，期末被评为“红旗手”，平日胆小怯懦的我，居然会得到一个“丙”！
　　
　　 到五道江后，郭辛领我进到三楼校长室，向安校长说明来意。安校长四十多岁，长脸，黑瘦面皮，眉毛胡须都很重。（我后来知道，安校长还兼任学校党支部书记）。
　　 安校长让郭辛坐下，接过转学证书看了起来。我的心立刻提到嗓子眼：校长一定在看操行鉴定，一定看到了那个“丙”，一定以为我是个坏学生，要是问起来，我该怎么回答？所幸安校长看完之后什么也没问，他把教导主任找来，当面交谈几句，孙主任立刻把我带到班级。
　　 我开始了在通化市四中的学习生活，期末考试，我取得了好成绩，操行鉴定重新回到“甲等”。下学期开学，再次当选为学习委员。
　　
　　 我刚转入四中不久，在林场当党总支书记的三叔多次给安校长写信，希望学校党支部过问我入团事情。
　　 班主任詹子谦兼任学校团委书记，在安校长授意下，詹老师找我谈了几次话，要我写申请书。我知道一切都是三叔苦心安排，回想在桓仁时处处受季先进排挤，现在团组织第一次来关心自己，心中感到特别温暖。其实我早就渴望加入共青团，以前担心受父亲问题影响，不敢奢望获得政治生命，现在机会来了，岂能错过？便接二连三写了多份入团申请书，一次次找团支部书记孙福兰谈思想认识，汇报近期表现……很快成了入团积极分子。
　　 上学期期末，学校发展新团员，我正式填写入团志愿书。老团员们说，只要填了表，没有不批的。二班共有四人填表，全班公认我学习优异，各方面表现突出，条件远远超出另外三人，百分之百铁定入团无疑。我也兴奋地憧憬着被批复的那一时刻。
　　 批复下来了，其余三人通过，唯独我没被批准。我顿时傻了眼，欲哭无泪，大脑懵懂一片。很多团员和非团员都为我感到惋惜和不平，有的甚至问詹老师，为什么不批准荣殿威入团？
　　 詹子谦无奈地摇头：“这是组织上的事，不能对你们说。”他对我谈了其中原因：“你各方面条件都很突出，只因为你父亲问题没有结论，这才暂时不批。你不要灰心，继续努力，要能经得起组织长期考验。”
　　 下学期开学不久，我第二次填表，然而又第二次失败；临毕业前，又填一次表，结果还是没通过。
　　 一个十六岁少年，正处于激情洋溢充满幻想的青春期，屡次遭受严酷打击，如何经得起长期考验？我心知父亲死活不明是永远无法查清的事，在那个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大陆和台湾处于敌对状态的时代，共产党最忌讳的就是海外关系——万一荣尚古活着，而且在台湾，要是发展他儿子入团，那可就是敌我不分的重大原则问题。
　　 父亲幽灵般的身影像座阴沉沉的大山横亘在我前进的路上，让我举步维艰，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彻底想明白了：自己一生注定与党团组织无缘，发誓再也不写申请书之类。
　　 三次填表三次失败之后，我心中常有一股莫名烦恼，对未来感到茫然与空虚，看到别人佩戴光闪闪的团徽，心中充满了羡慕、嫉妒与失落。
　　
　　 山的泪痕（四）
　　 一九六四年我升入了高中，就读于通化一中。
　　 六十年代初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毛泽东描述当时国际形势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南斯拉夫最先出现修正主义，接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从中国撤回全部援建专家。中国共产党在报纸和广播上公开斥责苏联背信弃义行为，称苏共是国际共运史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苏共也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两党针锋相对，展开了大辩论。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致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从“一评”到“九评”，措辞越来越激烈，大有捍卫马列主义，保卫共产主义真理舍我其谁的姿态。
　　 一天下午，全校师生带凳子坐在操场上，收听中央电台广播员全文播送“九评”。听着文章中气势如虹的论点论据和夏青那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声音，我感到无比自豪：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真理在我们一方，而真理的拥有者将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毛主席一贯号召青年学生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面对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转折，青年人的爱国情怀迅速显露出来。学生中弥漫着一种焦躁、怀疑、迷惘、困惑情绪。这期间我与初中时结识的挚友宋斌（他考入了吉林农校）频繁通信，讨论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宋斌这时已经入党，是毛泽东的坚定崇拜者，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观点百分之百拥护。在给我的信中表示，要把自己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满腔赤诚感染了我，我也认定了在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可我仍然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自己三次迈进共青团的门槛，三次被推了出来，自己是党团组织不信任的人。虽有一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红心，如何让别人相信？谁会理解一个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人的耿耿情怀？
　　 我向校图书馆借来一本艾思奇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潜心研读起来，晚饭后带着书，在宿舍旁的果园里一边踱步一边看书一边思考现实，悟解了许多以前不懂的道理，决心听党话、走又红又专道路，即使党团组织永远不接受自己，也要做共产党忠实的同路人。
　　 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学生每人每月凭糖票可以领到二斤褐色的古巴糖（那是中国人民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拿出许多大米支援古巴，古巴人民回馈给中国的）。每天学校广播站都播放歌曲“哈瓦那的孩子”和“海内存知己”。卡斯特罗和霍查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而某些原来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则成了可耻的“叛徒”。我虽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可仍时时感到茫然——难道曾经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阵营真就解体了？真正纯洁的马列主义政党除中国外，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国？
　　 我这时十七岁，正处于青春萌动与世界观形成时期，每天都在苦苦思索：自己一生将怎样度过？父亲问题究竟会对自己前途构成怎样影响？自己将来要不要入党？这些问题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冥思苦想之下，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既然团组织不吸收我，我何不绕过共青团，直接申请加入共产党？我想起中国革命史上很多前辈人物都出身地主、资本家，他们背叛家庭，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自己出身中农，父亲仅仅下落不明而已，又能对自己产生多大影响呢？
　　 怪异念头一经产生便挥之不去，年轻人在政治上心理一旦失衡，便会产生荒唐行为。我一连多日心烦意乱寝食难安，决定找班主任张卓青谈一谈。
　　 一天下晚自习后，我小心翼翼敲开语文组办公室的门，忐忑地走进屋内。刚好张老师一人在屋。他抬头看见了我，有些诧异地问：“你有事？”我鼓起勇气说：“张老师，我最近有些想法，不知对不对，想和您谈一谈。”
　　 张卓青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中不久，他二十六岁，身材瘦小，短胳膊短腿，讲话时喜欢攥起小拳头往前一点一点，借此加重说服力。此时他正积极要求入党。平时做班级工作，他只和班长宗惠民及团支书杨丽洁接触，对其他学生则是谁犯错误就找谁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像我这样主动找他谈思想的还从未有过。
　　 他皱着眉有些不快地说：“你有什么话就快点说，我要走了。”我站在办公桌对面，把自己初三时期三次填写入团志愿书被拒，致使自己产生不想入团，而想通过加倍努力争取日后直接入党的想法和盘说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