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走出很远，远隔万水千山。但出发地那些曾经的痴迷与梦想，总是如影随形。实际上，我是喜欢那种单纯、痴迷、贫穷却有烟火气的生活的。
　　 电影对乡村孩子来说充满了神奇与诱惑。我的故乡不算偏僻，距县城不到一百公里，六岁前后农村已有电影看，尽管年幼懵懂，不知所以，但自此电影成了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页。有一年冬天，我在学校里听同学说，晚上离我们村十多里地的涧边村放电影，高兴得课也听不进去，扳着指头盼放学。一进门，书包远远地往窗台上一丢，饭也不吃，急匆匆约了两个伙伴，就冒着严寒出发了。
　　 不知道路，边走边问，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摸到了地方，那个藏在黑夜里的村庄却一片寂静，连狗吠声都听不到。打听来打听去，人家说电影不在他们村，可能在红星村。可能，就是不确定，模棱两可，到底是不是在那里，连说话的人心里都没谱。
　　 棉袄被汗湿透，风一扑，冻得直打哆嗦。我们立在呼啸的寒风里，捂着耳朵，跺冻僵的双脚。渐渐恢复知觉的脚，用苏醒后的尖锐疼痛提醒我，一只鞋出了麻烦，鞋帮子与鞋底即将分离。没了鞋底，赤脚如何在雪地里奔走？
　　 黑灯瞎火，我们费了不少周折，在村子里摸到一截细铁丝，胡乱绑了绑，也不顾后果，又接着往那个不靠谱的村庄狂奔。
　　 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三个小孩子是如何在雪地里奔跑的。当我们上气不接下气扑进红星大队时，等待我们的仍是一片冷寂。电影早已散场。
　　 我们满腹埋怨和遗憾，并不断被旷野里突兀的坟堆绊倒。回到家，天已麻麻亮。
　　 面对父亲的训斥，我不敢吱声，也没敢说自己跟两个伙伴像野狗一样，在黑夜里疯跑了一晚上。我心里深藏着温暖，父亲无法看见。孩子们行走的方向，有时并不取决于理智。
　　 要命的是，我的脚严重冻伤，很长时间没法上学。
　　 那个遥远冬天里的我，拄着一根棍子，心事重重地坐在窗前，看纷纷扬扬的大雪落在曾经落过的地方。
　　 我像跌进一片灰色的梦里，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的一个小凳上，呆呆地看几只鸡在地上啄食，或者在一阵一阵的“咕咕”声里追逐、逗乐、打情骂俏。呆呆地盯着墙外一棵树，挂在墙上的草帽、镰刀出神，还有屋顶瓦楞上干枯的草，外表呆滞平静，内心却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心像一粒浮尘，在风里不停地翻转、飞扬，说不清为什么，竟无端地觉得很孤独。
　　 时间顺着屋檐滑落。我企望脚上的冻伤早点好起来，并非想尽快回到上学的课堂，而是担心错过一两场电影。
　　 乡间放电影都在野外。村里，或者村外，一块平地，银幕往两棵树之间一挂，观众站在空地里，黑压压一片，大呼小叫，人声鼎沸。
　　 头两年，村里还未通电，放映队带着发电机，放映机旁边插一根杆子，远处的发电机突突突声一响，杆子上的灯泡，如黑夜里一朵橘黄的花朵。观众噢噢着，都往灯下拥挤。看热闹，亦看稀罕。
　　 四周唧唧虫鸣声。有时电影正放着，突然一片漆黑，一片寂静。
　　 发电机故障，人堆里倏然一片尖叫呼喊。大人们像受了惊吓，都在唤自家孩子，怕黑暗里被人踩伤，或者走丢。
　　 电影散场，我的心常沉浸在故事里，埋头跟着别人在野地里急走，到了村子发现跟错了人，走到别的村庄去了，又折身从冤枉路上往回跑。有时孤身一人，有时几个小伙伴一起跑错。
　　 一个人在黑夜里行进是一件荒凉而恐惧的事情，但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段孤独的黑夜，必须独自面对，谁也帮不了你。
　　 有时正看得入神，天不作美，忽然下起了毛毛雨，放映员撑起雨伞，继续银幕上的影像故事，村民们淋得落汤鸡似的也不离开。冬天，天寒地冻，哈气成霜，常有雪花不期而至。只要不是鹅毛大雪，风雪交加，电影大都会坚持放完。有时放映员会喊一噪子：“还看不看？”雪地里的一尊尊雪桩子一声儿回应：“看！”
　　 全乡数十个村，今天这个村，过几天那个村，对孩子们来说，不管远近，也不管同一部电影看过几遍，几乎每场必到。《地道战》《上甘岭》《小兵张嘎》《少林寺》等，一部部或黑白或彩色的电影，就在这样的旷野里走进了乡村孩子的心灵世界，为我的梦想划开一道道涟漪。
　　 最开心的是自家村里放电影。太阳挂在西天，还有几杆子高，孩子们就早早扛板凳，搬砖头，到放映点占位置，整个村庄都沸腾了。
　　 过了两年，村里通了照明电，几个脑子活泛的年轻人，用土墙围起一个大院子作露天影院，请电影队放映，自己卖票挣钱。票算不上贵，五分钱一张，后来是一毛钱、两毛钱、五毛钱，但乡亲们都说票价像暴雨时节的河水，涨得太快。1980年代的农村是清贫的，大部分人家是没有闲钱让孩子买票看电影的。
　　 墙很高，站在墙外望不见银幕。但孩子们有办法，太阳还没落山，就早早爬上四周远远近近的大树，也不管银幕上的人影是反是正。有时正看得出神，忽然一声重物砸地的闷响，树下传出嘶哑的哭声。有人在树上打盹掉了下来，抑或树枝被压断了。
　　 狗肾人长得细瘦，胆子极大，看电影从不买票。有一次，他翻墙头逃票，刚爬上墙头，像被电打了一样跌下来。他在墙头上摸了满手粪便，手也被玻璃渣滓划破。人不是鸟，无法蹲在墙头上拉屎，也不会拉出玻璃渣子，是看场子的愣头青使的坏。
　　 在打闹哭笑里折腾了两年，乡政府建起了电影院，没有座椅，一色儿站票。从露天到室内，也算是一种乡村文明的巨大进步。电影海报挨村张贴，放啥电影，我们也用不着再四处打听。大人们整天在田野忙碌，天一黑就困倦疲乏不堪了。小孩子和青春妙龄的少男少女，脚步总被不停转换场地的电影吸引着。黄昏的村道上，人一群一群，追打嬉闹，像赶集市。有的人说是看电影，实则是谈对象，有的甚至成群结伙打群架。电影还没开场，怀春的少男少女就悄悄退出去，相依相偎着走进了黑暗中的田野。有了夜色的遮蔽，目光无法看得更远，黑夜以它最厚重的色彩，隐藏了人类无数绝密的消息。
　　 我们无法认识黑夜里播种秘密的人，但那些秘密，花谢籽结，硕果累累。如今生活在这片沃野上的人，每个人的身体里都隐藏着秘密。
　　 在电影的诱惑和煸动下，寂寞和痛苦日渐觉悟，平庸琐碎的生活被电影里的故事点亮，而短暂渺小的生命渴望慰抚。这个时候，爱情在我们看不到的夜色里发生着。
　　 二狗爹知道二狗大姐跟邻村一个男青年爱得死去活来时，两人的爱情之火已经燃烧了一年。其实，事情很多人都知道，只有二狗爹蒙在鼓里。我和二狗都觉得爱情与人的长相和家境贫寒没有关系，但二狗爹不这么认为，他说女儿嫁给那样的家庭和人，会受一辈子苦。
　　 面对家人的强烈反对，二狗大姐选择了决绝的死。她以死亡的方式成全了自己渴望的爱情。那天太阳很大，当二狗父母扛着锄头踏进家门时，身子一软就瘫倒了。身着新衣的二狗大姐用一根细绳将自己挂在了房梁上。她用死告诉自己的父母，“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与二狗大姐的软弱不同，长柱二姐是烈女子，村里长辈都夸她长得俊俏。我和同伴们也觉得她像电影里姑娘，洋气，身材修长，身上有一股子农村姑娘没有的味道。长柱二姐在电影场里认识了一个秃顶男子，后脑勺上有一个刀疤，矮胖，听说张秃子的外号背后隐藏着一长串勾当，比如打架、偷窃。邻居们都说长柱二姐与乡中学的周老师是一对，周老师已托了媒婆提亲，正当长柱父母准备逼她就范时，长柱二姐看完电影，跟着张秃子在夜色里私奔了。去了哪里，是死是活，一直没人知道。她逃离了自己的世界，以飞蛾扑火的倔强和执拗奔向了未卜的自由与幸福。
　　 社会往前走着，生活不断变化着。去年秋天回老家探亲，我发现村庄的细节早已被时光篡改，重组。村上有人结婚放电影，侄子侄女们却不像我小时候，为那些遥远的无关紧要的电影故事兴奋，激动，而是坐在家里看电视。母亲说，现在不一样了，年轻人都到外边闯荡世界去了，村里尽是老人和孩子，老的老，小的小，没人去凑那热闹。
　　 夜风习习，我立在庭院里，记忆一片狼藉。我知道八岁时的生活记忆微不足道，只是很遥远很渺茫的一小段细瘦梦想。村庄，正不停地向看不见的时间深处沉没。那些激情而诗意的生活场景，被尘埃和荒草覆盖的越来越深。一些少年伙伴，还有那些淳朴亲善的长者，不断被黄土掩埋。时间像风一样吹过村庄和原野，而他们的细碎故事散失在风里。名字已很少有人提起，成了时光长河里无关紧要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