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尤利西斯”的最后一行写做“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１９１４－１９２１”，这决不是意外事件。乔伊斯在欧洲创作这本倾向于自我毁灭的精美著作的时候，不得不与他的家庭马不停蹄的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试图躲避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患。他从一开始好象就预见了汤姆.斯脱坡德在“漫画报”中那个精彩的调侃：
　　 “在这次大战中你做了什么？乔伊斯先生？”
　　 “我写了‘尤利西斯’，你呢？”
　　 乔伊斯对战事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但大战对他切身的影响是鲜明的。战士们为之牺牲的那种英雄主义看来越来越具备一种空洞的声音。象斯蒂芬.德达勒斯一样，乔伊斯害怕那些“使我们不痛快的豪言壮语。”如果历史是一场噩梦，它是一场英雄主义的欺骗，整个的欧洲——而不仅仅是爱尔兰——应该努力从中醒来。当他在第二章中教授罗马史时，斯蒂芬沉思战争无益的思想，这不但反映了古代皮拉斯获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点明乔伊斯本人对１９１７年轰炸建筑物是知晓的。他的“倾倒的石雕”和“所有空间里的废墟”的景象是最后审判日和当时欧洲状况的同一个版本。乔伊斯对这两种景象无疑是同时拒绝的。
　　 人们以抽象的美德的名义互相杀害或致人身残废，所以乔伊斯决定写一本唯物主义的“身体的史诗”，对其功能和挫折做详细的描写。士兵们为捍卫充满于“奥德赛”中的过时的英雄密码而死去，所以乔伊斯致力于提醒读者，如果奥德修斯——也被称为尤利西斯——是神的话，他绝对也是一个有柔性的神。在这本书中，现代尤利西斯、利奥波德.布鲁姆先生、他的凡迹形成一种对古老军事英雄神话的持续的责备。最终，一个人的渺小之处，被看作他的伟大的必然条件。一个人在一天当中的所做微乎其微，但尽管如此他的作为却是无限的重要。把布鲁姆和奥德修斯加以类推，乔伊斯揭示希腊人也是人，象所有的人一样也是有缺陷的。他早先在1905年给弟弟斯坦尼斯拉斯的一封信中说：
　　
　　 你不认为寻找英雄是一种值得谴责的庸俗行为？……而我确定的认为英雄主义的整体结构是、而且永远是、一个值得谴责的谎言；而且，作为一切事情本能力量的个人感情，是没有任何的替代品的。
　　
　　 “尤利西斯”是这封信的体现结果，是它的思想的表达。它是对武士军国主义肮脏的密码和性征服方面哀伤的女强人的一种抗议的断言。
　　
　　 利奥波德.布鲁姆和莫莉.布鲁姆，象许多配偶一样，在许多事情上达不成协议，但他们共同的具有一种对战争、暴力和被允许的政治高压的厌恶情绪。莫莉伤感于“战争杀害了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利奥波德警告“那些用枪炮和各种摹状的侧投球武装起来的，随时可以开火的士兵，这几乎等于煽动他们，在任何因某事而争吵的机会来临的时候，与平民敌对。”这段文字的起因和由来，可能是乔伊斯头脑中那段描述引发：这次是在都柏林，是在１９１４年７月的学士大道上，英国士兵们是怎样开火并杀死了平民。书中遍布着利奥波德.布鲁姆平静的沉思：“为什么人互相要以武器面对呢？有时甚至开火，可怜的人们。”这样的警告对乔伊斯来说是痛苦的现实，他的大学同学、小册子的合作者，弗兰西斯.舍利.斯凯菲顿，在1916年的都柏林复活节暴动中被英国军官杀害。斯凯菲顿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的首领，他试图阻止对那些出于民族主义原因被认为没有信用的城市店铺的抢劫。乔伊斯被朋友的消息所震惊，他的对于公共事物的关切的品质在布鲁姆性格的形成中有所重现。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那几十年当中，乔伊斯在行动中表现出对库除雷恩信仰的反对，它充满在一些作家如帕特利克.珀斯、Ｗ.Ｂ.叶芝和奥噶斯塔.格里高利女士等的诗歌、戏剧和文章当中。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学生，他曾写过一个小册子攻击爱尔兰文学剧院对庸俗的民族主义者的迁就。（斯凯菲顿的合作出版物讨论了爱尔兰妇女加入国家大学的权利）注意到爱尔兰土著岛民们从未涉足奇迹剧之外的领域，乔伊斯断定“爱尔兰文学剧院现在一定是欧洲最落后民族的财产。”当这一番大吹大擂没有产生任何回应，这个年轻人对叶芝做了一次著名的和被误解的拜访，他结束拜访后得出结论，这个民族诗人（当时仅三十多岁）已经老得无可救药了。
　　 除却嘲笑和傲慢不论，乔伊斯的话很说明问题——这两个人不但来自不同年龄也来自不同世界。叶芝尽管比乔伊斯只大十七岁，他相信古老的英雄主义，并致力促使它在爱尔兰重现。乔伊斯更加现代化一些。他主张艺术家的合适领域在于平凡的事物当中，认为轰动效应和英雄行为可以放心的留待新闻工作者去完成。所以他旁及了库除雷恩的故事，这是一个史诗战士，他捍卫了爱尔兰的北部缺口，阻止一切来犯者，直到死去。这些故事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库除雷恩富有魅力的格斗技术，而且他的摧毁的能力足以达到任何抵偿的程度。乔伊斯坚信这些描写不是爱尔兰民族真实性格的反映。当温得海姆.莱未斯在谈话中提到战斗中的爱尔兰人时，乔伊斯若有所思的反对说：“那不是我的经验……一个非常温和的民族。”虽然自从１１６９年就苦于占领军的暴虐，爱尔兰人是如此聪慧而和平的，以至于从未在战场上设置一支纪律严明的国家范围的军队，而且除了由理想主义的少数民族组织者发起的断续的动乱，他们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集结。甚至１９１６年的暴动在复活节周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它只是广泛的对后来英国暴力的一种厌恶情绪，其拖延对暴动领袖的处决，这在那一年的后期得到了通电一般的支持。１９１８年选举中西恩.菲恩的胜利，大部分要归功于他坚决的反对征召爱尔兰男性参加一次大战的政策。到目前为止因为民族主义者牵扯于后来几年的斗争中的暴力行为当中，他们遭遇持续的公众支持的减少。
　　 所以库除雷恩信仰引起乔伊斯的厌恶感，因为它在促成国外那些好斗的爱尔兰分子的中伤言论流播的同时，也满足了国内那些自我英雄主义的少数民族主义者的虚荣。在圣恩达学校，这所由帕特利克.珀斯创建于１９０８年、用以教育民族主义者家庭后代的学校里，库除雷恩被描述为“一个重要的，也许是不可见的，这个团体的成员”；孩子们被强调接受他的名言：“我并不关心我是否只活一天一夜，只要我的作为在我之后可以留存。”库除雷恩被绑缚于岩石上神话般的死亡，提供了一个基督一样为拯救别人受苦的形象。事实上，许多恩达先前的学生在1916年的骚动中成为暴乱者。但对乔伊斯来说，库除雷恩这样的侵犯和痛苦的混合体，看起来必定是英国公立学校里鼓吹的“肌肉基督教”伪装得并不高明的翻版而已。殖民主义者给治下人民提供的英雄的过去，加以研究可以看出，就是英国皇家现实的隐蔽的版本。这解释了为什么乔伊斯对“爱尔兰复兴”加以如此密集的嘲笑，在很深的程度上揭露了民族主义只是最初的英国模型的仿造，而不是爱尔兰民族意识激进的革新。他没有没注意到珀斯对那些他下意识中热心模仿的英国人的仇恨，他放弃了珀斯的盖尔人同盟的课程，发现他的老师（他们后来可能改正这个错误）不可能在不诋毁英国语言的情况下盛赞爱尔兰语言。
　　 乔伊斯相信一个作家的首要职责是抨击而不是迎合民族的空虚。他希望在同胞中引起震惊，使他们深切的意识到自己的自欺其人。他曾写作“都柏林人”作为“我们国家精神史的一章”，而且以铸造“我的民族尚未生成的意识”的承诺，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像”的结尾。这些庄严的字句，揭示出乔伊斯把自己看为一个民族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爱国者，这比珀斯和叶芝用以教导自己同类民众的库除雷恩式法则更有价值一些。乔伊斯破除了战斗的爱尔兰人的神话，而且通过他的主角布鲁姆，把他们描写成一个安静的、默默承受的、而又机敏的民族，在精神上与犹太人非常相象。这在前几个世纪曾经确实是许多盖尔诗人的主题歌。菲尔德查.Ｏ.玛勒在写到十七世纪中期、因克伦威尔种植园的缘故而被迫流放去康诺特省的时候，他在另一个“被选定的人”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样式：
　　
　　 关于那个主题的故事将会解释你的困苦：
　　 站在上帝身旁的以色列的孩子们，
　　 尽管他们被囚禁于埃及，
　　 却马上被给予了帮助。
　　
　　 通过以爱尔兰犹太人作为中心角色，乔伊斯把“尤利西斯”四平八稳的置于这种本国的文学传统当中。但他非常诚恳的承认，这种睿智的顺从——至少在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中——有的时候会流于明显的受虐狂或者纯粹的懒惰当中。所以他纠正好斗的派蒂的神话，多次暗示民族的通病不在好斗而在麻痹，这种对可能性的拒绝在“冷冻结构”中被很好的抓取，它组成了本书的第十章。
　　 通过这些考虑，可以发现对“尤利西斯”的读者经常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如果乔伊斯希望把他的描写建立在古老的传奇上，他为什么转向希腊而不是盖尔人的传说故事呢？库除雷恩已经被都柏林的武装民族主义者同化过了，但他们的政见对和平的国际主义的乔伊斯并不适合。自从幼年，他更被奥德修斯温暖的人性所吸引。这个古代的领导者并不愿去特洛伊，乔伊斯回忆道，因为他机敏的感觉到，这次战争的理由只是希腊商人们为开拓新的市场所运用的托词而已。现实的欧洲为了那些钢铁工业的巨子们的利益而投入到屠杀当中，对此情况的类推不可能在这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艺术家”的人这里迷失。他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无名小辈，他绝对没有成为名人的渴望，他是一个安静的家庭男人，一个“随处可见的男人”。既不是浮士德也不是耶稣，布鲁姆将避开前者对性的征服和后者独身的自我征服。除却他对耶稣的温顺亲切的尊敬，乔伊斯发现他是不完全的。他私下曾对弗兰克.布德根说：“耶稣是个单身汉，他从未跟一个妇女生活过。确实与妇女一起生活，是男人不得不去做的最难的事情之一，他竟从未做过。”
　　 通过如此特异的细节呈现布鲁姆，乔伊斯无意的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他的人物是复杂的，甚至是神秘怪异的。“关于‘尤利西斯’的想法非常简单，”他坚持说，“它是一个困难的方法。”这个方法——集中在看起来非常次要的琐务上——使得曾有过的小说家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描写成为可能。许多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从康拉德到萨特，都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极端情形”的文学作品，但乔伊斯在他们当中是一个特别情况，他介入到平常细节中去，这是一个处于兴奋和错误之间的巨大的中间范围的经验。他的大多数波希米亚同行们认可安德尔.吉德关于战争对家庭生活影响的宣言。乔伊斯接受它的平常俗务，把它看作其艺术的朋友。波希米亚不是他的本土国家。当他坐在那儿让帕特利克.图黑画像的时候，乔伊斯被这个艺术家关于灵魂的对活所沮丧：“不要介意我的灵魂，图黑，把我的领带搞正了就可以了。”这个方法他运用到自己的艺术，详细精确的记述陈列布鲁姆口袋里的货色、他的饭食的内容以及他放屁的场合的数目。他描写他的角色拉屎撒尿，以证明他完全不是一个古奥自负或身体上自恨的人。乔伊斯比大多数人都更早的看到，现代人对身体的崇拜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买弄风情的借口形成的；他对布鲁姆日常行为恰切的分析，显示了两种态度可笑的缺憾之处。象劳伦斯一样，乔伊斯意在赋予身体一个与思想同等的确认；但对前维多利亚那一代人来说，他们恰恰失去这种平衡，他们觉得这两个人是把身体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劳伦斯的追随者们，出自他们自己的立场，有些时候辩驳说，对身体的剖析这个“尤利西斯”的基本计划的基础——每章的构件——代表了对人的形貌的最终概括。这样的对这个“计划”的感觉可能是真实的，但对“尤利西斯”每章实际的阅读后的感觉却并非如此，这里的兴趣总是集中在书中人物经验自己身体的方式上。
　　 这种对文学无情的民主化，证明对现代世界两个伟大的革命化的社会是太过分了。美国当政者禁绝了此书；卡尔.雷德克在１９３４年告诉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说：“‘尤利西斯’是一张寓言与神话回忆的蜘蛛网……它是一个通过装了显微镜的电影摄象机拍摄下来的爬满蛆虫的粪堆。”雷德克如果以书中很少的人物能够做全一天的工作为理由，而宣布其不合尺度，他的这个理由可能是坚实的。他的反应有效的总结了乔伊斯的实验方法所遭受的广泛的阻碍，因为很明显的它与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女孩遇见拖拉机”那样的教条不合。“尤利西斯”除了猥亵的名誉，在某些激进的团体中，更被加以“杰出的”晦涩朦胧。
　　 爱尔兰人的反应是讽刺挖苦和恶言漫骂，但他们没有禁绝此书。可能是没有一个愤怒的市民感到自己有那种资格，递呈一份必要的批驳文件给审查当局，这样的机构在出版出现后的几年里就已经形成。那时侯审理机构可以断定，其超出了可收买的读者的智力范围。前英语三一学院的前教务长，J.P.玛哈费抓住机会攻击它的对手大学都柏林学院说：“‘尤利西斯’证明‘为此岛国的土著居民、为那些往利菲河里吐口水的流荡者单设一所独立的大学是一个错误。”前天主教的“都柏林观察报”为民族主义者的爱尔兰说话，承认“爱尔兰文学运动不会在法国式的沉落当中找到它沉闷的顶点，”它只是暂停一下以叹惋“一个伟大的耶稣会士训练过的知识分子竟恶毒的、冷嘲热讽的走向魔鬼力量的一边去。”如果所有的这些读者感到羞愧，那么他们会想起谁来？想起什么来呢？再一次由一部伟大的著作证明，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正确的对待产生于他们自己环境中的映象。他们认为自己在阅读“尤利西斯”，而这本著作也在阅读他们，在暴露他们的盲点和敏感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