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尔兰宣布为自由国家仅仅一年之后，“尤利西斯”以赞许雌雄同体的理想昭示其成为民族解放的中心文本。与双方对于英国皇统心理状态的对立相反，它所显示的是双方更高层次哲学的合理性。
　　 对立是皇统思想的要害之处，它迫使人们不仅在英国的和爱尔兰的之间、而且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做出绝对的划分。通过这种机制，英国男人可以对爱尔兰男性加以那些诗意的、情感的、和一种被自身苛酷强健的密码所压制的超敏性的所有这些特性。出于同样的方式，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女人成为温顺品质和丰富感情的缩影，这在他们本身是因粗砺的拜金主义的道德规范而被禁止的。在“热诚的重要性”中，奥斯卡.王尔德证明这样的对立面简直是完全不成立的；并且他机敏地先于弗洛伊德的发现预料到，男性气质的女人是有吸引力的，对于女性气质的男人来说。所以在他著名的剧作之中，是女人们在阅读那些繁重的德国哲学巨著，而男人们则优雅的在沙发上虚掷他们的时光。这些男人充满着浪漫的冲动和不能控制的汹涌澎湃的感情，而这些女人们嘲弄的剖析了男性体格更加优良的要点。布莱克耐尔爵士从本身出发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男人的位置在于家庭。王尔德的观点是一种艺术，在其中任何对分是分裂开的，正如表面上的对立面是实际上的倍数——与王尔德自己的生活非常相似，他成为一个英国样式的爱尔兰人。他的关于完整的雌雄同体人的理论，在他的俏皮话中获得永恒的表达：“所有的女人都变为她们母亲的样子。这是她们的悲剧。男人不是。这是他们的悲剧。”这个嘲弄前半部显然的男子至上主义，被结论中尖锐的男女平等主义的智慧出色地抵消了。他决不是这个诙谐的矛盾话语油腔滑调的解释者，王尔德是托付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里这个古老的对立面逐渐揭示出一种根本的结合。
　　 但是这个现代主义的时刻也是一个革命的时刻，一个对马克思预言的图解，他认为爱尔兰实际上已经变为大英王国阿基里斯式的脚后跟。被殖民的分析教育所训练，以写作对他们主人绝对严格的批判，爱尔兰作家被赋予诙谐地拆析英国皇家文化的能力。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爱尔兰人，必会比他们的统治者知道得更多。他们的问题是居于愚钝的统治者的治下经年不息地处理机敏主题的问题。正如海格尔指明的，历史的失败者在经验损失当中，也通过暗示明了获胜的感觉：他们没有选择，他们只有比他们的主人了解自己那样更加地了解他们的主人。特别是他们了解他们的错处，因为总是从这些错处出发，他们获得对待殖民对象的方式。
　　 心理学家爱煞死.难得记录了一些印度占领地的相似的趋向，那里的居民经常索求更加变为英国化的方式，无论是在友谊方面还是敌意方面。起先，一种军事方面的民族精神被培养起来，表面上是以暴乱威胁占领者。当然，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更加微妙的与帝国主义密码协作的方式。新一代强健的印度人逐步完全地达到这样的认识，把他的女性化的同胞看作其身份因自我消除的极性而失效之人。这样一个人物被嘲笑为比女性的柔弱本身更加退化的病理学的牺牲品。狐疑不定的欧洲希望者们，象Ｅ.Ｍ.浮士德，被托付于解释象“印度之路”中啊滋一滋医生这样一个人物，把其看作这个国家“缺乏纤维”的范例。这样一些诊断似乎在遮遮掩掩地主张土著们加以反叛。
　　 一个更加错综曲折的“解放主义者”的解释应运而生。其拒绝男性／女性、英国／印度的极性，改换它们为一种更加复杂的对比法，男性或女性／雌雄同体、英国或印度／国际解放。这种对其钟爱的二元化的拆析立刻成为殖民者最黑暗的恐惧和最深切的需要：“不是试图按预定规则成为统治者的对应物以补偿他们的男性气概，相反，被统治者们将发现一个可供选择的参考的框架，在其中被压迫者并不显得软弱、退化。”这会引导被统治者把统治者的密码看作伦理上的等而下之，并以此新的自我信心把这些信息曲折地反馈给统治者。从这种反馈到对英国男性至上主义和皇统观念的批判只有一步之遥。因此产生了超常的危险和恐吓的感觉，这是由女人化的男人王尔德和乔伊斯在英国戏迷和读者中引起的。
　　 这样同样的雌雄同体人物也在许多“爱尔兰复兴”的名著中被发现——如萧伯那的布朗特齐利和多费恩，两个敏感的、勇敢地承认自己的恐惧的男人；如西恩格的奥斯陆的玛亨，他语言的遥优美和显著的自恋对那些爱上他的精力充沛的乡村女人是有吸引力的；甚至如叶芝在写作“疯狂的简”那些诗歌中所采取的女性的声音。当那些沉溺于军国主义理想中的民族主义者，在对库除雷恩的效法中寻求清除自身那些过去的凯尔特人女性特质的不体面的迹象的时候，这些男性作家愉快地接受了女性空间、这样的生命和灵魂、作为解放的一个基础。“尤利西斯”对布鲁姆作为新的女性气质的男人的庆祝，正是对那样的理想化的乌托邦时刻完全的苦心经营的结果。
　　 这种苦心经营，正如我们所看见的，是在失败的民族父权这样一个背景上传导的。在这里，“尤利西斯”也是一个叙述的中心例子，这个例子因叶芝、奥凯西、西恩格和萧伯那而成形，他们所追随的又是王尔德所创造的例证。贯穿于“热诚的重要性”中所发起的，完全是一种自我创造的男人的革命理想。甚至摆脱了阶级的布莱克耐尔女士也提议尼采哲学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男人被拒绝拥有一个好父亲，他最好走出去加工一个：“我要强烈的劝告你，沃尔星先生，尽快地去试着获取一些亲戚关系。”所以杰克.沃尔星不得不把自己雌雄同体化，变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创造自己的传统。借评论家爱德华.赛德的术语来说，他例证的是“从属关系”（对自己的世界、前后关系和传统的版本的基本创造）而不是“父子关系”（一种继承的、既定意义的装置）。突然清醒的布莱克耐尔女士警告说，所有这些将导致“最坏的法国革命的过度”。王尔德的确比乔伊斯更预期地在其艺术中发展了一种共和政体的政治；他们两人都在文章中指出那种英国文化内部“隐藏的”传统，从迪福到布雷克和威廉.莫利斯一直传承着的，它力图保持英国文化本身更加真实的企图是与爱尔兰共和主义有效地结合起来的。在感觉到英格兰可能是最后的、最深切地占有的大英殖民地的同时，他们以保存爱尔兰来寻求从他们先前的殖民主人本身保存自身的方法，借助于从属关系和自我创造的子息身份的比喻。
　　 萧伯那是最明显的例子。以成为“乔治.伯那.萧”的方式，他抑制了与自己失败的酒鬼父亲乔治.卡尔.萧的所有耻辱的联系，成为（迈克尔.豪尔洛伊德的句子）他自己作品的儿子。那些作品再三地庆贺雌雄同体的人物如圣乔安和成人巴巴拉等，但是这么做的结果是“神出鬼没地”形成了一个萧式自传，在其中讲述了一个被父母忽视的男孩如何“不得不自己做那些自我训练和自我教育的工作，而作为一个孩子这些工作应该是由他人来完成的”。面对父亲方面的缺憾，儿子指定母亲的伴偶凡德勒尔.李和叔父瓦尔特作为自己的代理父亲。“这极大地扩展了我的前景，”他回忆说：
　　
　　 普通的父母应该记取，他们的孩子发现的补充的东西越多，在学校和任何其它地方，他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世界是由千变万化的万物构成的。同样，尽管存在孩子被不良父母带坏的危险，那些自然的坏影响可能是——实际上大概有百分之十——其中最恶劣的。
　　
　　 象在乔伊斯的生活和艺术当中，如同萧伯那的一样：儿子的不驯服从来不是习见的对专横父母的反抗，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对无用父亲拒绝或完全不能提供“任何”引导而发的不逊。
　　 在“尤利西斯”当中，斯蒂芬.戴德拉斯成为“自身的父亲……这不是产生于”与莎士比亚同样的法则，后者在“哈姆莱特”中以命定的父亲和复仇的儿子同时再创了自身……也是通过这个法则乔伊斯同时以中年的布鲁姆和青春的斯蒂芬赋予自身以血肉。这种现代主义的主角又是由王尔德发明创造的，他教导说，每一个人必须形成一个自身风格化的概念，这是说，以这个句子字面上的意思来“设想自身”。然而十九世纪的文学被如何解决出身问题和父子关系问题所困扰，现代主义废止传承的观念并寻机篡夺（甚至谋杀）父亲。它的主角是如斯格特.费滋格拉德的杰.盖茨比那样的男人，他所继承的名字是吉米.盖滋，但是他“出身于自身非凡的柏拉图式的概念”；或者象劳伦斯的尤苏拉.布朗温那样的女人，她“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传承的关系，她是她自己，纯洁地闪着银色的光辉……”这样一个角色是一个孤儿，无论精神上或实际上，他的渴望被热恩.保罗.萨特这样很好地描述：“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是我自己的根据，充满了自豪和悲哀……我经常宁愿谴责自己而不是世界，不仅仅是出于善念，而且只是为了从自身有所获取。”
　　 在殖民地的爱尔兰，这个时刻的意义甚至更加复杂。西恩格的奥斯陆的玛亨篡夺其父以创造自身；“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结束是一个逆转，欣喜的父亲顺从于确定的儿子，这两个男人形成革命社会的意象，在这里年龄顺从于青春。对遗传父亲的批判在殖民的情况下具有一种革命的特质，因为它暗示了不仅对权势、而且对所有过去官方版本的拒绝，并决定在文化的自由状况中创造自我。在殖民地中，有两种父亲的老套——妥协让步的起次要功能的父亲和彻底崩溃的酒鬼，但两者对于力量的杠杆皆不起作用。其结果是，子女们通常对父母的反叛大多是无意义的事件，因为其不能把这种反叛解释为（如同在自由的民族国家中那样）社会的进程。为实现这种进步所需要的不仅是反叛，而是一场革命，在这样的阵痛当中，所有形式的权势将被成为自己父亲的一代所挑战。
　　 这种策划，正象西恩格在“花花公子”的结尾所精灵地透露的那样，并不过多地要求把杀死父亲作为自身成为修正版本的儿子的转化手段。（斯蒂芬，在“尤利西斯”中，从而坚持他的父亲具有“我的声音”。）在文学方面的模范没有比父亲莎士比亚更加真实的了，一个仍可以被彻底改造得更好一些的不够格的长辈。在他的经典戏剧中隐藏着许多颠覆性的潜能，正在等待它们的时刻象炸弹一样爆发。所以爱尔兰殖民地的作家们阅读莎士比亚是为了探索和解释自己本身。对于叶芝来说，理查二世的失败不该归咎于其尸位素餐不称职，而是缘于他的诗情的敏感，这在精神与艺术方面其价值是远远高于英国国王博林布鲁克仅有的管理效率的。他是一个凯尔特的莎士比亚，他热爱理查的命定的复杂性并蔑视篡位者对权力一心的猎获。这就是，阿诺德(英国诗人和评论家)式的变形的，英国侵占爱尔兰的故事；叶芝重写了这个故事，以莎士比亚式的习惯用语，如同爱尔兰神话中库除雷恩和康纳尔王之间的冲突。爱德华.多温和那些皇统大不列颠充满效率头脑的评论家们，崇拜的是博林布鲁克而轻视理查，但叶芝正在提议重建莎士比亚文本中的一种公开倾向，这种公开他们以前曾经以管理的头脑加以简单化。
　　 乔伊斯也试图创造一个凯尔特人的莎士比亚，在“尤利西斯”中他使得斯蒂芬重新解释整个作品为放逐与失败的循序渐进的描述。在国家图书馆那一场景中，他甚至拿出时间对修正的凯尔特人的提要置以嘲弄的追问：
　　
　　 为什么“李尔王”中爱德蒙出现的一个次要情节会在西德尼的“田园诗”中被重现，并插入到比历史还古老的凯尔特传说中呢？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不义的、或篡位的、或通奸的兄弟的主题，或三者合而为一，对于莎士比亚来说，这个可怜的人是并非如此的，对他来说情况总是如此。放逐的音符，心的放逐，家的放逐，从“维罗纳的二绅士”开始，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回响到普洛斯彼罗(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人物)毁坏了他的五线谱，埋之于几英寻的地下，并淹毙了他的书本。
　　
　　 弗里德里奇.恩格斯曾经抱怨说，英国政策的目标就是使得爱尔兰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感觉象是陌生人，但是他低估了他们殖民化其文化从而用以殖民化爱尔兰人的的能力。与认为“暴风雨”是对“服务”的赞美诗和对“头脑简单的革命”的批判这样的皇统观念相反，爱尔兰作家把这出戏剧读做是对帝国主义对所有被压迫者控制失败的描写。并非“幸福的小岛”和个性的扩张，侵略者们忍受的是十足的穷困和激烈的自我疏简：因为土著人的拒绝把压抑的情绪传输给包含用以确定土著人身份的因素的皇统个性当中。这种痛苦是很难被忍受长久的。在写作“尤利西斯”的时候，乔伊斯与外来的不列颠代表的交涉使他确信，他们中许多人因为强加给自己的疲劳和紧张而疯狂。所以他看出普洛斯彼罗最终预言了这样一个时刻，当他面对“懦夫凯列班”的异处的时候，他所有的书写的知识都将失效，因为它永远不能探测这种异处。他对写作传统的诙谐的羞辱可被读做对这样一个时刻的预演，即书本可以听任反抗的事实、侵略者可以有善念允许岛民自由地创造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