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泪痕（九）
　　 为避免引起众怒，苟博仁没敢乱来。我侥幸没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和“特务分子”帽子，也因此捡了一条命，得以喘息，但并没放回家，继续关在食堂羁押。
　　 十几天后，我身上伤口全部结痂，前胸后背钻心般刺挠。母亲每天三遍送饭，仍然不能进屋，我与母亲一天三次隔窗对望。
　　 大队食堂前面是亲戚宋兴卫家，宋兴卫是贫农。一天母亲送完午饭来宋家探听情况。李春红说：“二嫂，你不知道，这次斗殿威打得可狠了，比以前斗四类分子打得都狠，听说在学校吊起来打，还在大门口设岗，谁也不许靠前。”母亲听到消息，掉起眼泪。李春红劝道：“不过这十来天消停了，什么动静也没有，估计没有大事。二嫂，晚上你别下来了，我给做点小米水饭端过去。”
　　 宋兴卫说：“苟博仁和朱传江这两个畜牲，就算殿威写大字报不对，你也不能往死里打呀？他这是杀鸡吓猴呢。”宋有恒气哼哼说：“他们这是打击报复，打击报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才是反革命。”李春红啐了一口：“小恒子，这话在家说行，出去可不许乱说。”
　　 晚上，李春红用饭盒盛了小米饭，另外还有两块苞米干粮，炒的芸豆，给我送来。她走进屋子坐在炕上看我吃完，把饭盒和碗拿走。这是我在关押期间见到的唯一一个亲属，这顿小米饭也成了一生的记忆。
　　
　　 眼见对我的批斗无法进行，为使运动不陷于冷场，苟博仁又选两个斗争对象：一个是卫生所大夫张家祥，另一个是鳏夫马豁牙子。张家祥是富农子弟，斗起来名正言顺；马豁牙子叫马正其，国民党执政时期当过村上维持治安的保安员，俗称“青草驴子”，也算沾过国民党边的历史不清人物。
　　 批斗这两人时，把我拉上陪斗。会上，苟博仁坐在一旁，朱传江主持会议。开会时张家祥、我、马正其低头站成一排，朱传江卡腰瞪眼大呼小叫，在地上走来走去。他给马正其定义为投降变节分子，大声叫道：“马正其！”马正其战战兢兢回答：“有！”“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我……”马正其嗫嚅半天答不出来。“你是投降变节分子！”朱传江对自己发明洋洋得意，大声教训他。
　　 “对，我投降变……变……”马正其不识字，不懂得“变节”含义，“变”了半天，也没变出那个“节”字。“投降变节！”朱传江不耐烦地大喝一声。马正其脸憋得通红，硬是说不出那个“节”字，情急之下，说出一句：“我……我投降变鳖。”众人顿时哄堂大笑。
　　 栾清和忘了自己也是光棍，说：“马豁牙子，你连老婆都没有，变什么鳖？我看你那个熊样，变豆腐渣得了。”马正其立刻说：“我……投降变渣。”众人又是一阵大笑。我低头站在马正其身边，忍不住偷偷发笑。
　　 朱传江见会场变成了笑话场，很是恼火，冲马正其恨恨地说：“我一看到你牙根都痒痒，你一会儿变鳖，一会儿变渣，也不知到底能变成啥玩意儿。我看你纯粹是只老狐狸。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你过去当‘青草驴子’做过的坏事全讲出来，要是有一点隐瞒，小心你的脑壳！”接着吩咐：“你们三个，明天起，早晚两遍在大街上游街，嘴里要喊自己身份，谁不老实就斗谁！”
　　 马正其与张家祥也被关进食堂，我总算有人相陪了。虽然彼此不敢说话（看守人员时时不离身边），但通过眼神交流，也解除不少寂寞。
　　 每天早饭后，护青队员给我们三人戴上纸糊尖帽，上面分别写着“富农子弟”、“反属子弟”、“投降变节分子”，押解着从村北头窑场开始，沿公路穿村而行。张家祥打铜锣在前，我与马正其击铙在后相随，一边敲打一边齐声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好，地富反坏右一个也跑不了。”接着三人分别喊：“我张家祥跑不了。”“我荣殿威跑不了。”“我马正其也跑不了。”走不上二十步就喊一遍。
　　 住户听见喊话，都从窗户里朝外张望，我们把头埋得很低，此时，我觉得自己还不如在街上乱跑的一条狗。
　　
　　 马正其关了三天就放回家，食堂只剩下我与张家祥两人，游街也游了三天就停止了。白天，护青队员带着我们俩，监视我们用石灰粉刷沿街墙壁，干了后用红铅油写毛主席语录。张家祥美术字写得好，我楷书颇具功力，两人互相欣赏，大有惺惺相惜之意。
　　 晚上，看护人员放松管理，叮嘱一番回家睡觉去了。我与张家祥挨一起躺着，互相讲述往事。张家祥说自己是广东人，解放前毕业于卫生学校，分配到国民党部队当卫生员。解放战争时期，他所在部队投诚，在解放军部队当了一名军医。解放后，由于成分高，被复员到老家一所医院当医生。前几年自然灾害，在老家吃不饱，辞职领老婆孩子来东北，很快以医术赢得老百姓称赞，作了大队医生。
　　 张家祥肯动脑筋，为发展家庭副业，又不引起别人注意，在远离村落的梨树沟买下房子。房子周围有很大的菜园，他在园子里发展经济作物，种了许多大蒜和贝母，每年能卖一二百元。他对我说：“我要不这样干，三个孩子怎么养活？可这些家庭副业只能偷偷搞，不敢让外人知道，要是被大队发现，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非把你割掉不可。”
　　 我对张叔讲了自己挨斗后遭受的非人折磨，张家祥深表同情，鼓励我：“人的一生不可能风平浪静，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咬牙挺住，只要不倒下，早晚有出头日子。”我表面没说什么，心里在想：你这是安慰我，在这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黑五类”夹着尾巴做人，每天灰溜溜的大气也不敢出，自己将来不知会被安个什么罪名，哪还有出头之日？此时的我，心灰到了极点。
　　 张家祥关了十天就放回去了，只有我一人还过着囚居生活。十天时间，我与张家祥成了忘年交，我称张家祥为叔，张家祥把我当成侄子，向我传授很多社会经验。张家祥欣赏我的才学，我佩服张叔的医术和头脑，这真是：莫愁人生无知己，遭逢磨难始见真。
　　 九月二十七日上午，朱传江、鲁大山、徐风云来到食堂，朱传江说：“荣殿威，大队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对你从宽处理，你今天可以回家。回家后要好好反省错误（注意，这次他说的是“错误”，而不是“罪行”），有了新的认识要随时向组织汇报。”
　　 我心想：我有什么错误？不就是写大字报么？但不管怎样，关押二十八天突然获得释放，心中还是充满高兴与轻松。
　　 徐风云笑着说：“殿威，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把行李卷了一下，夹在胳膊窝里走出食堂。
　　
　　 山的泪痕（十）
　　 我低着头夹着行李一路小跑，遇见人也不吭声，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些见到母亲。走到叶子沟外河对岸大道上，远远看见自家三间草房，心从嗓眼跳出来。我一路小跑，过大河、上坎、下坡、过小溪，看见杖柈子夹的大园子，园子外自家那只芦花母鸡带着小鸡正在草丛中觅食。
　　 来到大门外，房门开着，我几步走到房门前，看见母亲抱着磨杆在外屋推磨。喊了声：“妈，我回来了。”泪水夺眶而出。母亲愣了一下，立刻撂下磨杆。我把行李放到炕上，与母亲紧紧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起来。
　　 母亲边哭边抚摸我的后背：“小威，可想死我了，这些日子总做恶梦，把妈吓坏了。让我看看，他们都打你哪了？”
　　 何家闻讯，四口人一起过来看望。
　　 我把衬衣扣解开，脱下衣服。何伯母“妈呀！”一声，满屋人都瞪大眼睛看我那伤痕累累的前胸后背，有些伤口已结痂脱落，长出新肉，后背还有两道深疤，黑色硬痂还在。母亲摸着伤疤泣不成声，我张嘴给母亲看了看门牙，母亲惊问：“门牙怎么剩了一颗？”我愁眉苦脸地说：“被打掉了，剩下这颗也活动了，一碰就疼。”
　　 何伯母嘶哑着嗓子大声嚷：“这些人怎这么狠，可把我侄儿打踢蹬了。”何占春一再摇头，吧嗒着嘴抽烟，不知说什么好。何诗颖姐弟跟着说：“太狠了，真不像话。”
　　 母亲问：“小威，你究竟犯了什么法？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我说：“都怨我去年冬写了大字报，他们不敢整别人，就拿我开刀，说我爹活着，是特务头子，我是小特务；还向我要电台、手枪、信号枪……不说就打，后来吊起来悠着打。”
　　 母亲说：“怪不得那天到家来翻，又刨炕又刨烟筒，还漫山遍野找了两天，原来是把你打得胡说，他们当成真事了。”
　　 何占春说：“搜山那天，朱传江问我看没看见殿威摆弄手枪、信号枪，看没看见沟里打信号弹。我说，咱可没见着，人家那孩子就知道干活，一点儿毛病不犯。”
　　 母亲说：“大哥，多亏你打证实，那天你要是说了活络话，小威也就完了。”
　　 母亲发现我走路腰有些发板，就问：“小威，你的腰怎么了？”我说：“头一天斗我时，苟博仁用腊木棍子在后面横抽了一下，当时腰就脱节了，好多日子不敢动。现在好多了，我的牙也是他打掉的。”母亲问：“还有谁打你？”“朱传江也打得挺狠，还有都德富、都德贵、独眼龙、李二逼、栾清和。”
　　 母亲咬牙切齿地骂：“这些狼心狗肺东西，谁打我儿子，叫天老爷打雷劈死他。”何伯母随声附和：“对，他们伤天理，不能得好病死。”何占春说：“我家有旱三七，一会儿拿来捣碎，用烧酒和白面糊在腰上，保证能见强。”
　　 母亲告诉我：“这一个月多亏你大爷大娘帮助，村里一个人也没有来咱家串门的——人家不敢来，也兴许有人看着不让来。要是没有你大爷大娘，我就苦闷死了。”
　　
　　 母亲详细询问我被打经过，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当听说连累到姚春山时，心中不安极了：“也不知你二姑父挨没挨打？咱们欠下他这样一个大人情，将来怎样补偿？”
　　 我心情沉重地说：“妈，过几天腰强了以后，我去看看二姑父，当面向他认错。”
　　 “我也去，咱俩一起向他赔礼道歉。”
　　 母亲向来豁达乐观，寡居二十年从未萌生二志，这次见我遭受残暴毒打，一颗慈爱的心颤抖起来，对我讲了心底封存已久的秘密：“小威呀，当妈的今天后悔了，后悔年轻时不走道。我在湾沟干得正红时，不知有多少追求我的，其中有领导干部，也有工程师，都很有地位。我二话不讲，一一写信回绝。要知道有今天，那时就领你改嫁了，你也就不会受你爹影响了。”
　　 我说：“妈，说心里话，我真恨我爹，咱娘俩跟他一点好处没沾着，净跟着背黑锅。”
　　 “可不是？想起来我也恨他，要不因为他，我能下放吗？当时矿上正准备提拔我，我要是干上去了，你也不至于有今天。”
　　 沉默了一阵，母亲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你爹很有才，字写得好，画得也好，长相更不用提。可是他不务正，总耍钱，为这没少挨你爷爷揍。嗨，临离家时还拍拍你屁股，要我好好照顾孩子……”
　　 母亲忍不住抽泣起来，我心里一阵难过：“妈，咱不说他了，其实这回挨斗还得怨我自己。当初要是听爷爷的话，不写大字报，就什么事也没有。这回算是买个教训，以后再也不惹事了，养好伤我就到队里上班，多挣工分养活你和哥哥。”
　　 “小威呀，你长这么大，妈也没攒你一指头，现在叫这帮混蛋把你打成这样，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啊！那些日子给你送饭时，一路上遇到人我强装笑脸，不让人看出来难过。那时我还不知你挨了打。听说你戴尖帽子游街，我的心像猫抓一样，后来在老宗家听到你挨打，我就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唉，你从小就没得好，我背着你跑屁头，大雪地里东家躲西家藏，你的脚冻烂了，现在留了根，一到冬天就刺挠。你爷爷说过：‘你们娘们吃了太多的苦，将来一定能得好。’可现在怎还这么苦呢？”
　　 我心中也在想：是啊，在爹的黑影笼罩下，多暂是我出头之日呢？
　　
　　 用旱三七连糊三宿，我的腰略微见强。第四天母亲领我去看姑父姚春山。到了拐磨子供销社，母亲买两瓶高桩罐头、两包饼干，让我带着。姚春山住在下街道北，小学操场边后趟房，是两间玻璃窗大瓦房。
　　 推开板门到了外屋，听见里屋收音机响。推开里屋门，看见姚春山在北炕摆弄收音机听样板戏，刘建英坐在南炕打袼帮，哑巴女坐在炕边织毛衣。
　　 姚春山见到母亲和我，笑嘻嘻起身让座。刘建英抬眼望了一下，脸色突变，嘴一撇，眼皮麻耷着，脸扭到炕里不说话。哑巴望着我和母亲，呵呵笑着。
　　 我把礼物放到八仙桌上，母亲陪笑脸：“二姐、二姐夫，殿威小，不经事，前些日子连累了姐夫，让姐夫跟着吃了不少苦头。今天我们向姐夫赔礼道歉来了。”
　　 我向姚春山深深鞠了一躬，眼中含着泪水：“二姑父，我不是人，他们打我我受不了，就按他们说的把你咬出来了。”
　　 姚春山笑着说：“道什么歉？还买东西，真用不着。我没有事，没挨打，关了两天就放回来了。”刘建英斜视丈夫一眼：“闭了吧，吵闹死了，一天不上班，听不够地听。”姚春山把收音机关掉。
　　 刘建英不看我和母亲，对着炕里说：“还说要强话呢，那两天没吓死人，说饭店是特务联络站，他是特务联络员，给你们老荣家特务集团通风报信。哼，做梦都没想到，荣殿威你这小子会这么坏——你二姑父平时没少夸你，犯事时还咬他一口。我们老姚家不知老祖宗积了什么德，摊上你们这样亲戚，三姑父（我祖父）活着时让我们给转交信件，转来转去转出一场祸来。”
　　 她越说越气，长期患有结膜炎的眼睛一眨一眨，不时用手背擦一下眼角。“你们摊事就摊事呗？凭什么抓我们当垫背的？亏得我们平时交下了人，那天才没被你们大队带走，不然的话，还不知怎样呢？要是把他整死了，看你们怎么交待……”
　　 她积攒多日的怒气全部喷发，对我连损带辱。我低头坐在北炕沿上，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母亲坐在刘建英身边，讪讪听她絮聒。
　　 刘建英依旧滔滔不绝地数落：“他到现在还没上班呢，一天到晚在家呆着，好好的工作说拿就给拿下来了。”
　　 这时，老三姚庆家、老四姚庆新放学回来，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对母亲说：“二舅母来了。”又望着自己的母亲，说：“妈，我饿了。”刘建英没抬头：“饿了锅里有干粮。”
　　 最小的姚庆新冲我扮个鬼脸，伸下舌头，用手指在脸蛋上划了一下：“嗨。”与哥哥拿块干粮跑了。
　　 不一会儿，老大姚庆国、老二姚庆军干活回来，看见母亲说：“二舅母来了。”看见我没叫二哥：“你也来了。”表情极其冷淡。
　　 我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眨眨眼睛没说什么。
　　 哥俩见屋内情形，知道我被损了，就没再凑趣。说：“妈，我们得吃饭，下午到河南扦高梁呢。”
　　 “好，我这就给你们做。”刘建英起身下地。
　　 母亲借机说：“二姐，我们也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姚春山急忙挽留：“吃饭走吧，都晌午了。”姚庆国、姚庆军也挽留。
　　 母亲说：“家里有个彪子，走出来时间长了不放心。”边说边和我往外走。走到外屋，我说：“二姑，我走了。”刘建英说：“吃饭走吧，怎么说也是亲戚，要不是亲戚也就沾不上这样的光了，再怎么着也不差一顿饭。”
　　 母亲和我往外走，姚春山送到大门外。我走到他身旁说：“二姑父，实在对不起，我那时被打懵了，才顺着他们意思咬出了你。”
　　 “我知道，那是苟博仁引道叫你走，你就是不说，我也脱不掉。事情都过去了，再别往心里去了。”姚春山宽厚地笑着。我见二姑父这样大度，差点流下眼泪。
　　 后来军宣队进驻，接受群众举报查清了苟博仁打击报复造反派的事实，罢了苟博仁和朱传江的官，我也得到平反，但身心受到的伤害终生难以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