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深夜，我悄悄来到十字路口，向四周环顾一下，轻声地哭喊着：“二丫儿，哥给你送钱来啦！”
　　 我被自己的哀号吓了一跳。在夜的寂静中，那声音竟是那么响、那么悲,让人胆战心惊。我匆忙将用5元人民币兑换来的五千万亿圆的阴票点着，捂着满脸的热泪，逃离“纵火”现场。
　　 在我向家逃往的途中，胡同口的一个硕长身影，把我吓了个半死：她有点像我祭奠的那个女人。
　　 我偷偷摸摸地搞迷信活动，隐含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私密：我是给一位刚过世的有夫之妇烧纸。她就是我悲切呼喊的“二丫儿”。她大名叫王兰芬，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又是我中学时的同学。
　　 当年，我们都是学生会的干部，她是生活部长，我是学习部长。
　　 三年前，小王得知我爱人过世的消息，曾与她最要好的女友小黄来看过我。当时，一见我家那惨不忍睹的狼狈相，两个女人都哭了。
　　 从那儿以后，她俩儿就成为我家的义务“钟点工”，不定期地来帮我做点儿家务活。
　　 不料，在我的再婚问题上，她们产生了严重的观点分歧：小黄建议我赶快成家，尽早结束孤苦伶仃的单身状态；小王则认为再婚的成功率极低，劝我轻易别走这一步。随着分歧的加剧，两个女人的态度也开始变化了：起初是二人一起来，后来是单独来，再后来就谁也不来了。
　　 后来，听小黄说，小王正在闹离婚；听小王说，小黄已经离婚了。
　　 在一次流感中，我高烧一直不退，一向不在意身体的我，心里也没底了。一天夜里，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我拨通了小王的电话。在她连续几天的悉心护理下，我终于从死亡第一线上复员回来了。
　　 临别那天，她说：“你这病啊，就是从心上得的，以后别为再婚的破事儿着急上火啦！实在逼到份儿上，我能伺候你一辈子，信不？……不过，你可得留心点姓黄的，那个女人又刁蛮又狠毒，很会编造故事！”
　　 女人哪，真怪：有时为了一个共同男人，表面上的朋友，往往会成为背后的敌人；最要好的朋友，常常是最凶恶的敌人。
　　 一晃儿，有一年多没见到她们了。我想，这就是两个女人长时间不光顾寒舍的原因吧？我心里还真有点惦念她们，尤其是小王。
　　 前天，我早晨起来心情特别不好，茶饭懒用，坐立不安。中午时分，我在街上遇见小黄。她告诉我，小王心脏病急性发作，被浑蛋的男人赶出家门，眼看就不行了，在娘家等死呢，怕是熬不过这一、两天啦！
　　 我连忙打听小王娘家的住处和电话，小黄毒狠狠地扔过来一句：“你还添什么乱哪！”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昨天，我在街上又遇见了小黄。她推着一辆旧自行车，驮着一个脏兮兮的行李卷儿。我向她打听小王的病情时，她扬起那张黄里透青的刀条子脸儿，盯盯地审视着我，似乎并没从我脸上找到她满意的答案，狠狠地说：“死了！”
　　 “死了？！”我决不肯接受如此荒唐的答案，她才35岁呀！
　　 “这是她的遗物，我先替她保存，等她儿子长大，再还回去！”她停顿一下说：“人哪，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她又推着自行车走了。刚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迟疑了一下，说：“她走了，你打算怎么办？”
　　 “她什么时候火化？”我只想为故去的女人做点什么，没正面回答小黄。
　　 “一切都完了，她已经画句号了，你也该为自己的事儿操点心了。”
　　 这一瞬间，我特别痛恨眼前这个女人，同时也特想念不在眼前那个女人。
　　 苦于找不到寄托哀思的办法，我就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焚香化纸了。
　　 隔壁的挂钟清脆地敲了三响。我迷迷糊糊地正要入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吓得我心惊肉跳：“谁会在深夜三点多钟打电话？”
　　 “喂，喂，哪位呀？”我对着沙沙发响的话筒问道。“讲话呀！”话筒又沙沙地响了一会儿，“吧嗒”对方把电话挂了。
　　 “神经病！”我也没好气地挂上了电话。我刚躺下，电话铃又响了。“真见鬼！”我又抓起话筒，毫不客气地说：“请讲话！”话筒里依然沙沙地响着，忽然我听到了轻微而深长的鼻息声，不由得浑身一颤：“谁在哭？”
　　 “……别悲伤，别难过，我没有死……”没等我从极度的惊愕中清醒过来，电话又“吧嗒”一声挂断了。
　　 “喂、喂，小芬，二丫儿，你在哪儿？”我对着话筒拼命地呼喊着。
　　 我使劲掐一把大腿，觉得很痛；用力握一下话筒，觉得很硬。这一切表明，我不是在做梦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小王究竟死没死？
　　 我在晕眩中极力整理思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说自己没死。说别人死的人，以死者的遗物作为证据；说自己没死的人，以自己能说话作为证据。现在的问题是，小黄自行车上驮的行李卷儿，到底是不是死者的遗物呢？而那个打电话说自己没死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被说成是死者的那个小王呢？
　　 忽然，刚才在胡同口的那个硕长身影，使我想起了小王还有个孪生妹妹，而且就住在我家附近。这条线索使我陷入极度的悲哀和绝望中。
　　 我确信，小王的确死了，但那电话却不是她从阴曹地府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