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我调离北京41周年，忆往事，感慨万千。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工作调动，本应水到渠成，却因我缺乏“防人之心”，故一波三折，苦不堪言；物极必反，峰回路转，君子相助，柳暗花明，调动心愿终实现。
　　 ——前言
　　
　　 一
　　
　　 1964年我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留校工作。家属是农村人，进不了北京，因我是业务骨干，想调离北京，组织又不同意，以致在京工作十几年，夫妻仍分居两地，给生活带来很多困难，我的工作调动成了“老大难”。后来，组织上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曾对我说：“一旦有合适的单位，组织会帮你联系的。”
　　 1975年3月中旬，校办总厂领导派我带领一名技术员和一名工人到上海等地调研国内外机械密封的发展现状。我在上海调研期间，顺便来到大屯煤矿上海办事处，询问有关工作调动事宜。工作人员告诉我，大屯煤矿隶属于上海，是新建大型煤矿，且有10万千伏火力发电厂，急需大量技术人员，根据你的情况，只要单位同意，就可调入。大屯煤矿离我家只有十几里路，发电厂自动化控制与我专业对口，是我理想的调入单位。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欣喜若狂，急不可耐，不等调研结束回到学校，就急急忙忙在上海给校办总厂领导写信，申请调大屯煤矿发电厂工作。为了不影响仪表厂的工作，我答应再干一年，待有接替我工作的合适人员后再离开仪表厂。
　　 历时一个多月调研结束，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办完报销手续，正准备大力开展工作时，总厂领导突然宣布让我去北京平谷县劳动。我感到愕然，为什么把我下放劳动的时间提前呢？
　　 上个世纪70年代，根据北京市高教局规定，高校所有干部、教师，必须分期分批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当时我是仪表厂厂长，因工作需要，生产任务繁忙，一直离不开，所以我的下放劳动时间一推再推，实在没办法，只好将我的下放劳动时间安排在仪表厂所有干部、教师之后。现在安排我去农村劳动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为什么突然提前呢？总得给个理由吧？倘若今年非安排我劳动，为什么还派我外出调研？仪表厂正等待我调研后大力开展工作，为什么不等我回校就急急忙忙替我办完下放手续？我回到学校时，下放人员的学习班已经结束，正准备出发，为什么对我搞突然袭击呢？实在令人费解。我据理申辩，领导却给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但木已成舟，无法挽回。我痛苦极了，万般无奈，我只好到平谷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二
　　
　　 1975年4月底，我们一行15人来到平谷县英城公社劳动锻炼。我本着“既来之，则安之。”把工作调动放在一边，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中去。白天，我们同社员们一块下地干活，晚上做北京知识青年的工作。
　　 每天早晨，屋里还黑糊糊的，我们就得起床，随社员下地干活。我虽身体瘦弱，但正值壮年，所以干起活来毫不示弱。我来自农村，有些农活我懂。俗话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给玉米间苗，我学着老农的架式，叉开腿，弓着腰，苗留三寸远，铲去多余苗，干得又快又好；平整土地，我能推着装满泥土的独轮车，在高低不平的地里奔走。我学会锄草、割麦等农活，还会帮助社员打场。
　　 晚上，社员们休息了，我们还得串村到户做北京知青的工作。我和王培英负责打铁庄、英城两村30多名知青的工作。这些知青，从小娇生惯养，个个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他们到农村插队，怕苦怕累，自由散漫，有的不出工，有的出工不出力；有的不服从领导，有的还打架斗殴。当时，有的农村干部侵犯知青利益，知青政策不落实；有的干部把知情当累赘，对知青不管不问，放任自流；有的干部把知青当劳动力使，只管干活，不问学习；极个别干部，还打骂知青，甚至殴打致死。我们到达后，健全知青组织，发挥骨干知青作用，组织知青学习，加强纪律教育，落实各项知情政策，改善知青伙食和住房条件，使知青感到，我们是他们的贴心人，他们有话愿意给我们谈，有矛盾找我们解决。他们逐渐懂得，到农村劳动，向农民学习，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使他们认识到：“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亲自参加劳动生产，对自己的成长大有好处。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大多数知青积极参加学习，安心农村劳动，打架、斗殴的现象减少了，但也遇到一些棘手问题，搞得我们手足无措。
　　 一个星期天晚上，劳累了一天，又找个别知青谈话，回来已经很晚了，立即躺在床上睡觉。我刚迷迷糊糊入睡，只听有轻轻的敲门声。我忙问：“谁？”
　　 “是我，玉如。”她是打铁庄的知青负责人，半夜叫我，必有急事。
　　 我忙问：“什么事？”
　　 她低声说：“知青出事了，有几个知青在赵家庄被扣，公社来电话叫我们去领人。”
　　 我立即起床，与王培英，玉如一道，乘拖拉机连夜赶往赵家庄。到那里一看，7、8个知青被关在公社派出所的一间土屋里，个个垂头丧气，十分可怜。
　　 经民警介绍和询问知青，才搞清事情的真相。原来星期天下午，知青张明等3人骑自行车返村，行至中途，路遇农村拖拉机在马路上行驶。3人图轻便，用手扒住拖拉机车帮，随拖拉机前行。司机见车后有人，不敢快开。后面的知青张明高叫：“师傅，开快点，我们回去有急事!”司机不听，仍慢慢行驶。小豹子急了，大骂司机：“孙子，给脸不要脸，你活腻烦了!”随后从自行车上跳下，从路边捡起一块砖头，向司机砸去。司机也火了，停下车，与3名知青争吵起来。恰在此时，去打铁庄的长途汽车经过，车上知青见农村人与张明等人吵架，怕知青吃亏，忽啦啦从车上跳下4、5个知青，围着司机推推搡搡。这时村里出来一群社员，他们怕出事，就将知青扣留起来，然后送交公社派出所看管。我们到达后，劝说知青要尊敬老乡，不要和老乡打架，我们向村干部赔礼道歉，说了一大堆好话，保证回去后好好教育他们，派出所才答应放入。我们连夜将知青领回来之后，把他们安顿好，我的一颗紧绷着的心才开始安静下来，这时已大天老明了。
　　 我们在打铁庄和英城劳动了半年，知青工作逐步走向正轨。第二年开春，我们下放劳动人员改为“普及大寨县”工作队，我和王培英、奉陪忠等5人长住英城公社太平庄大队和村干部一起做“普及大寨县”工作。
　　
　　 三
　　
　　 我在平谷县劳动期间，每当想起工作调动，心里就不舒服。我在仪表厂当厂长，人所共知，是自动化教研室唯一的一名专业教师，既懂生产，又懂技术，仪表厂一刻也离不开我，为什么我一提工作调动，领导就突然提前安排我下乡劳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我从平谷到学校办事，偶遇总厂高副厂长。平时我俩关系密切，无话不谈。他拉着我到办公室叙旧，闲聊时说起我的下乡事。我说：“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突然提前安排我下乡呢？”
　　 他说：“你真傻，工作调动是件大事，何必在上海就急着写信告诉总厂领导？为什么不能回校后再说，让别有用心之人钻了空子。”
　　 我说：“我这也是为仪表厂着想，怕我离开仪表厂影响工作，想让领导有个思想准备。”
　　 高副厂长说：“你吃亏就吃在说话太直。厂长一听说你要调动工作，心急火燎，不知如何是好，他怕你一走，仪表厂就玩不转了。他马上找来仪表厂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时仪表厂副厂长说：“我同意放老孙走。不过今年轮到李志永去农村劳动，李志永一走，机械密封就没人干了，不如让老孙先去平谷县劳动，同时联系他的工作调动。”总厂厂长觉得仪表厂副厂长说得在理，就答应了。我看出仪表厂副厂长别有目的，但她说得冠冕堂皇，不便反对，就这样定下来了，提前让你去平谷县劳动。那时我只所以劝你去平谷县劳动，是因为你若不去，对你的工作调动更加不利。”
　　 我说：“我答应再干一年，方离开学校。再说，她平时对我挺好，怎能出此下策？”
　　 高副厂长说：“这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别人明白你糊涂。你当真她们喜欢你？有人巴不得你早早离开仪表厂。你在仪表厂，大权独揽，说一不二。有人早就想解散仪表厂，提出仪表厂与机械厂合并，就怕你反对，所以没敢给你说。你一提出调动，他们就顺水推舟，一旦你离开仪表厂，以后的事他们说了算，事情就好办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没有回到学校就提出调动，正合这位副厂长的心意。她认为让我离开仪表厂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顺理成章地将下放名单换成我，达到一箭双雕，既使我离开仪表厂，又延缓我的工作调动。我自己酿的苦酒，只好自己喝。以后的事，果然应验了高副厂长的说法。
　　 当宣布我去平谷县劳动之后，我愤怒极了，执意不去。这可吓坏了仪表厂副厂长，她怕不好收拾，于是她搬出院党委书记周静找我谈话，书记对我说：“这次下放劳动人员安排已定，不好再变更。你先去劳动一年，劳动结束后一定放你走。”总厂领导也劝我去平谷县劳动。我向厂长提出：“我可以去平谷县劳动，但必须答应我两件事。第一，故意提前安排我下放劳动是错误的；第二，劳动期间照常联系我的工作调动。”厂长点头同意，我才答应去平谷县劳动。
　　 我的工作调动，本来很简单，却人为搞得这么复杂，一波三折，有人从中刁难，也就好理解了。
　　 从工作调动这件事，我渐渐捂出一个道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四
　　
　　 我在平谷县劳动之余，也抽空找组织部谈我的调动之事，不是组织部拖着不给办，就是节外生枝，致使工作调动举步维艰。先是学校发函联系大屯煤矿发电厂，却一拖半年没有消息。后来我回家探亲，去发电厂询问，得知函中技术职称写的是“教师”。人事部门说：“我们缺技术员，不缺教师。”我向他们说明，“教师”也就是“技术员”。他们要学校来函更正。我向学校组织部提出要求，组织部就是不肯再发函，调往大屯煤矿之事就这样担搁了。
　　 后来得知襄樊市大量接收外地技术人员，还给解决农村家属户口及子女就业问题，我院已有多人调入。襄樊市在北京设有办事处，专门办理北京技术人员调入襄樊事宜。我见过襄樊电机厂党委书记，他说：“只要学校来涵同意调动，襄樊电机厂立即发调令。”我告知学校组织部，他们找出各种理由，就是拖着不办。由于组织部做得实在过分，致使工作队队长（院党委副书记）奉陪忠及总务长史尔公不满：“既然同意人家调动，又不发函，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他们的干预下，终于在1976年3月底组织部向襄樊电机厂发去了求调函。这时奉陪忠及时告诉我函已发，让我迅速与襄樊同事去信联系落实情况。4月初我立即向同事写信告知，求调函已发，我在京专等消息。心想，此次调动，已成定局，心中十分高兴。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4月5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此事也波及到襄樊。同事来信说：“襄樊也闹起来了，从前调入襄樊的上海人，有的至今家属户口还没有解决，而今调入襄樊的北京人却解决了家属户口，他们不满，到外张贴标语，反对市委和人事局。所以现在襄樊市的一切工作调动，暂停办理”。
　　 我的调动，再次搁浅，希望又一次破灭，我的心不尽悲凉起来。等待，耐心地等待，一直没有调动的消息。我对调动我几乎绝望，哀叹自己如此不幸。
　　 突然，霹雳一声震天响，党中央一举揪出“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时，我们工作队奉命撤回学校，我也借机回家探亲，把调动之事丢在脑后，只好听天由命吧。
　　 一个月之后，我回到学校。仪表厂已不复存在——原来在我离开仪表厂不久，仪表厂与机械厂合并，不再生产靶式流量计和压力变送器，实在令我心寒。我想，从无到有建一个厂很难，要毁掉一个厂却很容易——只需当权者一句话。我只好又回到自动化教研室工作。这时，调入襄樊之事还没有消息，我担心这次调动又成泡影。
　　 诗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6年5月，任丘发现大油田。襄樊调动搁浅后，多亏平谷县工作队队长奉陪忠亲自过问，责成组织部与华北油田联系，一拍即合。12月8日，学校接到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的工作调令：12月20日前孙厚举同志到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报到。我于12月20日准时到达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驻地任丘报到，分配到华北石油技工学校工作。第二年全家由农村迁到技工学校，终于圆了我的调动梦，从此幸福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正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201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