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小说，将我的脑洞打开。看着看着，就在不知不觉中被黄坳高中二（1）班那些“碎片化”的小美好填满。
　　 那是上世纪的1977年3月至1978年的7月间，白云山下的一所乡下高中。那些人，那些事，虽已随着时光和岁月慢慢流淌，渐行渐远，以致泛出黄昏的色彩，但却依旧在心底的角落飘荡回旋，还不时泛起淡淡的涟漪。残留的记忆中，那么些个生动、纯真、青葱、小美好的面孔，像闪现的每秒24格电影胶片一样，在我的眼前晃动，积淀的只有美好、温馨与感动。
　　 高二（1）班是文科班。进此班要么是不太喜欢数理化，要么就是理化成绩跟不上趟。很多同学都是硬着头皮进来的。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同学们生活相对平静，学习比较投入，大家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背诵文史政地这几门课，彼此都很用功。文科班的任课教师面对我们这群学习底子差、大多因营养不良而面带菜色的学生，充分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让我们受益匪浅，学有所乐。
　　 语文老师罗自修是位慈祥的长者，但很古板，见不得男女学生的相互交往。有一次同学们都去做广播体操，他趁机把我们教室内每个学生书包都翻遍了，看哪些同学写情诗、情书。当时很多同学因为看了一篇《少女之心》的手抄本，激起了少男少女们的情愫，很多同学学着写情诗，象是一股情风，吹遍校园的每个角落。古板的罗自修老师，为了防范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激情燃烧，看电影不准男生女生一起，走路要求男女生各走一边。至今想起这些事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令人忍俊不禁。
　　 易弼三老师是从一个测绘专业队回来的，他的数学水平较高，可能是教学实践不够，或是我们当学生的数学基础较差，他讲解起来同学们听不太懂，有时感觉似乎是在听天书，有的学生就干脆趴在课桌上睡觉。即使这样，易老师不厌其烦，在讲台上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讲着、画着，尽其所能，每节课都作了自己的努力。他当时对我和我的同桌熊时生很是关照，我经常到他的宿舍开小灶。说实话，我并没有完全听懂，只是在做他部署的数学作业时，注重数字的书写质量，作业比较整洁干净，得到了他的表扬和重视。
　　 后来学校又换了杜老师，上课时经常穿一身蓝色中山装，威严而亲和，讲课慢条斯理，分析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让我们感受到思考的乐趣。但他只是一个代课老师，没有正式编制。后来还与我们一起参加高考，好象考上了一所什么大学，我不得而知。
　　 印象较深的是英语老师易菊花。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位女老师，人长得很漂亮。为了教我们英语她想了不少办法。学校每周安排一节英语课，每节学一到五个英文单词，从Goodmorning，everyone开始。我们老是发不准音，她就用中文标注出来。如：早上好，Goodmorning，everyone，她就标上“古得么尼”；老师早晨好，Theteacherisgoodinthemorning，她就标上“股特猫呢，提车”，如此类推。一个学期，我们学了60个单词，这就是我英语的全部水平。至今，在我们的记忆中可能留下不到十个。有时候高兴起来，我也想卖弄一下，可一张嘴总是会引来一阵哄笑，他们会问我：“你讲的是哪个国家的英语，哈哈？”。我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随即付之一笑。
　　 陈国章老师身材修长，表情淡然，讲话声音不大，可政治课讲解生动，对时事分析透彻、详略得当。对我们这些学生比较迁就，好象从来不怎么批评我们。语文、历史和地理课老师已经不记得了，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能记起来，恩师不可忘，可我还是忘了，是个不合格的学生。
　　 在那样的一个学习年代，我们觉得上大学只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似乎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不是我们这等人所能企及的。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国家教育部门决定恢复高考，再到我们准备参加高考，也就不到一年时间，加上我们山村中学反映迟钝，灵敏度不高，正儿八经地让我们筹备高考也就半年时间。半年时间让我们掌握当时需要两年才学的知识，我们似乎都不是神童，自然无法掌握，面对这样的高考我们除了应付还是应付。复习时，大家仍然在疯玩。有些小聪明的人开始作“小动作”准备。有些女同学把复习题抄在大腿上，用裙子盖着；有的男同学则将复习题，抄在手臂上，然后穿上长袖；还有的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准备着小纸条藏在衣服里。真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现在想起来，我常常暗自发笑。
　　 考试如期进行，我感觉与平时的小考没有什么两样。结果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全校200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一名学生考取了一所专科学校。即使是这样，在当时也轰动了十里八乡。在乡亲们眼里，这就是过去所说的状元。我虽然没有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是我有一张高中毕业证，象一张小奖状一样，心里也非常高兴。
　　 记忆中，班里男女同学各占一半，男同学大多不是那么安分守己，下早操后有的同学会躲进厕所抽烟；课间活动时看女同学起哄。每次下午第三节的体育课，喜欢球类的同学，可以继续留在操场上面打篮球，一打就是一到两个小时。而不会打球的同学，则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一群同学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地侃大山，吹牛皮，嘻嘻哈哈，快乐无比。有时星期五的晚上，学校为了放松我们的心情，还会让我们到溢流河的街上去看电影，什么《渡江侦察记》（黑白片）、《地道战》、《地雷战》、《打击侵略者》、《奇袭》、《南征北战》、《三进山城》。有很多电影台词被广泛用于我们学习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常常模拟一些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哟西哟西”“八格”等。说着笑着觉得很是开心。
　　 正值锦瑟华年的我们，处在青春发育期。一个个同学个头明显长高，身体的机能很快增强。班上的男女同学开始表现出对异性的倾慕和向往，渴望得到异性的关注，但男女同学一旦接触就会脸红耳热，心跳加速。坐在四组的女同学每次进出教室都要路过讲台，她们极少抬头进出，总是低着头穿行班组之间。有些大胆的男同学，有时故意拦着她们，逗她们玩，她们也不愠不恼，红着脸说：“么的伢？让开”。男同学见此，并不作过多的纠缠，嘻嘻哈哈地让道，心理有一种美滋滋的满足感。大胆一点的男女同学，有的开始有了具体行动，部分男女生私下传条子，有手巧的女生私下做“心型”鞋垫、织手套和毛线衣，红着脸送给心仪的男同学；也有人暗暗传播小道消息：谁“喜欢”谁，谁和谁是“一对儿”。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羞答答的玫瑰”正在“静悄悄地开”……。可后来，一对也没有成。那些青葱的情感，成了青春一道美丽的风际线。
　　 教室门前有一段一米左右高的土岸，靠岸的边沿有一颗小柳树，树干有碗口粗。课间休息时，这颗树就是我们男同学的娱乐树。大家总是围着这颗树打赌，看谁能用双手撑握住树干绕树旋转五圈，成功了在场的同学每人给一两餐票。很多同学都参与到这一竞技活动中，他们吸气、撑树、抬腿、旋转，最多只能旋两圈。可每位同学都不服气，每节课间就要来赌一赌，天天如此，一直赌到高中毕业，树皮磨得光滑透绿露白，也没有一个人能完成。尽管如此，那颗树却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乐趣。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那小小的幸福时刻，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学业的重要抵不过饥饿的侵袭，我们注定与饥饿结下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那时候经济短缺，普遍家贫，时时因吃不饱而饥饿。溢流河街头那个小餐馆的馒头与面条，班里的同学几乎每周六下午回家时顺路去吃，飘荡在舌尖上的记忆，至今回味无穷。那鲜红的苋菜，尽管没有油水，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二（1）班的同学，在黄坳高中一年半的时间，因为成绩普遍都不太突出，没有受到学校太多的关注，也没有因为大起大落让老师过多地担忧。这其间，我们既有奋斗的艰辛，也有过偶尔某一个方面成绩较好的喜悦；既有现实生活的窘困，也不乏对未来的憧憬；有同学的情谊、青涩的暗恋，更有恩师的无私教诲。这些都浓缩成今天温馨的记忆，在我人生的航程中闪耀着璀璨的光华。
　　 人近暮年，在经历了烟雨人生和春风得意后，在经历那一蓑烟雨里，回首那充满任性而少年意气的芳华，是那么的亲切，即使那时没有怎么讲话的同学，再次相见，心无障碍，充满亲情，洒满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