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层峦叠翠，宛如花瓣，组成了一朵盛开的莲花。五月是天台云锦杜鹃的盛开的季节，云锦杜鹃是杜鹃花中的佼佼者，早在唐代就有天台僧人在鹤林寺种栽此花的记载，现在天台山海拔千米的华顶上，独特的云锦杜鹃古树群花树面积达100余亩，每年小满过后，漫山杜鹃盛开，灿若云锦，绚烂夺目，被誉为“华夏奇观”，几棵盛开的“千花杜鹃”更是远近闻名。傍晚，山顶晚霞的清寒里，华顶讲寺后面的花树林中，有不少花朵健开在云雾缭绕里，雾里看花不甚分明，却也别有一番情趣，当年王羲之曾在此观云雾而悟书法之道，想来是一定有道理的。
　　 早上四点半从下榻的僧房出来，穿过其它寺庙称作天王殿的“雨花殿”，去感受了一回僧人们的早课情景。雨花殿的名称出自国清寺的创建者灌顶，传说他在此说法，感动上天而让天女散花，天国的花谁也没见过，但我一直相信最美丽的花是思维的花朵，就像大殿旁已经开过的隋梅，如果没有当年“智者大师”智顗创立圆融的天台思想和它的传播，1400年来就很难年年结出这么多青梅。赵朴初的诗句：“水鸟树林皆说法，妙音胜彼世间音。”优美的自然景色，无形中让我们感染了美的气息。这也许就是天台宗主张草木也有佛性的原因吧。
　　 天台上刘晨、阮肇遇仙的桃园有点俗，不去也罢了。“琼台夜月”则有点滑稽，唐朝时，李世民晚年也因为想长生不老，就被王玄策率军攻破中天竺后，带回来的那逻迩裟婆寐和尚忽悠过。唐宪宗时，宦官张惟则从海路出使新罗，回来后就编了个孤岛遇仙的故事，说神仙告诉他“唐朝皇帝乃吾友也，烦请传语”。宪宗听后深信不疑：“吾前生岂非仙人？”从此，他就不断地下诏，搜求天下方士，访求长生不老的丹药，还好佛，元和十三年年底，宪宗遣中师率大群僧众前往法门寺迎佛指骨到长安，引出了刑部侍郎韩愈的《论佛骨表》，宪宗览表大怒，立贬韩愈为潮州刺史，即韩大诗人自己诗中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唐宪宗对大臣们讲：我想韩愈谏佛骨之事，大是出于爱护朕躬之意。但韩愈为人臣，不应乌鸦嘴讲皇帝事佛反而早死这种事！不料，仅隔一年多，元和十五年，宪宗就于宫内“暴崩”了。
　　 虽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分析说：宪宗暴死的主谋，是他的懿安皇后郭氏！郭氏是郭子仪孙女，是驸马郭暧和代宗长女升平公主的女儿。元和八年，百官多次上表奏请册郭氏为皇后，宪宗均不应允。于是她借手王守澄等太监把他杀了，而继位的太子又是她的亲生儿子唐穆宗。但他的死，与他执迷不悟贪婪的要服用仙丹是有直接关系的。唐宪宗元和十三年，道士柳泌被推荐为唐宪宗炼仙丹，唐宪宗不顾谏官们的反对说：“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现在让柳泌去台州为朕炼制仙药，岂非好事？”于是君以民为食，柳泌有了挤上了食民的餐桌的借口，当上了台州刺史。于是《全唐诗》中留下了他的一首《琼台》诗，琼台前一山，两峰对峙，顶部平坦，颇似皇宫前两侧的楼阁，故称“双阙”。相传他的采仙药处，就在南阙，在明月当空的夜晚，坐在石椅上望月下群山，恍入仙境梦乡，“琼台夜月”即得名于此。然而柳泌“至台州，驱民入山采药，岁无所得，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可是唐宪宗仍不觉悟，“复使待诏翰林，服其药，日加燥渴，遂暴崩于中和殿。”柳泌的结果是被乱棒打死了。
　　 接下来是唐穆宗李恒，虽然他亲眼见金丹害死了父皇宪宗，却竟然在继位不过四年就重蹈覆辙，也因吃长生金丹中毒而死了。唐武宗李炎也一样愚蠢地追求长生不老。道士给他开了一个古怪药方：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都是些很难找到或根本就没法找的东西。可武宗并不甘心，继续执着地追求长生药，结果因吃了长生金丹后而重病，道士们还糊弄说这是“凡胎换仙骨”。不久，李炎也死于仙丹。武宗以后，唐宣宗竟然也因吃了大量道士们配制的长生金丹中毒而亡！天台山的长生不老药据说是乌药的灌木，在当地人的指点下也见识了一回。
　　 国清寺的大门是拐过中轴线朝西而开的，象征着对西天佛国的向往。墙上赵朴初先生书写的“隋代古刹”四个大字中“隋”字选用了《康熙字典》中缺了当中一个“工”的异体字，那是因为书写时还是“文革”时期，寺庙被用作了人民公社的厂房，赵朴初希望去掉这个工厂。寺前桥边，有一块“一行到此水西流”的石碑。说的就是天台“四大怪”之一“倒流水”。据《旧唐书》记载：当年唐代密宗高僧一行，不远千里寻师至此，国清寺方丈正在庭院里布算，突然对侍者说：“今日当有弟子有自远求吾算法。”即除一算筹，又说：“门前水当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果然应声而进，稽首请法。门前东涧之水，也真的一反“双涧回澜”向南流的常态，向西流去了。对于这种奇异现象，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当时大雨连朝，山洪滚滚，东涧之水来不及宣泄，向西涧倒灌造成的。只是这种“倒流水”的景象，平时不容易碰到罢了。
　　 1998年）4月4日，美国国家挡案馆公开了川岛芳子的档案。档案中不仅评价她为抗战期间最有能力的间谍之一，同时还表明存在着她是否真被处死的疑案。有消息说，川岛芳子在长春般若寺和浙江国清寺都留有踪迹，本来还想打听一下的，但既然“文革”时曾经改做它用，估计即便留下过踪迹也无从寻觅了。
　　 最早怀疑被处死的是她的替身，是《大公报》的报道。日本也有这种说法。因此在她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处死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驻日联合国军司令部给情报部门下达了调查的命令。当时联合国军司令部认为：她的存在以及她掌握的一些秘密，可能会给远东形势带来麻烦。同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有情报说她还活着。情报部门根据命令，对她度过少女时期的长野县松本市的养父家进行了监视，并检查了其养父的来往信件。之后还向各地派出了暗线，并寻问了有关的二十多人。美国公开的档案中提到的疑点是：川岛芳子是短发，而处决后的照片上是长发。为此讯问了当时见过尸体的日本寺庙方丈古山大行，他的回答是：“子弹是从后脑射进去的，脸部已被破坏，所以不能肯定是她本人，只是从她口袋里发现的亲笔记事本，才认为是她本人。”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日本右翼组织“胜共联盟”创始人笹川良一，在日本巢鸭拘留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民党是什么都可以用金钱解决问题的，所以那具尸体应该不是她本人。”
　　 川岛芳子被执行死刑的几天后，有一位名叫刘凤贞的女子报案，说自己的母亲失踪了，同时她还说，自己的姐姐刘凤玲就是川岛芳子的替身。据她讲，她的姐姐在监狱里得了很严重的胃病，已经治愈无望，是她的母亲将她的姐姐卖了，得了10根金条，姐姐做了死刑犯的川岛芳子的替身。
　　 据说这位刘凤玲长得像川岛芳子，会说日本话，而且非常孝顺，说反正活不长了，不如去换金条给母亲养老。但是，监狱答应给10根金条，却只给了4根，刘凤玲母亲去要，结果就此失踪了。
　　 李香兰去离开“满映”前去日本的时候，收到了两封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信，一封是当时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
　　 另一封就是川岛芳子的：“你还是做你真想做的事吧，被人利用后像糟糠一样抛弃的最好例子就是我现在的样子，这也是以我痛苦的经验出发，呈给你的忠告。辽阔的原野中凝视着落日的茫然心境的我是孤独的，不知道一个人往哪里走才好。”他在这之前已经绝望了，因此要求悔改，以对某些人说出她知道的秘密作为交换，去过隐姓埋名了此一生日子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日本人对天台山似乎情有独钟，天台宗也是日本佛教的大宗派。日本人把他们的小野小町混在杨贵妃和埃及妖后中，称之为世界三大美女，对此，中国人不会认可，埃及人也只会茫然摇头。但把日本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旅行记，却是得到广泛认同的。
　　 生命是一场探险，如果无险可探了，也就会索然无味，而一味的循规蹈矩，最终也走不上真理之路。圆仁是最后一批遣唐使的成员，他们连船员共651人，分乘四条船，于唐开成二年七月漂泊到扬州附近时，其中第三船上的140人，仅二十余人得以生还！现实和理想之间总是像漆黑夜中隔着一片波涛汹涌的深渊，往来期间,少不得一条花费时日，精心打造的渡船，但即便有了高超的驭船术，也还是很容易掉下去被淹没的。可是已经在日本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高僧圆仁，还是带着他们的三十个没能解答的问题，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闯进了这片深渊。然而他到了中国，却还是没有被批准去目的地天台山，反而同来的另一位身份一般的学问僧圆载，偏偏被单独批准了！但痛苦中浸泡过的幸福才是最刻骨铭心的，他一直在扬州等了七个月。在此期间，为了设法留下来去天台，他“起谋数度，未遂斯意”，眼看着“苦设留却之谋，事亦不应。”就只好空手而归了。但第二年的四月初踏上了归途时，他又“在楚州与新罗译语金正南共谋”，要“到密州界留住人家，朝贡船发，隐居山里。”结果他自称新罗人，又偏偏被村长王良人识破，结果又被送回了另一条归国船上。七月，当船来到乳山附近时，他还是不死心，“令新罗译语道玄作谋，‘留在此间可稳便否？’道玄与新罗人商量其事，却来云：‘留住之事，可稳便。’”又有邵村新罗人王训等说：“如要留住者，我专勾当，和尚更不用归国。”最后船到了赤山浦，他就留在了赤山上新罗人张宝皋所创的法华院中，故伎重演，只说是船得风已于夜间开船走了，他们师徒三人被“抛却在了山上”！这才终于成功地留了下来，于是才有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赤山离天台山很远了，他们得到批准去了有天台高僧说法的五台山。但不久他又遇到了弟子惟晓的病死，和唐武宗的会昌毁佛，一时间天下僧尼“魂魄失守，不知所向”于是圆仁也“通状请，情愿还俗，敕归本国”了，终于在一番奔波后，于大中元年，他又回到赤山浦，从那里渡海回国了。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鲜活的史料，比如时人把武则天称作武婆天子，还说赤山：“此乃秦始皇于海上修桥之处，始皇又于此山向东见蓬莱山、瀛山、胡山，便于此死。”都是前所未闻的趣事。而新罗人在唐朝的活跃程度，也成了令人必须重新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中贯穿着一种坚韧追求所形成的魅力，我想它就是让读者无法拒绝一口气读完它的原因吧。
　　 遣唐使是中日交流的盛事，在此盛事中日本人的丑事，人们似乎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过于好意地进行了掩饰，倒是他们自己的记录中并不回避。比如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说他们的船刚到中国，有军士、水手“强凌唐人”，被捉缚到官府枷了起来；还有留学生，没被允许就离船去了市场做生意被抓了起来。就是他自己在未被允许的情况下，如何逾期不归的细节都有记载。而对于其中圆载的犯尼、养妇、谋杀丑事的记载，很多人也同情地为他作出了辩解。其理由大概是如果他如此恶劣，中国皇帝就不会召他入宫讲经，并赐之紫袈裟；也不会有著名文人与之交往；日本皇家也不会异乎寻常地在他生前就赐他“传灯大师”称号。
　　 《大宋僧史略》中说僖宗时，“日本国僧圆载住西明寺，辞归本国，赐紫遣还。”皮日休送别他时也说：“讲殿谈余着赐衣。”并没有明确召他入宫讲经的记载，不过是因为他有日本“传灯大师”的称号，在离开中国时，有一个礼节性的接见并赐了一领紫袈裟而已。
　　 所谓与著名文人的交往，也不过是经常在一起唱和的皮日休、陆龟蒙和颜萱三人。《唐音癸签》就说：“崔璞领吴郡，皮日休为从事，有吴士陆龟蒙、颜萱，共撰《松陵集》。”胡昌新的《吴淞江唐诗纪行》说唐僖宗干符四年（877年），圆载来到吴淞江的青龙镇的隆福寺，准备乘唐朝商人李延孝的船泛海归国。已为毗陵副使的皮日休，受老上级苏州刺史崔璞之命，与隐居在家的陆龟蒙等人去为他送行，所以才有了那几首应景的诗，谈不上与他有什么交往。园载在这次航行中遇到海难死了，也没见他们三人有所表示。
　　 而更蹊跷的“传灯大师”称号，在圆珍的《行历抄》中是这样交待的：首先是圆载自己向日本太政官索要，而且说了：“不因王敕，不令人来。”结果圆珍在本国“独尽志力，得出此牒。”经白藤相公奏闻后“赐大法师位牒者。”而且一直拖到圆珍赴华的船出发了，才勉强将此牒赶送到圆珍手里。圆载得到后自然是“喜跃无限”了，其作用显然是为了遮丑。
　　 会昌元年，圆仁得知日本送来给他们留学僧的书信和“砂金廿四小两”，在新罗人刘慎言处。于是就派自己的弟子惟正，跟着天台来的圆载弟子仁济到楚州去取，可是他只取回了书信，砂金却“总不得而空手来。”刘慎言告诉他：“据圆载阇梨命，先已用矣！”圆珍的《行历抄》中说：会昌三年，日本僧人“圆修、惠运来到此山，具知圆载犯尼之事。”有个叫道诠和尚就对圆珍说：“圆修道心，多有材学。在禅林寺见圆载数出寺，举声大哭，说：‘国家与汝粮食，徒众待汝学满却归本寺流传佛法。何不勤业，作此恶行！苍天，苍天！’”所以：“圆载因此结怨含毒。”为了掩盖丑行，他就乘圆修坐船去明州时，雇了个新罗僧人去毒死圆修，但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