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晌午饭不久，太阳才刚刚偏西，我就跑出村口，到村西的小河边上去了。大弟屁颠颠地跟在我的后面，躲都躲不掉，我想去干什么，他大概是知道的。
　　 父亲大概快要回来了，他是早晨没有吃早饭就去赶集去的。小涧集离我们村十几里路，父亲一个来小时就可以赶到，办完事赶回来，一般都是在这个时间里。
　　 父亲每次赶集回来，都会给我们弟兄三个带回好吃的。有时是每人几个糖果，方的，圆的，什么形状的都有，不一而足。有时是每人一个馒头，白面做的，高高的，硬硬的，吃到嘴里又好吃又劲道。特别是烧饼，猪油和的面，上面还有葱花，还有芝麻，还有蜂蜜，烤得焦黄焦黄的，又香又甜，那时候在我们看来这是最可口的美味了，最希望父亲带回来的就是烧饼。
　　 父亲只要赶集，回来时，接到他，他总会从怀里掏出些平日里吃不到的好东西来，给我们弟兄三个每人一份，这已经成为父亲的一种习惯。每当看到父亲赶集走了，就热切地盼望着他赶快回来，为的就是能够讨到那口好吃的东西。盼望心切，等不及，就赶着到村外去迎接。走到村西边很远的小河边，等着父亲回来，可以早一点吃到那份好吃的东西，这也成了我弟兄几个的一种习惯。
　　 小弟病了，病了好几个月了，吃不进去饭，人已经骨瘦如柴，走不动路，他肯定不能接父亲去了。我也不想带大弟去，不带他去或许就可以多吃一点，但是大弟精得跟猴似的，甩不掉他，不得不带着他。
　　 我们兄弟两个来到小河边，远远望去，还看不到人影，父亲还没有回来。
　　 我们两个一边等，一边开始在小河边的大路上玩耍起来。我摘了一枚大荷叶，从小河里兜出一荷叶的水来，倒在大路上一寸多厚的细土上。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小河里的水也快没有了，大路上的土经过大车轱辘的反复碾压，已经碎成了面粉一般。把水倒进去，和成泥，我和大弟跟大人学着盖泥巴房子。我主建，大弟给我打下手，我把大弟使唤得团团转，不一会儿就把泥巴房子建好了，还剩有不少泥巴。抬头再看看西边，大弟说：“咱大（家乡方言，“爸”的意思）怎么还不回来啊？”我心想，我比你还着急呢，我问谁去，就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说：“咱用剩下的泥巴在房子前建个鱼塘吧？”鱼塘建好后，我让大弟用荷叶往鱼塘里灌水，我跑到河里去逮鱼。河里的水近乎干涸了，可以吃的鱼早被大人们给抓光了，剩下的都是不能吃的小鱼。我每逮到一条小鱼，大弟就用荷叶盛着水拥着放到我们的水塘里去。
　　 在我们两个玩得正起劲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你看你们俩，浑身上下像个泥孩子，看回家你娘不揍你们？”我们抬头一看，不知道什么时间父亲已经站到了我们俩的跟前。我们赶紧往岸上爬，父亲说：“把手洗干净。今个儿，你们俩一人我只给你们买了一块糖果。还买了一个烧饼，得留给你们的小弟吃，别跟他争，你们是哥哥，他还病着呢。”我们虽然感到有些失望，但毕竟有一块糖果放到了嘴里，挺甜的，也都没说什么。
　　 回到家，父亲把烧饼交给了母亲。母亲把烧饼切成三截，拿起一截加在两片红芋面馍的中间，小弟疯狂地吃了起来，那种贪婪的吃相吃得我们个做哥哥的口水落到地上。母亲边把剩下的两截烧饼收拾到橱柜里，边对我们俩说：“不准偷吃，留给小弟的，小弟病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俩还在梦中，每个人的屁股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巴掌。大弟小一些，挨打的承受力可能比我要差一些，腾地从床上蹦了起来，可着嗓子高叫：“打我干啥？”母亲的脸上写满怒气，“啪啪”又是两巴掌落在大弟的屁股上：“打你干啥？我叫你偷吃嘴，我昨个儿跟你说好的，不让你偷吃弟弟的烧饼，你还是给我偷吃了！”“我没偷吃！”“我叫你给我嘴硬？”“啪啪”，母亲又是两巴掌。“没吃，没吃，就是没吃。”大弟已经哭得鼻涕、泪水流满一肚皮，但嘴里依然还是强硬着。
　　 愤怒的母亲转向了我，两手不停地颤抖着，瞪着眼睛问我：“是不是你偷吃的？”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吃软不吃硬，为了不重蹈大弟的覆辙，小声小气地说：“娘，昨天夜里，我一夜都没醒，我真的没偷吃。”母亲对我没有再举起巴掌，但仍厉声问我：“你俩都没吃，难道那两块烧饼自己长腿了？”大弟在旁边还是委屈地哽咽着高喊：“我没吃，凭什么打我？”愤怒到了极点的母亲，顺手拎起了一根木棒，举起来就要去打大弟。一直在一边没有作声的父亲，此时伸手拦着了木棒，说：“不能再打了。”说着就仰面朝天，泪流满面，对着青天继续说：“这都怪我没本事，孩子连块烧饼都吃不上……”
　　 看着父亲那副心疼的样子，母亲的怒气消了，心也软了下来：“他大，你别难过，怎么怨你呢？这都旱了几个月了，不管孬好，咱总算还有点饭吃，左邻右舍的，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了……”
　　 “你看，你冤枉孩子了吧？”我们挨打的第二天早晨，父亲摊开他的大手给母亲看时说。父亲的掌心里有几颗炸熟的芝麻粒和一些烧饼的碎屑。
　　 “我刚才在一个老鼠洞前捡到的。”父亲又对母亲说。
　　 母亲“哇”一声哭喊起来：“这样的日子啥时是个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