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比较夸张的话：“老百姓啥都不信，专家啥都不懂，媒体啥都不说；政治教育啥也没用。”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其毛病首先是自以为是，比如有学者说白起不可能坑杀四十万赵卒，理由是没那么多人手去杀。可是1995年10月，山西高平城西北就发现了长平之战尸骨坑，许多尸骨上有遭砍、射的痕迹，还有的仅有躯干而无头颅，均说明这些赵国士兵都是被杀死后掩埋的。白起除了坑杀长平四十万，还在伊阙之战歼韩魏军二十四万，上党之战斩首十三万，溺毙著二万；攻韩陉城又斩首五万，早就积累了大规模杀俘的经验。《高平县志》载：“赵括乘胜追至秦壁，即今省冤谷也。其谷四周皆山，唯有一路可容车马，形如布袋，赵兵既入，战不利，筑垒坚守......后赵括自出博战，以秦射杀之，四十万人降武安君，诱入谷尽坑之。”百姓称之为杀谷，唐明皇巡幸泽、潞两郡，路过高平时，还见头颅似山，于是命官员择骷髅建庙一座，此庙分正殿和东西耳殿，把村南之山改为头颅山，更杀谷为省冤谷。
　　 其次忌人云亦云。钱穆的《国史大纲》说：“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于是有人跟风说烽火戏诸侯子虚乌有，并补充说诸侯不可能同时赶来。虽然宋人唐庚就说过“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之类的话了，烽火却早在《墨子·号令》中就有“与城上烽燧相望”之事，说明烽火在汉人备匈奴之前早已存在。申侯是联合戎人与幽王为敌的，所以举烽火也并非不可能，诸侯不可能一时齐到，但邻近的诸侯是可以很快赶到的。于是我觉得，钱穆固然是大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固然不错，问题是自身不能是侏儒，不然，和平常人站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
　　 再次忌轻下结论。欧阳修的《归田录》说：“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有学者以为欧阳修把宋太祖和宋太宗搞错了，因为宋太祖死后，花甲之年的赞宁才随降宋的吴越王钱俶，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到汴京的，而且僧录也是宋太宗封的。可是并不能就此排除他年轻时没有到过相国寺，他留下的居天柱山偈：“四野豁家庭。柴门夜不扃。水边成半偈，月下了残经，虽逐诸尘转，终归一念醒，未知斯旨者，万役尽劳形。”说明他并非一直生活在江南，虽然僧录为宋太祖之后所封，但之后的欧阳修也并非不能以此相称。
　　 饶了一大圈，现在回到本题。偶然见有个叫《原来是这样》的节目说，“作家”一词在古代是贬义词。根据之一是《晋书．食货志》说：“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积蓄。”这“作家”明显不是那“作家”。晋习凿齿《襄阳记》说诸葛亮：“尝自校簿书，（杨）顒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二者说的都是指日常居家生活，和《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说的：“他自不会作家，把个大家事费尽了，却来这裡打秋风！”是一样的。“不能作家”，是不会过日子的意思；而杨顒的比方是说诸葛亮管得太多了，日常居家，家长尚且不能什么都自己去做。
　　 说“作家”一词在古代是贬义词的根据之二是，《太平广记》载：“唐宰相王璵（《唐语林》为王维之弟王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酬金）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二王是邻居，王玙多为别人写墓志碑文。那时候写墓志很能挣钱，尤其是名人、高官的手笔，所以求他写墓志的趋之若鹜。论名气王维不下于王玙，但他不屑于王玙那样的为挣两钱而作谀墓文，所以很看不起王玙。不过“大作”，似乎是相对于工匠的“小作”而言的。《逸周书》说：“汝无以小谋败大作。”孔晁注释说：“大作，大事也。”孔颖达也说：“大作，谓兴作大事也。”当时很多人正是以墓志为大事的，所以“大作家”是指帮人办大事的人家，所以他才指示说：“在那边。”当时还没有称文人为作家的。
　　 作，有创作、劳作之别。“日出而作”是劳作，与创作不同。东汉的王充说：“《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他说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的《新序》、班彪的《史记后传》，都不是“作”，只是“述”。连孔子都说自己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王充解释说：“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像仓颉作书，伏羲作卦那样，才是“作”。没有原创，只是把前人传下来的东西经过整理来说事，只是“述”，不得为“作”。《资治通鉴》说战国时，“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鲁仲连在安厘王眼中是独特而不可理解的人，而子顺却说谁都想有个性，但只有在德行上坚持不懈的人才能成与众不同的君子，而鲁仲连的特立独行已经习惯成自然。
　　 按照今天的说法，王充的《论衡》无疑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但他自己却说：“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因为不是造始更为，所以不敢称作，也不敢称述，只是编者而已。他继续说：“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之事，覆而考之，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硬要把自己的《论衡》称为作，岂不是儒生、文吏都想称自己是作了吗？“作者”、“作家”之称，谈何容易！
　　 禅宗以大有机用者为作家，《碧岩录》中有“赵州是作家”、“作家宗师”。比如他们有棒喝之法，参不透真谛者往往要挨师傅的棒打，可是有《景德传灯录．普岸禅师》的故事，平常都是师傅打参拜者，这回却是“僧却打师一拄杖。师曰：‘作家！’”禅师挨了打，居然反而称参拜者为“作家”，是因为对方已经参破佛性遍在的真谛，而且表达的方式出人意外。普岸禅师多处谈到作家，有个叫义玄的禅师来访，普岸禅师问他：“近离甚处？”听说是从江西黄檗来。他就说：“情知你见作家来。”义玄禅师回答：“特来礼拜和尚。”普岸禅师也不客气，说：“已相见了也。”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苏东坡在《水六法像赞》中说：“是真作家，当狮子吼。”没有一点振聋发聩的功力，是难以称真作家的。
　　 如今，“作家”一词已经不同于古代，但凡发表过一些文章的人，往往被冠之“作家”的头衔，谦虚一点的也为“作者”，这也无需苛责。但个性化的思想与艺术的坚持与突破，仍然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追求，只是写些花拳绣腿的东西糊弄人，或者写些老生常谈的文字度日，既无思想，又不传播什么知识，还要称“作家”，那么“作家”恐怕就真的要成为贬义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