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福建半个世纪。此次故地重游、兴致勃勃；走街串巷、寻妪问翁；无奈时过景迁，昔日景物大多不在。于是弃旧景品美食进特色饭荘。
　　 打小梦中都有嘴馋的福州名点:肉燕扁食如今吃来全无当年那股新鲜；泛着一层猪油的芋泥甜点，一闻到那股油腻的味道，便无意入口。美食于我已渐行渐远。
　　 于是重去观赏胜景。那三坊七巷的小桥流水石板古道现已装扮成了崭新模样，颇有些漫步于北京前门新置街坊的感觉：那是将原有的“人居前门”落魄到了“道具前门”，活的京味荡然无存，满眼的“树小墙新画不古”，整一个暴发户形象。
　　 福建也不例外。我熟悉的一家40年代的电影院现拆建成了料理。这家影院让我有太多的记忆：那时每逢放映香港影片，父亲公司的一群时髦上海女人每场必到，散场时高跟鞋“硌磴硌磴”地敲打在石板道上余兴不减，微弱灯光下哼唱起40年代的“蔷薇蔷薇处处开”，简直就是把这条福州忽明忽暗的石板古道当成上海霓虹熣灿的南京路来走。如今是再也听不见当年争论这首歌该是龚秋霞唱的还是周璇唱的那种热闹场景了。
　　 时光如梭，旧景不在。唯有儿时铭记于记忆中的人物风情、人间温暖，尚能通过鼓山、鼓楼、鼓浪串成一线，撩开遮挡在眼前重重的榕树藤条儿，悄悄地拂去心灵帷幔，渐渐激活了留存于深处的点点滴滴……
　　
　　 鼓山情
　　
　　 福州最有名的风景胜地，要数海拔925米的鼓山了。它离我们当时居住的福新路，只有8公里。
　　 1960年初的一天，父亲兴致颇高地提议：星期天全家出游鼓山。我听了又高兴又不解：高兴的是从来没有上过鼓山；不解的是，那时大饥荒已经开始，学校里停止了体育课及所有活动，因为多运动会造成更加饥饿。我们全家竟然还有体力与实力登高望远？
　　 那天母亲一早起身，烙了八张比手掌略大点的面饼，临行前一人两张分配好，父母、哥哥和我便徒步向鼓山进发。
　　 我与哥哥走在前面。虽然出门时喝过一碗稀饭，但没走几步路饥饿又在肠胃里挑逗。于是，心里就惦挂起那两张面饼。我的手不老实地往自己的小书包里摸，因为那两张面饼就躺在书包里。当摸到这温乎乎软扑扑的面饼时，浑身就一阵颤栗，嗓子眼里仿佛伸出了小巴掌，恨不能一把抓住面饼往嘴里塞。
　　 想是这样想，但又怕身后的父母：出来时说好了到山脚下才能吃，吃饱了才有力气上山。无奈，我就用手指在书包里一点一点地抠，然后藏在手心里往嘴里送。这样三下二下地就被走在旁边的哥哥发现了。
　　 哥哥也同样饥饿。他拉着我说：“干脆再走快点，离爸妈远了就可以吃面饼了。”于是，我们狠命地跑了一阵，觉得自己的举止不会被父母发现了，才放慢了脚步掏出面饼和着寒风一齐往嘴里吞。本来兄弟俩是约定好了各吃一张了，谁知没控制住，每人的两张面饼瞬间全下了肚。
　　 到了山脚下，父母坐下来拿出了面饼。我与哥哥故意跑去台阶玩丢香烟牌子的游戏。其实，父母知道我们的两张早已不在。母亲走过来，也不埋怨我们路上偷吃的事，给我们手里一人又塞了半张面饼。我们清楚，这是父母亲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但我们又没有勇气拒绝，接过来便往嘴里送。
　　 吃完了面饼，我与哥哥大步流星地往山上爬。一个多小时便到了千年古刹涌泉寺，等着父母上来。
　　 父母亲走走歇歇。好一会我们才汇集到一起去了寺庙里。母亲烧了香拜了佛。我与哥哥对此了无兴趣，只是面对着涌泉寺的素斋馆，望着穿梭似的和尚手中游动的一碗碗斋面咽唾沬。
　　 真正是天随人愿。父亲竟然对我们说：“中午去素斋馆吃面。”我和哥哥望着大慈大悲菩萨样的父亲欣喜万分。
　　 可是，面馆的素面一碗要四两粮票，这让母亲犹豫半天：“原来不都是二两半一碗吗？”于是母亲踌躇着只买了两碗素面，对我和哥哥说：“只带了一斤粮票。你俩先端到里面桌子上吃，我们再想办法。”
　　 四两一碗的素面还没等吃出是啥滋味，就早早进了肚子。等我们抺着嘴在面馆里寻找却不见父母二人。
　　 出了面馆，走到寺庙下，才看见父母坐在石阶上，父亲端着水壶让母亲喝水。见母亲额头上冒着虚汗，我们才知道：母亲头晕，那是因为一上午都没吃东西。
　　 父亲拿着仅有的一张面饼对我们说：“这张面饼你母亲在山脚下没吃，带上山来还要让我吃。”说着把面饼递过去一定要母亲吃。
　　 我和哥哥一直呆立着，觉得好惭愧。
　　 父亲说母亲，出来怎么就带一斤粮票？母亲笑着说：“倒不是只带一斤。我是怕粮票用多了，后面几天日子就难过了。”
　　 父亲一挥手，对母亲说：“今天你是应该去吃一碗素面的。”
　　 母亲固执着不答应。
　　 父亲无可奈何：“上山吃素面，早就定好了的——”见母亲摆手，父亲转向我们说：“你们知道吗？今天是你母亲生日！”
　　 生日？这二字让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望着母亲，满肚子有说不出的酸楚：母亲，今天是您自己的生日，就为了省几两粮票，都没舍得吃上一口素面；还省下面饼让我们吃，您不怕忍饥不怕挨饿吗？谁也不会相信自己母亲就是铁打的金刚啊！
　　 我和哥哥一人一边搀扶着母亲下山。远望着鼓山起伏的峻岭，心里一直默念着：母亲，下次再也不吃你的那一份面饼了；长大了一定要让您在生日里吃上最好的素面。
　　 从此之后，倒是收敛了自己争吃的毛病；遗憾的是，母亲在世时没能给她做过寿；现如今条件好了，我却永远也没有机会再来兑现孝敬母亲的这碗素面了。
　　
　　 鼓楼情
　　
　　 当年我家住在福新路省安装公司的家属宿舍，上学是在福新路水部口的水涧小学，两者相距一里地左右；而在这一里地的中间，有一家竹器作坊，它背后就是五代十国时期所建的鼓楼遗址。这鼓楼，是福州古代标志性的建筑：以前离乡的人回到福州，只要听到鼓楼鸣钟，就知道到家了。这座楼被誉为“全闽第一楼”。因此在它周围方圆数里地，同属于一个区——鼓楼。
　　 话再说回来，鼓楼遗址前面的这家竹器作坊，是个破旧低矮的家庭作坊：整个门面并没有门板，只靠一排用竹条编缠的竹排，晚上拉起来，白天卷到一侧。所以，不管白天黑夜，都能够看见满屋子的竹条竹器或者竹排缝隙处透出的灯光。由于每天放学来回四趟，对于这家竹器作坊里的家庭成员了如指掌。这家人家总共有三人：年迈的母亲，跛脚的哥哥，发育不良的妹妹。
　　 这个妹妹人称伊妹。伊妹身矮如小孩，脸上皱纹则纵横如老妪，要论多大年纪，只能从其年届30岁的哥哥推测，伊妹也只是20出头的姑娘。每日里只见她低着枯黄的脑袋，孤坐在门口竹排前，用竹条编织着器具。脸上永远不乐，有时候受到母亲、哥哥的责斥或打骂，或哽咽或抽泣，啼哭时皱脸纹路又加重了一圈。
　　 我与好天、铨太、学宇时常结伴放学同行。我们的顽皮大王好天，经常无故惹伊妹：不是用小石子扔她，就是把沙子、小虫放到她的破破烂烂的衣服上，直到她惊恐、哭泣为止。我们则一阵大笑散去。这种恶作剧几乎成了我们的课外作业。
　　 有一天放学，乌云密布，还没走一半路，雨就像豆子般倾倒下来。我无处躲避，急忙中跑进了伊妹家的竹排门内。冷不妨发现暗处有动静，细瞧是伊妹坐在角落里怯怯地看着我。因为平时老是跟在作弄她的好天后面起哄，怕她赶我走；然而伊妹并不理会，照例低下头默默地编织。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雨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等不及了，便脱下外衣包住脑袋，准备冲进雨中。这时，身后仿佛有抽动东西的声响，是伊妹巍巍颤颤地把竹排旁的一把油布伞举起来像是要递给我。我有点发怵：她会有这样的智商懂得照顾别人？她会有这样的胸襟做到宽宏大量？我犹豫了一会儿，返身要走。
　　 背后传来伊妹的一声尖叫。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脸上是怒是喜让人捉摸不透，我真的不明白她手里的伞是不是要递给我遮风避雨的？我不敢接，毅然决然地跑进雨中。
　　 紧接着背后更尖厉的叫声又一次喊住了我。
　　 我抺了一把满脸的雨水，回头见她已经站在雨中，双手举着伞，脸上的皱纹里灌满了水珠。这一下让我确确实实地读懂了伊妹的好意，我伸出手接过这把沉重的油布伞，看着她面无表情地回到竹排门里。
　　 我走在雨中，想到对她的恶作剧，心里十分懊悔：为什么平日就没把她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呢？她也有着常人的情感啊！我的心情像油布伞一样沉重。
　　 事后，我把借伞的事逐一告诉了好天、铨太、学宇。从此，我再也不会跟在惹弄伊妹的好天后面瞎起哄，也不允许好天再有这样的恶作剧了。
　　 一年后，母亲带我离开福州要回上海。临行前母亲整理衣物，把一些多余的零碎物件打成了包，准备送人。
　　 我便跟母亲要。
　　 母亲奇怪：“你要来做什么？”
　　 “我要给那个又穷又可怜的人家。”
　　 母亲没有继续问下去，点了头。
　　 当天傍晚，我提着布包跑去伊妹家，见竹排已经拉上，只透出里面的光亮，便作罢；第二天一早，我提着布包又去伊妹家，竹排还是没拉开。我就把布包放在她家门口，布包里事先塞了张条子：东西不好，请收下——一个借过你家雨伞的水涧小学学生。
　　 放下布包，自己则跑到马路对面躲在榕树下偷偷地观察，直到竹排拉开，伊妹和她的哥哥、母亲发现了布包，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返身一路小跑地离开。
　　 如今福新路两边已是高楼林立，连鼓楼都在筹划重建。而伊妹家的竹器作坊连同竹排门早已没了踪影，他们迁居了何处？没人会知道。我板着指头粗略一算：伊妹若健在，也该七十好几了。
　　
　　 鼓浪情
　　
　　 每当听到歌手张暴默演唱“鼓浪啊鼓浪，思乡啊思乡”时，我的心就飞到了南国的鼓浪屿、想起了当年的老伯伯——
　　 那是1960年寒假，父亲在鼓浪屿疗养院休养。春节后，母亲联系了一辆便车让我来厦门看望父亲。父亲说是疗养，实则大部分时间是睡觉。当时因为食品供应极缺，疗养院都没法让疗养者吃饱饭，所以疗养者只有少动多睡，方能熬过漫长的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往往还没到开饭时间，大家都提前个把小时准备好了碗筷，敲打着，等服务员上门送饭。
　　 我是带着粮票在那里搭伙的。饭后大人可以睡觉，小孩子怎么睡得着？我刚到鼓浪屿的当天，便听到近处有爆炸的声音。父亲告诉我：上海来岛上拍电影，还是一部儿童片。听了，我十分有兴趣，吃完饭就跑去现场看热闹。
　　 现场围了好些人。工作人员又是搬箱子又是拉电线的十分忙碌。我个子小，一下子挤到了前面。从大家嘴里了解到，拍的这部电影叫《英雄小八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它的主题歌。
　　 这时一位人称小珠老师的（后来知道是副导演）拉我到一边，问我是住在岛上的学生吗？我说是。小珠老师用上海话对旁边的同事说：“迭位小朋友五官长得开，典型的南方小囡，主要的群众演员总算又有了一位。”我听了非常高兴，用上海话告诉他们：我喜欢看电影，更喜欢拍电影！这一口上海话让小珠老师奇怪了：“你家是在鼓浪屿吗？”当知道我是假期临时住在岛上时，便十分坚决地说：“不行不行，两个月里要随叫随到，为了一个群众角色你读书怎么办？家长都要骂我们的。”
　　 我着急了：“我可以向老师请假的，再说，不是让我担任主要的群众么？”
　　 “那也是一个没姓名没台词的小伙伴，只有四、五场戏来旁边站站，不值得！”
　　 我上前想再请求一次，可小珠老师已经转身忙其他事情去了。
　　 我听到周围的嘻笑。我呆立着束手无策。
　　 这时，一只大手拍打在我的肩膀上。抬头一看，是一位老者：满头银发，一脸慈祥。不知怎么地，我就挤出人群跟着老伯伯沿海边走去。
　　 路上，老伯伯问一句，我应一声。不自不觉走到了老伯伯家门口。其实离父亲住的疗养院也只有几步路。老伯伯问我：“还想着拍电影的事？”我不吱声，显然还未走出沮丧。
　　 老伯伯邀我去他的家里坐坐，我便跟了进去。迎面一架三角钢琴漆黑铮亮；再往里有一个宽大的桌子，就像裁缝师傅的工作台，毡子上还留着水墨画稿。
　　 老伯伯问我：“会弹钢琴吗？”我摇头；
　　 “写毛笔字呢？”我摇头；
　　 “学过水墨画吗？”我还是摇头。
　　 什么都不会，让我实在没劲。看见茶几上摆着一副象棋，便对老伯伯说：“我们下象棋好吗？”老伯伯笑着陪我下。第一局三下五除二，输得小卒子都没剩下；接着老伯伯让个炮，我也输；让个车，我也输；甚至让了车马炮，还是输。我搔头弄耳，不敢再下了。
　　 老伯伯笑着打破了僵局，问我：“你属什么？”
　　 “属牛。”
　　 老伯伯走到大桌前，三笔两划的，一只肥硕的大牛便从宣纸里钻了出来。他把这头“大牛”送给了我。
　　 老伯伯又问：“喜欢钢琴？”我点头。他掀起琴盖，将印有“肖邦”二字的琴谱摆好后，敏捷的十指在琴键上将这个“肖邦”敲打得活了起来。这才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位伟大的钢琴诗人叫肖邦，他不但忧伤孤独，更多的是刚毅激奋，他的旋律是那么的气势逼人，那么的具有冲击力……
　　 老伯伯见我入了迷，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类的知识宝库丰富啊。小孩子家，得抓紧时间，你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哩！”
　　 老伯伯的一席话，猛然让我开了窍：时间对于我们小孩子是多么宝贵，我能够为了一个群众角色而浪费掉两个月的学习时间吗？傻不傻啊？这位老伯伯真会开导人啊！
　　 于是，接下来我在岛上的八天时间，安排得很有规律：上午陪父亲散步或钓鱼，下午便去老伯伯家学习画画，晚上做假期作业。就这么几天功夫，虽然都是在画石头、树枝，却知道了山石画法的很多知识：短披麻皴、长披麻皴、荷叶皴、云头皴、牛毛皴、乱麻皴等等技法，让我一直记着。
　　 我回到福州，还时常与老伯伯通信。可惜的是，我离开福建回到上海后就失去了联系。文革大串联，我来过鼓浪屿，老宅已经换了主人，老伯伯不知去向。这次重新上岛，老伯伯居住过的房子也不见了踪迹。
　　 然而，老伯伯留给我音乐、绘画的种子，尽管到自己老了也没有开花没有结果，但蕴于其中的道理却已经萌生在我的心田里，融化在我的血液里，浇灌在我的言行里。我知道，每当自己懈怠、无聊时，隐隐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纠正我，我想这便是老伯伯的生命花蕾，以各种方式在我身边吐蕊、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