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本世纪，国内外学者似乎又对“睡狮”发生了兴趣，写了不少文章。其中具代表性的，国内有施爱东、单正平；国外有费约翰(JohnFitzgerald)、石川祯浩等人。台湾杨瑞松的《病夫、黄祸与睡狮》一书虽然出现较晚，但很受关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也做了介绍。
　　 我感兴趣的是，睡狮与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雪莱(MaryShelley)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发生的联系。学者们细致地考证出，由王学廉译自英国《国运报》1898年1月1日《如后患何》一文说：“我英现任陆师大元帅某君，曾于数年前论中国事谓：中国民众四百兆假天生拿破仑于其中，奋其才勇以为之君，振长策以鞭笞宇内，数年之后，欧洲之人将绝迹于亚东而太西种族将为所逼处。中国既寤之后，则将为佛兰金仙之怪物。斯怪者任其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大奋爪牙起为人害。”严复的按语是：“佛兰金仙怪物者，傀儡也，见于英闺秀谐理之小说，傅胶革，挺筋骨以为人，机关枨触，则跳跃杀人，莫之敢当，惟纵其酣卧乃无事。论者以此方中国，盖亦谓吾内力甚大；欧之人所以能称雄宇内者，特以吾之尚睡未醒故耳。”这就告诉我们：“佛兰金仙”就是英闺秀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的人造怪物，原本与睡狮没有关系。
　　 1904年，江苏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刊的《江苏》杂志上，有一篇《德人干涉留学生》的时评中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国为旨者也，数十年前，德相俾士麦(OttoVonBismarck)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胡适在1915年为自己的《睡美人歌》补写了一段说明：“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这都是在借助外国名人的名义，在扩大宣传效果。连1905年的《东京日日新闻》也认为：“盛享清国近世大外交家之名、至今声望不衰之曾纪泽氏，十数年前介绍清国于列强时曾称，清国乃睡狮也。即卧龙二字译作睡狮，由此于当时欧亚外交界风靡一时。”但鲁迅在《黄祸》一文清醒地说：“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缺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实际上也并没有拿破仑或者俾士麦论中国是睡狮的证据。
　　 1898年4月，梁启超在北京的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演讲中提到：曾纪泽“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Wolseley)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1899年他又在《自由书．动物谈》中提到佛兰金仙：“梁启超隐几而卧，邻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为动物谈……丁曰：吾昔游伦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余试拨其机，则动力未发而机忽坼，螫吾手焉。盖其机废置已久，既就锈蚀，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机，则此佛兰金仙者，将长睡不醒矣。惜哉！”不用说，这是科幻的科幻，精通英语的曾纪泽，对于当时英国大家都在议论的《弗兰肯斯坦》一定有所了解，所以他的文章中，并没有类似表述。现在《弗兰肯斯坦》也有了多种译本，依据该书拍的电影也很容易看到，其中也并没有“状若狮子”的怪物，大英博物馆也不会收藏科幻小说中的怪物，因为那个怪物只是虚构的畸形人。但梁启超的这种即兴发挥，却是饱受列强欺负的国人听了无疑是很受用的。问题是，醒狮论在当时虽然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其明显的局限性是这种说法和当时讲的：“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说成只是中国人体质不好一样，淡化了政治上昏昏欲睡的弊端，把希望寄托于对未来盲目的乐观而平衡面临的失落。所以在鲁迅眼里，那仍然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胡适眼里则与其无谓地嘴上斗狠，不如默默地把事情做好。
　　 柬埔寨吴哥窟有不少石狮子，但柬埔寨的石狮子虽然受印度佛教等宗教的影响，却已经与阿育王塔柱上的石狮子有很大差别，也与著名的尼泊尔巴德冈同洋比较写实的石狮不同。于是产生了对比亚洲各国石狮子不同之处的兴趣。中国不产狮子，却一直特别喜欢狮子，杨瑞松的《病夫、黄祸与睡狮》一书考证说：拿破仑并没有说过中国是睡狮的话。只是在1936年才明确有拿破仑说中国“沉睡”的话。而梁启超1899年《清议报》上面写的《动物谈》说：当年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把中国说成是睡狮。但曾纪泽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一次狮子。又有人说：是德国首相俾斯麦说过：“不要吵醒这个东方的睡狮，要不然的话，它也会吓大家一跳。”但也没有确切的文本记载，倒是自汉朝以后，人们对于石狮子的爱好一直延续至今。
　　 就好比有些植物，被带到不同的地方，会结出不完全相同的果实。石狮子不仅在中国有了变化，一旦经由中国、朝鲜，传到了日本，就不仅形状有了变化，连名称也变成了“狛犬（komainu）”，这大概是它与看门犬有某些共同点的缘故吧。在我看来脑袋与身子有点比例失调的“狛犬”曾经被写成汉字的“胡麻犬”、“高丽犬”，所以，其来历还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中国的石狮子，还是日本的“狛犬”，很多也还配有一个须弥山的底座，都说明它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流转到了各地，并表现出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阿育王塔柱上把石狮子置于顶端，强调的是发出振聋发聩的“狮子吼”，以及慑服外道的“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自信，中国的石狮子与此不同，还增加了幼狮和绣球。曾经有两位书生对门前的石狮子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一位说雄狮脚下踩著的是乾坤球，意味着男子汉要有扭转乾坤之力，而母狮子则正在把幼狮推下山谷，因为狮子不养爬不上来的幼狮。另一位不同意，说：雄狮脚下，只不过是抢到了母狮抛出的绣球而已，母狮不惜把幼狮推下山谷，是因为它是其他妻室所生。不管两者着眼点有高下之别，他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企望。
　　 《汉书•西域传》就提到了“桃拔、师子”。“桃拔”在以后的记载中都被写作了“符拔”、“扶拔”，“桃”很可能是“扶”的讹误，所以后汉、三国之人都不说“桃拔”了。颜师古注解说：“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现在有人把“符拔”这个外来语解释为羊驼。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异事》说：“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麟，首有一角。”他以为是天禄。因为南阳有汉代《宗资碑》旁有角鬣的两个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与交趾所献异兽相类。但六朝镇墓的天禄、辟邪却未必都有角，于是，神话传说中的东西就被相互结合在了一起，加之古代西亚“翼狮”造型的影响，石狮子也被加了翅膀，于是，就不知道确切该称天禄、辟邪，还是貔貅什么的了。因为貔貅本也没有角，《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貔貅当无翅膀，与现在意淫发材的“貔貅”不是一回事。徐珂的《清稗类钞》说：“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辽东人谓之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不知道他是故意，还是懒得实地考证，总之他也还是没有说清楚。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时候，就容易想到借助虚幻的力量。于是，有的时候狮子、麒麟、辟邪、天禄、貔貅的造型就不易区分了。
　　 程张的《元代石狮趣谈》一文说：“唐朝京城的居民多居住于坊中，这是一种由政府划定的有围墙、有坊门便于防火防盗的住宅区，其坊门多制成牌楼式，上面写着坊名字。在每根坊柱的柱脚上都夹放著一对大石块，以防风抗震。工匠们在大石块上雕刻出狮子、麒麟、海兽等动物，既美观又取其纳福招瑞吉祥寓意，这是用石狮子等瑞兽来护卫大门的雏形。”元代的《析津志辑佚.风俗》记载：“都中显宦硕税之家，解库门首，多以生铁铸狮子，左右门外连座，或以白石，民亦如上放顿。”作为强者的“显宦硕税之家”，需要挑战更强者，要么向弱者显示其威势，以便更极端地奴役他们，而作为弱者的小民，也不会甘心于遭受到的不公，于是，石狮子作为建筑的装饰，由宋元开始在民间进一步普及开了。人们向往摆脱豺狼般的成群结队，要像独行的狮子那样掌握自家的命运，谁都想将乾坤球扭转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宋元明清，乃至民国，中国这头睡狮，就被他们折腾的只能无精打采地沉睡了，偶尔被惊醒以后兴奋了一阵，回顾四周，觉得还是无望，于是又沉睡了，只有门前的石狮子守望着令人沮丧的门户。
　　 梁启超即便是杜撰了一个“睡狮论”，却正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对于改造国民性，从而唤醒中国这头睡狮的热望，是何等的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