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的乡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俗语：“硬做鬼子王八，不当头一个娃娃。”头一个娃娃，就是一个家里的老大。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当老大，因为老大难当啊！过去的农村，在盛行千年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影响下，一个家庭普遍都有五六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老大和弟弟妹妹比起来懂事最早，得到的疼爱最少，很早就帮父母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老大对家庭付出的最多，收获的多不多就不知道了，吃的苦多，受的气多，遭受的抱怨多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没有人愿意当老大，但是一对父母结合，总会诞生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命中注定是要做老大的，这是推也推不掉的。就像我们家，奶奶养育了六男三女九个孩子，大伯命中注定要做老大一样。
　　 大伯的模样像极了罗中立油画《父亲》里的那位父亲，也是枯黑色的脸庞上沟壑似的皱纹密布，也有老树皮一样干枯的双手。记忆里，大伯冬天穿黑色老粗布对襟棉袄，偶尔腰里还系条腰带；夏天穿白色老式粗布对襟衬衫；脚上一年四季穿的都是大妈做的黑色条绒松紧布开口鞋。而且，从我记事起，大伯就是这个模样，一直到他老去，我脑海里定格的，还是这个模样。这倒不是大伯老了还显年轻，恰恰是他年轻时就显老。你想，一个人三四十岁看起来就是六七十岁的模样，到他真正六七十岁时还能苍老到哪里去呢？
　　 但是，从小，我耳朵里听到的奶奶、大妈以及村人描述的大伯，和我看到的大伯却是大相径庭。他们说，大伯年轻时皮肤很白，长得魁梧帅气，又是在外上班领工资的公家人，所以大妈才会不嫌弃我家贫穷一心要嫁给大伯的。
　　 大伯怎么会回到农村做了一个农民呢？这就得从“低标准”说起。“低标准”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奶奶生养了九个儿女，“低标准”到来时，大伯刚刚成家，二伯和我的父亲（父亲排行老三）一个在麟游山里，一个在部队当兵；家里的大姑，二姑，四爸，五爸还在上学，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伙，能吃能喝，却天天挨饿；六爸和小姑两三岁，刚刚学会走路，又饿得瘫倒在床上不会走路了。爷爷一辈子赌博、抽大烟，是个不务正的人。即使家里光景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收敛一点。他曾经一夜赌博，让人把身上衣服剥个精光，又强行拖走了家里槽上养的半大牙猪抵赌债。奶奶是个小脚女人，虽然她很勤劳，忙完地里又忙家里，但是孩子们还是吃不饱，还是挨饿！数着米粒过日子，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大儿最能体谅娘的艰辛。大伯一咬牙，从东嘴电站辞职回家。他说，老二、老三指望不上；我回家种地，养活弟弟妹妹。于是，大伯做了农民，做了一个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当家的”，大伯把这个大家庭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男人们种地，劈柴，去沟里挑水；女人们缝补，桨洗，做饭，经管娃娃；该上学的上学，该劳动的劳动；在外工作的则按月给家里寄钱。这样，家里不缺粮了，不缺钱了，也有吃有喝了，日子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低标准”那几年，村里有许多人家饿死过人，但是我们家没有，这都是大伯的功劳啊！
　　 那个时候，一个家庭殷实的标志是粮囤冒尖，柴垛高大。我记事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庭已经有26名成员了，一大家人住着渭北高原上常见的四方四正的地窑庄子，几乎每个窑洞里面都安放着一个藤条编成的扁圆型的粮食囤，为了多装粮食，有的囤沿上又围了一圈芦席。家里粮食囤虽不冒尖，但是一年下来也不见底，维持一大家人的温饱是绰绰有余。这些粮食都是大人们用汗水换来的，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啊！记忆最深的是每年“龙口夺食”的夏忙季节，大伯领着弟弟、弟媳们在坳（方音念niǎo）地里割麦，在打麦场上吆喝着牛碾场，趁着风在场上扬麦，经常忙的是“两头不见天日”。大伯是个急性子，干起活来满脸灰土也顾不上擦一下，汗水又在脸上冲出了一道道泥印子。天气太热了，他就脱掉衣服光着膀子干活。白花花的太阳晒得真毒啊！这样几天下来，大伯的脊背先是被太阳晒得黝黑，再晒得卷起皮来，然后这些皮又一片一片脱落，很是怕人。
　　 我家的柴垛确实很大，都是一尺来长的劈柴，码的整整齐齐，放在窑畔上。多的时候足足有半人高，几乎能绕着地窑庄子的四周围一圈。这些劈柴都是大伯带着弟弟们从麟游山里拉回来的。每年秋冬时节，农活干完了，村里人就结伴去麟游山里砍柴禾。麟游山距离我们家很远，天又冷，大家穿的很厚，带着砍刀和足够几天吃喝的干粮和水，赶着牛车，拉着架子车，进入山里砍柴。小孩子不懂事，总觉得这是一次新奇的旅行，大伯他们出门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哭着喊着也要跟着去。大伯没办法，就把我们架在车辕上摇晃，等我们玩够了再出发。山路崎岖，路途又遥远，来回要行走几天，可以说是风餐露宿。一趟柴禾拉回家，大伯和弟弟们都变了模样：手足皴裂了，头发像茅草乱蓬蓬的，脸色灰黑，嘴唇干裂。拉回来的柴禾就是从麟游山里砍下来的大树枝，比车身长的多，码的齐齐的摞在车上，像一座座小山。这些大树枝再被大伯在冬日的下午用锯子锯成一尺来长，又劈成几块，变成劈柴，这才能放入灶间使用。这么多的劈柴基本就够我们这个大家庭一年烧火做饭用了。为养活一大家子，大伯这个“当家的”可真不容易啊！
　　 掌管着我们这个大家庭吃喝拉撒的“当家”大伯却被村人起了一个不雅的外号：“油葫芦”，“油葫芦”是秦腔剧《十五贯》中的一个反面角色，这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外号。大概是村里人觉得大伯抠门爱钱，爱骂骂咧咧，说话不中听，蔓（方音念wán）蔓又长（没完没了），才这样报复他吧！
　　 村里人常说大伯抠门，“恨不得一个钱掰成两半花”。说起来大伯一辈子经手的钱不少，但这些钱只是在他手里打个站，还没有捂热就又顺着指缝溜走了。爷爷是不靠谱的，包括大伯在内弟兄六个的媳妇都是大伯给娶回来的。大妈皮肤白皙，长得秀气，性格温和贤惠，是大伯自己相中的；其余五个弟弟媳妇也是大伯相中，弟弟们点头才算数的。在弟弟们的人生大事上，大伯表现得既开明，又舍得出钱。大伯说：“弟弟长得好，娶媳妇也要般配才好。你看上了，咱再娶回家。彩礼高，没关系，咱家不差这个钱。”我小时候常听村里人夸赞我家：“你看，庄里（我们家曾经是大地主，这是村里人对我们家特定的称呼）现在虽然住的地窑坑，又土又穷，娶的媳妇却一个比一个漂亮！”娶漂亮媳妇的代价是高昂的彩礼，但大伯愿意出这个彩礼钱，他说：“娶个好妻旺三代。这个钱，出的值！”给弟弟们把媳妇娶齐，大伯就快速的衰老了。
　　 大伯总是给一个弟弟娶完媳妇就分一次家，到给最小的弟弟娶完媳妇，曾经的大家庭就剩了他自己一家人和更加衰老的奶奶。这时爷爷已经去世，奶奶也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弟弟们虽然嘴上说不多嫌，却没有谁真心愿意和老娘一起生活。大伯看出了弟弟们的心思，他说：“算了！你们结婚时间不长，娃娃都小，拖累重，老娘还是和我一起过吧！有我一口吃的，就有老娘一口吃的！”就这样，奶奶活了八十六岁，一直在大伯家生活到去世。俗话说：“好家怕三分”，何况这个家本来底子就薄。和弟弟们几次分家后，大伯的日子更紧巴了。但是，衰老了的大伯人生责任才尽了一半。还没有等他喘口气，他自己的四个儿子长大了，又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大伯是个强性子人，他是不会轻易服输的，他有的是力气，于是他就领着大妈在地里更加勤耙苦作，种麦子，种烤烟，种苹果……终于，四个儿子的媳妇也娶齐了，大伯腰更弯了，背更驼了，手更粗糙了。而大妈，这时候却瘫痪在床了。唉！大伯辛劳一生，节俭一生；没有享过一天福，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他和大妈总是吃最粗陋的饭，穿最破旧的衣。大伯是抠门爱钱，但这个钱却没有一分花在自己身上。
　　 大伯做农活，犁地，耙地，碾麦，扬场样样都是好手。但是，只要一干活，大伯就会高喉咙大嗓子吆喝到底，嫌这个偷懒不出力，骂那个手脚笨没眼色。长大后我常想，大概是生活太艰辛，农活太劳累，大伯就用这种方式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舒缓一下劳动的压力吧。只是，他不会想到，这样骂骂咧咧，别人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大伯无论干什么活，和他如影随形的那个人必定是大妈，挨骂最多的那个人自然也是大妈。奇怪的是无论大伯怎么骂人，大妈既不回嘴，也不生气。常常是你骂你的，我干我的，倒也相安无事。但别人却不像大妈，是会记在心里的。于是每次活干完了，大伯也骂完了。人被他得罪完了，他出的力也没有人记得了。这样大伯又有了一个称号：“瞎（方音念hǎ）好人”，“瞎”就是“坏”，“瞎好人”就是“好坏人”，既“好”又“坏”，既是“好人”，又是“坏人”。这就是大伯在村人心目里的印象。
　　 其实小孩子是最能洞察人心好坏的，虽然我也常常挨大伯的骂，我却觉得大伯一点也不恶，甚至还很慈祥呢。我上小学时候我家已经和大伯家分家另过了。爸爸在外地上班，我家是村上让人多嫌的“四属户”，没有劳力，属缺粮户，分的粮食少，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大伯家就不同了，劳力多，是余粮户，分的粮食就多。除了主粮，大伯家还有我们家没有的荞麦，黑豆，豌豆，扁豆，小米……这些东西再经大妈的巧手做成荞粉，豆面糊，扁豆包子，小米粥，吃起来那叫一个香！虽然分家了，但小孩子是不会分那么清的。因为上学要经过大伯家门口，我每天中午上学前都会领着弟弟妹妹先到大伯家点个卯，再去学校。一来看看奶奶，二来说不定大妈做了什么改样饭，也可以饱饱口福。我们几乎每次去大伯家看到的场景都是：炕桌摆在堂屋炕中间，上面摆着木盘，盘子里有馍馍（或者包子），玉米糁子稀饭（有时是豆面糊糊），几样简单的菜蔬。奶奶和大伯坐在炕首，其他人围坐在炕沿上吃饭。大伯看见我们第一句是骂：“狗日的闻着我饭熟了，循着香味就寻来了。”第二句是给大妈说的：“去，给这几个狗日的一人拿个包子（或者一人舀碗豆面糊），眼巴巴望着，我能吃得下去？”大妈是出了名的贤惠，巴不得大伯这样说，马上递给我们一人一份吃的。多年后我和弟弟妹妹回忆起童年生活，大妈做的农家饭的香味里也夹杂着大伯骂人的声音，让人忍俊不禁。
　　 我小学毕业那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了，家里一下分了十几亩地。父亲不在家，母亲就像个男人一样在地里忙活。渭北旱塬，靠天吃饭，经常是下点雨，人们就赶紧趁着墒情犁地，播种，半点耽误不得。我家只从农业社分得一头牛，套犁时母亲常常会让我去大伯家再借一头牛。每次我去借牛，大伯都会骂人：“每次都来借，狗日的谁欠你家的了？阎王爷催命哩！”骂归骂，如果大伯家不用牛，他会让我牵走；如果不巧大伯家要套犁，他会尽快干完农活牵着牛送到我家来；或者在犁完自己家的地之后顺带也把我家的地给犁了，当然，犁地时再骂几句是免不了的。农村习俗，大伯哥和弟媳妇是不说话的，这些骂人的话也都是由我再传给母亲的。
　　 一九九七年，大伯养了一头黄牛，这头牛毛色金黄，体格健壮，赢得村里人啧啧称赞。大伯把牛拉到集市上想卖掉，有人出一千三百元的价，大伯嫌价格低，没有卖。这年国庆节，父亲查出肝癌晚期住院治疗，大伯很着急，想把牛卖了凑点钱给自己兄弟治病。大伯去找之前想买他牛的那个人，说愿意按原来说的价格卖给他。那人明白大伯一定是急着等钱用，只愿意出一千一百元，并且说，价格再高他就不要了。大伯一跺脚，说：“罢，就按你说的价卖给你！谁让我兄弟住院急着等钱用哩！”拿上钱就要走。那人一听是这么回事，从大门里追出来，又加了一百元。大伯把这一千二百元全拿到医院，让我们好好给父亲看病。安葬父亲后，弟弟要给大伯还钱，大伯死活不要。他说：“你爸爸生病花了这么多，你还没娶媳妇，大伯这些钱不能添斤就算添两吧！”弟弟说，父亲的医疗费用是全额报销的，让大伯不要担心，大伯这才接过钱。这时，谁都没料到，大伯，这个年逾六十的大男人，突然嚎啕大哭：“唉！老三啊，原来你看病公家会给你报销啊！你不像我们这些老农民没钱看病啊！你为啥有病不早早看，把自己耽误到这个地步呢？”哭得我们姊妹都落了泪。
　　 大伯一辈子爱骂人，挨骂最多的那个人是大妈。他常常嫌大妈干活没眼色，有时候气上来甚至会抡大妈耳光。当大妈瘫痪在床上后，大伯再也没有骂过大妈一句，甚至连一句重话也没有说过。他给大妈洗衣做饭，端茶递水，擦屎接尿，所有脏活累活全干。冬天，他给大妈把炕烧的暖暖的；夏天，他天天抱着大妈出去晒太阳。他给大妈勤洗头，勤擦身体，大妈卧床那么长时间，没有生过褥疮。有一次，我去看大妈，大伯说：“我给你大妈说，年轻时我脾气不好，打骂过她；亏欠她的，现在全还回来了。”
　　 我的大伯，真是个苦命的老大，他拉扯大弟弟妹妹，又拉扯大自己的四个儿子。他对儿子来说是父亲，对弟弟妹妹们来说，也是父亲：确实是“长兄如父”啊！我的大伯，他性格暴躁，心却最柔软；他在别人口里自私抠门，其实最无私大方；他一辈子骂骂咧咧，但活的坦坦荡荡。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大伯不识字，他也许没听说过这句话，但是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我的大伯，比他的兄弟活得寿数长，他把我的爷爷，奶奶，父亲，四爸，大姑，大妈都送进了土里，二0一五年正月十五，大伯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享年八十岁。大伯去世时，村里人说，大伯这一生，就是来世间赎罪的，现在他老（死的委婉说法）去了，就是他这一世的罪满了。于是，我们没有太过悲伤……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大伯苍老的面容，仿佛又听见大伯骂人的声音：“看这狗日的……”我不仅鼻尖一酸，有凉凉的东西从脸颊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