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兄是我大学同学。说是同学，其实我与他交流很少。我就读的南京大学化学系，一九七八年级共有五个班，即无机化学班、有机化学班、分析化学班、物理化学班和高分子化学班。张炜兄在分析班，我在有机班。平常在阶梯教室上大课，一百五十多个人在一起，不是一个班的同学很难相互注意到，自修教室又不固定，双方遇见的概率更小，以至于在我印象中，我与他在校期间好像没有说过一句话。
　　 张炜兄出生在江苏太仓，与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是同乡，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现代有机合成之父、1965年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实验室全合成天然化合物见长的Woodward教授的得意弟子，现在波士顿麻省州立大学从事有机合成教学研究。我与张炜兄一样都在水乡长大，有所不同的是我生在农村，他长在县政府的机关大院。因为年龄相近、读大学的环境相似，尤其是对水乡钓鱼，摸虾，抓知了，捕麻雀，一样都做过，所以我们对儿时的生活就有相近的体会。我大学毕业后先在一市级环境监测站从事环境样品检测分析工作，后又被调到机关。在机关工作，情商远比智识、能力重要，因我“不会来事”，在同一个岗位上一“蹲”就是十年。眼看办公室的窗帘被我的香烟气熏得都发黑发臭了，我这才想起，不能总做污染自己的事，应该把自己经历过的有趣的事写下来，也算对自己生命有个交代。有位文友读了我的文字，将它们推荐到一家文学网站，读者反响还算不错。
　　 文字就如同瘌痢头的儿子——自喜欢，若被别人高看，说心情不好，肯定是假话。我写作的积极性一度空前高涨，两年时间竟写了六十多万字的散文随笔，分别以《躺在水上的故乡》和《栖霞山谷红叶飞》书名出版。虽然这些文字与文学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忠实记录了我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任何一本读物，都只有小众的读者，伟大如《红楼梦》者，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我不求太多，若能让同年代出生的读者喜欢便是我最大的荣幸了。
　　 大学同学微信群的成立，让眼前的世界变得很“小”，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同学都方便联系了。张炜兄在群里读过我几篇拙作，借这次到常州大学讲学机会，邀我共进晚餐。临去前，我把他在同学纪念册上的照片用手机翻拍下来，一遍又一遍地看，就像年轻时相亲那样忐忑，害怕认错了人。然而，我们一见面，无需寒暄，记忆的“抽屉”就哗啦啦地全部打开了，毫无陌生感。他还在我的右肩上轻轻地打了一拳：“好你个滕业龙啊，终于见到你了！”张炜兄的语气，连同肢体语言无不体现与我的亲密。我们在一起把酒言欢，聊同学旧事，说西方民主，言传统文化，讲创新未来，一直到午夜才结束。临别之时，我送给他一本文集，还郑重地表达了我的谢意：“谢谢张兄！你让我度过了愉快的圣诞夜。今天，就是历史的起点，必将在我的记忆长廊上挂上一只温馨的灯笼，照亮我的来路与归途。”
　　 我从太湖西路上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出来，坐在自家的车上，一边回味与他交流的乐趣，一边思考：“为什么我与张炜分别这么年还感觉如此亲近？为什么我这些闲谈杂感的文字就能在我与他的心灵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因酒店离我家有一段不短的距离，途中我实在斗不过烟瘾，又害怕代驾师傅讨厌抽烟，就先给他递了一支。这位师傅接过香烟，脸上的笑容都打起了褶：“先生，我也喜欢抽烟，但这是您的车。原来您也抽烟，太好了！”我一按打火机，“吧嗒”一声就给他点着了，自己也悠闲地抽了起来。只见他猛吸一口，先抿嘴一会儿，再缓缓地吐出来，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这时我终于理解我对张炜同学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心性是相通的。
　　 下车付完代驾费，我这才感觉酒有点就多，晕乎乎的。蹒跚进得家门，只见妻在客厅沙发上正与大学同学视频聊天。她立即拉我走进镜头说：“快来，快来呀，我这些同学喜欢你的文章，想看看你的样子。”我笑着说：“钱钟书先生有言，吃了鸡蛋，何必还在乎生蛋的鸡究竟是芦花鸡还是三洋鸡的样儿。读了我的书，就不必看我这张了老脸嘛。”妻说我上不了“台盘”，不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我笑说：“我若是会照顾别人的感受，对你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还真难说呢。”
　　 我见妻一脸不解，半认真地对她说：“倘若我的情商高，在机关得到晋升，当上大官就很难说与你厮守终身。”妻反唇相讥说：“就凭你这样，谁稀罕你，你跟谁去过！”我默默地想，妻这是不懂人性相通。如今机关里的那些贪官就像一只只臭鸡蛋，引得“苍蝇”们如影如随。这些贪官并不是天生就道德败坏，权力得不到约束才为所欲为。扪心自问，“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不敢说一旦大权在握，就一定严于律己，说不定也像电视连续剧《以人民的名义》里的高育良书记那样，借文字为名，引另一位“高女士”为红颜知己呢。
　　 第二天早上我见妻睡懒觉未起，便去菜场取牛奶。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了一只煎饼，就着酸奶吃。煎饼店生意好，门口排成了长队。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师模样的女性，齐耳短发，显得很干练；身着棉长裙，露出一双纤细的长腿，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只是黑色锦绸的上衣裹着她略显臃肿的身子，后脑勺下面的颈纹如同地图，估计她年过半百了。这位女士很健谈，一会儿说哪家店的童子鸡最正宗，一会儿又说要买野生鲫鱼该去哪家店，还说这家店的煎饼味道最地道。我一边听，时不时地附和她一声，她的谈兴就更浓了。她好像给我上课似的，谆谆道：“人只要认真做事，行行出状元，做煎饼一样能为社会做贡献。”我赞成她的观点，点头说：“是的，昨天《头条》有一篇报道说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婆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上卖鸡蛋饼，一个月收入三万多呢。”前面这位女士马上就不啃声了。回家路上，一想到说女性五十多岁就是老太婆，觉得自己特没修养，讲话随便，不通人性。假话全不说，是一种品行；真话不全说，是一种德行，伤人的话往往是真话。想想很搞笑，人家女性五十多岁就是老太婆了，你自己五十多岁，都直奔六十而去了，难道就不是老头子吗？
　　 老头子也不见得都让人讨厌，汪曾祺先生就是一个。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文人让人崇敬，其散文朴实、自然。他创作的最大心得就是“随性”，随大众阅读的习性，展示自己的真性情。汪曾祺先生一度对我们的散文创作很痛心，批评某些作者“不是剑拔弩张，盛气凌人，就是过度抒情，顾影自怜，文字过分雕琢，败坏了中国散文的传统”。我们不可过分自信散文的批判、教育功能，整天端着架子，板着面孔说教，更不能像那些专职哭娘，本没有什么悲伤，还在主家的灵柩前哭得呼天抢地。散文应该是一种“共享”，共享的或是恬然的心情，或是有趣的经历，或是学习的心得，内容广泛而不拘一格，“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无需精雕细琢，说人话，说让人一听就懂的话，“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
　　 国学、历史大家钱穆先生曾告诫青年学子，记住历史上某一个朝代发生的事，这些都还只是历史知识。唯有分析历史事件的动因，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才是历史智识。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古人大不相同，但是渴望自我实现、赢得别人尊重，甚至贪图享乐的性情都没有改变。所谓“凡其所爱，必其所知。”只要你相知一个人，无论是仙逝千年的圣贤，还是坐在对面侃侃而谈的同学，都有一种亲近的感觉。人性相通不在身体距离的长短，而在于灵魂的契合。作者不娇柔，不做作，作品才能与读者的心性相通。
　　 我和张炜兄这代人从小学到中学经历的是名为“文化大革命”实质是“文化大浩劫”的学涯，写作难免偏激刻薄，只认死理。散文应该是一种轻松活泼的文体——高雅明洁与风趣幽默并存；家国情怀融个人感受一体。不管什么人，无论你高高在上，口若悬河，似乎句句真理，还是站在马路上的修路工人，干活时高喊号子，我坚信人性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