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母亲偶然地跟我提到了她——树槐。
　　 人的记忆真是奇怪，无论它有多好，无论你的生活交往多么繁杂，接触的范围有多广博，你都不可能全部记得。而有些事有的人，不管在你的记忆里尘封了多久，只要有人提起，特别是那些让你痛苦让你高兴的人或事，你很快就能记起。并且，很快就会沿着记忆走下去，那些事或人，就像发生在昨天，那么清晰，那么真切……
　　 这话还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
　　 一九六四年，由于我父亲工作的调动，全家也搬到了一个叫“双兴”的小镇。因此，我们两家便成了那种东西院的邻居。她家在东。不知她的父母为什么要给她起这么一个名字。要是一名男孩，还可勉强，可她一个女孩子，叫树槐。每次听到她的父母喊她，我都是把“树槐”听成了“淑华”。再加年龄太小，对名字之事，几乎就不太留意。
　　 她跟我同年生的，都是七岁。不过与我相比，她好像要小一两岁。个子又瘦又小，穿的也不好，头发又焦又乱，就像一团沾满了油污的乱棉纱，白花花的虮子一串一串地挂在头发上，很多的虱子也在那团焦乱的棉纱里钻来钻去。有时头上实在痒得太厉害了，就两只手插进头发里，在头皮上使劲擦擦地挠几下。那双手也脏得要命，好像总也不洗，一点也不像小女孩的手，黝黑黝黑的，指甲里藏满了泥土和污垢。鼻涕总挂在嘴边，有时流到嘴里了，就用衣服袖子抹一下。她的两只衣袖，结满了又黑又油亮的污痂，就像上了一层油漆。
　　 她的父母都在生产队里劳动，为的是到年终能挣回全家的口粮。如果是一个劳动力，家里人口又多，年终一结算，没有不“涨肚”的。所以，她的父母每天起早贪晚地出工，很少能顾得上家。她有个比她大几岁的姐姐，身后还有两个更小一点的妹妹。她的父母一上工，把个家就全扔给她的姐姐了。她的姐姐不但要照顾妹妹们，还要做家务，农村的家务活很多，每天做也做不完。尽管她的姐姐早过了上学的年龄，可是面对这样的家庭，她还能走进学校吗？
　　 对她，她的姐姐也常常照看不过来。每当我在外边玩时，她就会不声不响地溜过来，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总想跟我一起玩。我嫌她脏，又是个女孩，每次都不带她。或许就是因为这，后来我们两家熟了，只要我在外边惹一点祸，犯一点错，她总是第一个告诉我妈。因此，在她的出卖下，我挨过不少揍。
　　 那就算是我们的童年吧。相比之下，我还是要比她快乐得多，幸福得多。
　　 那天，母亲缓缓地说着：
　　 “树槐结婚至今，一晃十几年了，一直没有生育。当初，公婆和丈夫对她还很好。穷人家出来的孩子，长得又好看，手脚又勤快。可是，一连几年，不见她生育，看过不少医生，吃过不少药和偏方，还是不见效。夫家是个独子，两位老人就盼能抱个孙子，将来好接香火。可她，咳，水灵灵的一个姑娘，现在可见老了，才三十几岁，猛然看去好像快五十了，真是可惜了。”母亲见我不说话，以为我还在听。
　　 一九七二年，我十五岁了。那一年，我的个子长得特别快，差不多已长到了一百七十厘米。声音也发生了变化，但要说春心萌动，还没有达到。那时的青少年，不像现在成熟得那么早，什么事都瞒不过，什么都知道。我那时特傻，每天上学到学校玩，回到家里，放下书包，又找小哥们儿玩，因为家里根本就没什么活。
　　 这时，树槐不再跟我们玩了。她的姐姐出嫁走了，把家里的活全都扔给了她。而她的母亲在这八、九年里，又生下了三个女孩。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一说，何况她的父母一直盼着男孩。这下，她要照顾五个妹妹，还得做家务，比她姐姐那时还要累。或许，是家庭环境不同，或许，是过早的生活磨练，反正她再也没有时间玩，也很少看见她走出她家的院子了。
　　 那两年，我很少注意到她。
　　 每天，我跟一帮半大小子玩得风风火火的。家里没活，只要不犯错，父母才懒得管我呢。直到有一天，也就是我刚上高一的那一年的夏天。我从学校放学回家，一进屋便发现有点不对劲，其实，也说不上哪儿不对劲。因为，来的人也算不上是客人。屯邻论的，我该叫她三姑。前后院，差不多经常来。但这次不同，我进屋后，叫声：
　　 “三姑，串门呀。”
　　 还没等三姑做答，放下书包，转身就想走。
　　 谁知，母亲说话了：
　　 “小林，先别忙着去玩，你三姑有话说呢。”
　　 “哦”。
　　 我应了一声，只好坐下。
　　 “看你，这几年个子长的，大老爷们儿了。三姑今天可不是串门的，是给你介绍对象来了。给你说个媳妇你要不要哇。”三姑道。
　　 我一听这话，立时羞个满脸红，忙说：
　　 “你说什么呀，我还没长大呢，等我长大了再说吧。”
　　 说着，我站起来，又想走。
　　 “你老实坐着，我还没说完呢。”三姑又道。
　　 母亲看了看我，不由暗暗地笑了。说：
　　 “我看这事够戗。”
　　 “嗨，我说你们娘俩，我这是做好事呀。小林听着，那姑娘就是你们邻居树槐。你看树槐姑娘这两年长得，水灵灵的大个，眉清目秀白白嫩嫩的那么好看。你每天都能看见的，就没有注意？她把家拾掇得干干净净，五个妹妹也让她收拾得利利索索。她可比她大姐强多了，她大姐太窝囊。这么手脚勤快，长得又俊秀的姑娘，你到哪……”
　　 没等三姑说完，我急忙打断道：
　　 “不干，不干，不干……”我一连气说了好几个不干。
　　 “嘿！臭小子。人家树槐长得不俊俏？不好看？那个儿，那身段儿，跟别的姑娘比差在哪儿？”三姑道。
　　 “不跟你说了，反正我不干。”
　　 说完我站起来，拉开门急忙逃走了。至于后来到底怎样，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玩够了，傍晚回家，母亲再也没有跟我提过。
　　 “哎，你想什么呢？”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发现我在走神，便提高声音问道。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答道。
　　 “那时咱们和她家住邻居，她总想跟我玩，我常常不带她。其实，也不完全因为她身上脏啊什么的，主要是她爱告状。每次我淘气或做错什么事，她都告诉您和爸爸，而您和爸爸不是骂我一顿，就是打一顿。所以，我特恨她……”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有一天，我和几位小哥们实在无事可做了。当时全国上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学校已经不上课了。每天不是搞斗争，就是大批判。开始我感到新鲜好玩，可过了一段日子后，觉得没意思，也就很少参与了。待着没事干，于是我们小哥几个商量，要干件大事，坐火车去北京，去见毛主席。本来这件事很机密的，不知怎么泄漏的消息，被树槐知道了，她告诉了我妈。
　　 那个时候，我还不到十岁。全国各地都非常混乱，丢失甚至死人的事经常发生。跟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相比，丢失或者死几个人，根本算不上什么事。
　　 我妈一听这事能不急，要是跑丢了，或出了什么事，到哪去找。因此，我妈在“小特务”（我给她起的，她太爱告密）的带领下，急急火火地找到了我，不由分说，把我一顿好揍。之后，把我和几个小哥们儿都带了回来。他们不敢不跟着回来，我妈说他们要是不回去，就告诉他们的父母。我的小哥们儿看我都挨揍了，他们哪还敢不听话。那回是我最恨她的一次。倒不是被打得重，而是当着我小哥们儿的面。
　　 记忆中最深的还有两次。
　　 一次是逃学打鸟。一九七0年，学校已开始教课了。说是教课，老师并不严格，课堂上的纪律非常混乱。有时上课，那一科根本就没有老师。学生不用心学，老师也不用心教。那个时候，普遍认为学习没什么用。于是，有一天放学，我约好了几位同学第二天去水库打鸟。翌日，我吃过早饭，偷偷地用书包装了一书包夹子，和几位同学很小心地去了水库。不知怎么还是被树槐知道了，我本来是很隐蔽的。父母从不允许我逃学，他们认为，多学点知识，将来总会用得上。不用说，我回家后又被狠狠揍了一顿。这次是父亲打的，母亲在一边“加刚儿”。母亲越“加刚儿”，父亲越生气。父亲越生气，打的就越重。那天，我被打得真的好惨啊。
　　 另一次，更惨。起因是我跟几个小哥们儿赌钱，一二三分的。要是现在，根本算不上赌。那天我是牌顺命不顺，我们四个玩扑克，三打一，我共赢了四毛多钱，他们仨一直欠着不给，耍赖皮，我气不过，便同他们仨打了起来。我以一对三，可惜，他们仨齐上都打不过我。正在我大显威风的时候，忽然，耳朵被人揪住了，紧接着一声怒骂：
　　 “好小子！吃饱了把你撑的！你可真出息呀，什么不好学！学赌钱，看我怎么收拾你。”
　　 母亲一边气呼呼地骂着，一边揪着我的耳朵往回走。我偷眼看时，她也跟在身后。我一边跟母亲往回走，一边在心里恨着树槐。这次准又是她告的状，不然，母亲怎么会知道。
　　 这回，我被“修理”了两遍。回到家里，母亲先来了第一遍，很重，也很痛。父亲下班后，母亲告诉了父亲。那时，父亲的脾气不像现在，大概是被那场运动给闹的，有火就着。父亲一听这事，二话没说又给我来了一遍。这次更重，连骨头都感到了痛。按说该完了吧，没完，接着这顿教导，真令我终生不忘。事后我问大妹，果然是她。
　　 过去岁月留下的印痕，就好像在我的记忆里，涂上了一层永远也不退色的油彩……
　　 我仿佛又看见了她，那个没有上过学，整天操持家务，接替姐姐管理一个农家，照看妹妹们的树槐。那个长大了，长高了，整齐而又清洁，有着许多好奇和神秘的树槐。那个非常俊美，秀丽（她确实很美，这点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否认，在我所见的女人中，她的俊俏还真能占上一个显著的位置）的树槐。看她乌黑乌黑的头发，你怎么也不会跟一团乱棉纱联系到一起。两条辫子又长又光滑，已下垂至臀部。她的两只大眼睛黑亮黑亮的，就像晴朗夜空里的两颗星星，并且还是最亮的。说起话来，再也不像小姑娘时，嗓子又尖又快，叽叽喳喳个没完了，而是又细又慢，又轻又柔的。或许是照看妹妹们，整天同妹妹讲话，习惯的吧。也可能是长大了，不知不觉矜持了吧。
　　 大概也就是从这时起，于不觉中，偶尔我也对她留意一下。最让我印象的，还是她那一对发育特大的乳房。每当无意中听到有的女人，用羡慕的口气称赞她的乳房时，我就特别的反感。总认为乳房大跟老娘们儿似的，不像姑娘样。当时，人们的审美观点不似现在，特封建，特保守。
　　 其实，我是从心里不肯原谅她。
　　 那时我已上高中了。邻居嘛，不管情不情愿，每天还是要碰上几次的。每次相见，她总是先跟我说话，又总是能找到可说的内容。而我的回答常常都是很简单，很少的几个字，“嗯”“是”“对”“有”“不”等。可她似乎就像不觉，每次依然都是那么热情。我的心里却不一样，我认为，她现在是在跟我套近乎，早先害我，现在又没事似的装正经，我才没那么好骗呢。
　　 不久，父亲工作的单位有了公房，我们一家便搬到了小镇的东头。因为镇子不大，有时就在什么地方碰见她。每次，我都想装成看不见，好不同她打招呼。可她，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碰见，总是先来一笑，然后轻轻柔柔地说：
　　 “大林，干什么呢？你爸妈都好吧？”
　　 我的回答通常只有一个字，“嗯”。之后，又匆匆地跟哥们儿跑走了。我知道，如果不走，她还会有话。有几次，我回头看时，见她还在原地静静地看我。可能她是在羡慕我没有家务，没有负担，无忧无虑的自由吧。
　　 一九七四年，中学毕业后，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整天傻玩了。父亲说：
　　 “得找份工作，帮我养家了。”
　　 那时工作好找，几乎每个单位都缺人，除了领导不缺。父亲一连给我找了好几个单位，我都不愿去。有邮递员，商店售货员，牲畜屠宰工，货物装卸工等等。我是感觉这些职业对我都不合适，究竟想要干什么，一时又拿不定主意。当兵也不愿去，吃点苦倒不怕，主要是受不了那份管制。后来我在各单位打短工，打短工有打短工的好处，在这个单位干得不顺心，可以换个单位，要是正式职工就没有这个自由了。
　　 日子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一晃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里，我还到外地打过工，至于找个正式职业，还是没有打算。
　　 那年的夏季，有一天我去商店的路上，又碰到了她——树槐。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从她那件花格衬衣里，裸露出来的双臂和脖颈，白腻腻，鲜嫩嫩的光洁。像什么呢？不知怎么形容，没上过文学，肚子里的词汇就是少。
　　 看见她后，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的，我竟站下了，而没有像以前一样溜掉。她好像比两年前长得更漂亮了，见我站下她也站下了，还是先那么无言地一笑。奇怪，还没有说话，我的思绪就开了小差，对她微笑时露出的上下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很惊异。她从不刷牙的，像所有大多数农村青年男女一样。因那时的生活实在太困难了，在我认识的农村同学朋友中，没有一个是每天刷牙的，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有的人家甚至连洗脸用的香皂都没有。可她的牙齿是用什么办法保持得那么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