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年近七旬，半夜里有时候怎么也睡不着，“文革”中的一些经历片段，赶也赶不走，躲也躲不开，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徘徊，一幕幕的场景又像放电影一样清晰地重现在我的眼前。
　　
　　 一、破“四旧”
　　
　　 1966年5月，我16岁，在武陟五中上初中三年级，正沉浸在毕业考试前的冲刺阶段。
　　 5月16日，党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了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了。6月1日晚上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全国各个学校的“文革”烈火。从此，我们放下了书本，投入到了“文革”的滚滚洪流中。8月8日，毛主席主持制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们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们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走上街头，宣传十六条，手敲碟儿唱起来：“歌唱十六条，十六条订得好，破除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宋彬彬时示意“要武”。随即，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由此，全国掀起了改名狂潮。我们武陟五中改名为红旗中学，同学们都纷纷改了名字。我的名字孙聚财因为四旧色彩浓厚，也改为“共向东”。我的大字报《改名启事》用一首诗来表达：
　　 共产党员是真金，向着全球放光辉，
　　 东方升起永红日，记载创立赤乾坤。
　　 这首诗每句的第一个字组成了我的新名字。
　　 我们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书籍，除了《马列选集》、《毛泽东选集》、《鲁迅选集》之外，统统搬到了学校大操场上点火焚烧，浓烟滚滚，火舌肆虐，一直烧了一天一夜，冲天大火映红了学校的夜空。
　　 我们走进农村，只要看到谁家瓦房屋脊上有属于四旧的兽头，就爬上去砸个粉碎。
　　 我们只要见到梳有长辫子的大姑娘、小媳妇，上前去不由分说，“咔嚓”一声就给剪掉，只给她们留下齐耳根的短发革命头。
　　 各个剧团里的五光十色的古戏服装被我们搜集到了大街十字路口，当众进行焚烧。
　　 学校驻地是汉孝子董永的故里小董村，学校红卫兵组织决定造这个全国性的“孝子贤孙典型”的反，于是就在八月底的一天，全校集合了二百多名红卫兵，携带铁锤和铁锹等破坏工具，冲进董永陵园大破四旧。到了陵园，翠柏、杜梨树和古槐连理枝统统被连根挖掉，高大的坟墓被夷为平地，接着又被挖成深坑。几块唐天宝年间、宋建隆年间、清乾隆年间的古碑被砸得四分五裂，只剩下一块民国元年立的董永墓碑，因是时年56岁的王心敬的生日还愿碑而被偷藏了起来，幸免于难。历史老师在旁边低声嘟囔了两句：“这是珍贵的历史文物，砸坏了实在可惜。”红卫兵头头听见了，立即给历史老师戴上了高帽，高呼打倒三反分子，牵着他游街进行批斗。
　　
　　 二、斗“当权派”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炮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行下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揪斗当权派的浪潮。学生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遵照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教导，照搬湖南农民20年代对待土豪劣绅的做法，给当权派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
　　 我们学校张校长布置各班学习《中学生》杂志上“慕振奎斗班主任”的文章，挑起了各班学生批斗班主任的战火。各班班主任暗地一串联，全校出现了“班主任不带‘长’，带‘长’字的才是当权派”的舆论，于是全校教师和学生反过来斗起了张校长。张校长一看势头不对，就宣称自己根红苗壮，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教导主任出身地主，才确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于是全校师生的斗争矛头又转向了批斗申主任。斗了几天申主任，也斗不出什么问题。申主任又说，他不过是一个不带“长”字的无职无权的初中教师，怎么也算不上“当权派”。于是学校红卫兵就走出了校门，去揪斗公社机关里的当权派。
　　 学校红卫兵把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揪到大舞台上，召开万人批斗大会，首先罢了他们的官，让他们带着纸糊的高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某某某”，用大刀逼着他们驾“土飞机”（双臂朝后，头低下），红卫兵高呼革命口号，让他们交代“反党问题”。一时间，公社机关全部瘫痪，整个公社处于无政府状态。
　　
　　 三、大串联
　　
　　 1966年8、9月份，《十六条》公布后，北京红卫兵开始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支援各地红卫兵造反。各地红卫兵也到北京学习取经。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大串联由此在全国兴起。
　　 毛主席分别在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八次接见上千万红卫兵和文化革命大军，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向前发展。
　　 1966年8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涌向北京城，争相接受毛主席检阅。
　　 1966年11月3日，我怀揣红卫兵证，只带了三元钱、五斤粮票，扒上了运煤车，来到了武陟县詹店火车站。当时整个京广铁路运输严重超负荷，运输物资列车基本停运，全都是运送红卫兵上北京。我在车站上等了一天，数不清有多少列火车开过去，全都挤满了红卫兵，车门和窗口全都打不开，我干着急上不去火车。就在我灰心丧气，准备返回家里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列车临时停站加水，一个女学生向外大口呕吐，打开了窗口。我随即像猴子一样扒住窗沿跳了上去，不顾里面的人群推拥，我拼命翻到了人堆里。车厢里人挤人，人挨人，水泄不通，座椅、茶几和过道上全都站满了人，连行李架上也躺满了人。我蹲了下去，在座椅下面找了个空隙，不顾一切爬了进去，才算有了我的一席之地。我在傍晚爬上车，不吃不喝，不拉不撒，苦熬了一天一夜。列车像老黄牛一样行动缓慢，第三天早晨8点钟才算到了北京火车站。
　　 寒风习习，人声嘈杂，大喇叭高声在喊：“欢迎您，红卫兵小将，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每一百人分为一队，被安置到了首都体育场等待分配，每个人凭红卫兵证每顿领取一份甜得掉牙的小饼干，靠喝白开水过日子。刚开始时还吃得很香甜，连吃了两天，就感到受不了。我只好用两角钱去别人手里高价买了一小块咸菜，才算度过了这道难关。苦熬了两天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吃饭住宿不要钱，由军代表负责军训。每天早晨上操进行队列训练，上午、下午自由活动，晚上进行政治学习。我白天到各个大学观看大字报，搜集传单，后来厌烦了，就天天到附近的颐和园去玩耍。我参观了天安门广场，用指头蘸着口水，抹着天安门城墙上的红涂料在小本子上写下了很多革命口号。时值寒冬，我们寝室的学生们晚上睡觉没有被子盖，暖气时开时停，温度忽冷忽热，很多人都患了感冒。我发烧得昏头昏脑，半夜里被北师大附小的张淑芳老师和成都的红卫兵战友许星辉背到医院去抢救，一量体温42度，把医生都吓坏了。经过一天的抢救，我才算捡回了一条小命。11月10日，我们在西长安街接受毛主席检阅。从清晨4点多钟一直等到下午2点，毛主席才乘坐敞篷汽车由东向西朝我们驶来。我听从军代表的指挥，坐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谁知道绝大多数学生不听指挥，像潮水一样向前涌去，把我落在了最后面，没有看清毛主席。第二天，军代表动员我回家，我以听了他的话没看到毛主席为理由，就是不回去，就这样又被留了下来。一等又是半个月，到了11月26日这天早上，毛主席要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清晨4点多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发给的两个馒头和一根香肠，列着二十五人一排的纵队，来到了西苑机场。下午三点零五分，我拼命向前挤，终于看清了毛主席，毛主席头戴军帽，身穿军呢大衣，身材魁梧，神采奕奕，一直站在敞蓬汽车上向我们挥手，就这一刻，毛主席的伟人形象在我脑海里定格了一辈子。五天后我坐火车返回了家乡。
　　 我在北京居住了26天，因为吃住不要钱，总共花了买咸菜的两角钱，连在天安门前照张相的四角钱也没舍得花，拒绝接受接待站借给的钱和绒衣绒裤，顶着刺骨的寒风，浑身打着哆嗦回到了家。
　　 1966年10月22日，大连海运学院15个红卫兵组成了长征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多里，从大连来到了北京。《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指出：“大串联是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毛主席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社论号召革命小将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步行串联，深入群众，向工农兵学习。
　　 1966年12月10日，我参加了红卫兵长征队，戴着发给的绿军帽，背着自家的粗布被子，从武陟县城出发，一口气走了30里，中午赶到了宁郭公社吃饭，傍晚到了博爱县阳庙学校住宿。第二天中午走到了清化镇，晚上住到了沁阳县常平。第三天住到了山西省晋城县晋庙铺，第四天住到了阳城县城，第五天住到了沁水县城，第六天住到了翼城县城。开始几天很不习惯，把腿也走肿了，只好休息了一天。以后慢慢习惯了，越走越快，每天都能走百十里，最后一天走了120多里路，历时20天，行程1420多里，半夜里赶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我在延安过了元旦，又住了七天，参观了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然后南下800多里到了西安，又从西安徒步返回到了武陟县城。
　　
　　 四、文攻武卫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通令》，强力纠正文革期间“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1967年7月23日，“文攻武卫”的口号登在了《文汇报》上。之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号召火上浇油，将中国的文化革命升级到了武装冲突阶段。当时由支持双方的军队为造反组织发放的枪支及造反组织用各种方式抢夺、自制的枪支就达百万之多，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除了飞机、大炮、坦克，其它的都用上了，到了这个时候，红卫兵才真的是“兵”了。
　　 我们学校也进入了“文攻武卫”的行列，每个红卫兵都领到了一把匕首和一根柳木大棒，编成了武卫连日夜操练，随时准备大打硬仗。有一次，焦作市区造反派要到乡下抢粮，我们被派到最前沿，率领万余名群众进行抗击，吓得他们离得老远，掉头返回。还有一次，郑州市肉联造反派来到武陟县武装部抢夺枪支弹药，我们也被调去参加围追堵截，迫使他们仓皇逃遁。
　　
　　 五、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6月14日，武陟县教育系统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各个中学的教师们全部集中到武陟一中参加学习班。集体学，个别谈，面对面，背靠背，各个审查，人人过关。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参加了这个学习班，担任记录员的工作。
　　 别看教师们平时都是文质彬彬，道貌岸然，到这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全都变了脸色，面目铁青，眼露凶光，生怕自己不能安全过关，纷纷递纸条，打小报告，向军宣队抢先揭发别人，表白自己，个个都像好斗的公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不少教师心事忡忡，虽然伙食不错，但为了绞尽脑汁，谋求过关，饭量都很小，有的三顿两顿吃不下饭。学校的李司务长平时诚实憨厚，与人为善，胆子很小，看到这种架势，吓得在半夜里跑到附近的菜园里跳了井。李司务长平时对我很关心，有一天我饿着肚子，李司务长给了我一个烤得焦黄的白馍馍。那个香味，那种情意，叫我永世难忘。我当时在井台旁看到了他被井水泡涨了的苍白遗容，他瞪大着两眼，面对苍天，大张着嘴巴，好像要再说句什么。我不禁鼻子一酸，转过脸去，强忍住了两眼的泪花。军代表为了防止教师自杀，把他们的水果刀、指甲刀、刮胡刀片等一切可能对人体有伤害的东西全部没收，甚至连他们的腰带也被强令收缴了上去。被审查的教师只好手提着裤子，集中进行交代。
　　 吕老师是我的音乐启蒙恩师，教我识谱、作曲，在生活上对我关心备至，我和他有一种特殊情缘。家里打电话说，吕老师的母亲病危，学习班不让吕老师回家。我巧妙地向军代表求了情，主动要求“押送”吕老师回家探母。吕老师如同从杀人的刑场上被特赦，失急慌忙地回到了家，他的母亲一见到儿子，重病竟然好了。我看到他母子俩久别重逢、抱头痛哭的那一刻，不由得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后，我就去当兵了。这些教师的命运如何，虽然相隔几千里，却时时刻刻牵挂在我的心头。
　　 我在文革中所经历的幕幕场景，现在让年轻人看起来也许不信，但在那个时候，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