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是人的一个符号，也是一个识别标签。人为什么要有名字呢？小时候，我常想这个问题，长大了才知道，人是群居动物，想有所区分，就得有名字，否则，就难了，总不能以那个大眼，小眼，那个长鼻子短鼻子，那个歪嘴豁嘴区分吧？这样分也可以，但群体大了，怎么办，只能按名字区分。所以，人要有名字。
　　 我老家的人名字大都是出生三天取的。一般地，要取一个大名，也就是上学要用的学名，还要取一个小名，也就是乳名。取大名是有讲究的，要按照娃娃儿的生辰八字，五行所属，推出名字笔画数目，缺金的补金，缺木的补木，缺水的补水，缺火的补火，缺土的补土，选出一个或两个字，与本家姓氏组合在一起，娃娃儿就有了名字。为了好叫，也为了使娃娃儿活得皮实，还要取一个小名，这个名字，越贱越好，多以命贱的动物和不值钱的物件而取，譬如狗娃儿，石头儿，疙瘩儿；也有省劲儿的，在大名的最后一个字前面加一个小字，或在后面跟一个“娃儿”，就成了。譬如小跟，小强，福娃儿，有娃儿，等等。我的大名叫任金伟，小名叫小伟。我的小名是按老家的习俗取的，大名却不同了。我的大名与三个母亲有关，也就是说，我有三个母亲，她们共同打造了一个名字，也打造了一个共同的儿子。
　　 我是1962年，农历四月十三出生的。按照家乡的习俗，三天吃喜面，取名字。因父母识字甚少，便请来村里的老学究，老学究说我命属金箔金，需重金辅之，随遵照任氏家谱依世取名为玖鑫。谁知我体弱多病，三天两头看医生。父母悄悄请来一位算命先生，先生说是名字中的金太多了，要认个干娘改改命。于是，母亲按照先生的指点，把我放在村头的石桥上，躲在一旁瞅着，看谁会把我捡回去。不一会儿，舅母来了，几乎同时，还来了一位叫朱光凤的女人。在老家，有见一面分一半之说，可捡了个娃儿，分不了，该归谁呢？这时候，母亲出来了，扶着我给她们象征性地叩了仨头，便算认下了两个干娘。
　　 认了干娘，干娘要给我改名字，我也要改口，舅母改叫舅妈，姓朱的干娘因婆家姓张，改叫张妈，那时候当然还不会说话。舅妈有个长我一岁的儿子叫振伟，便给我俩取了大伟和小伟的小名；张妈有三个儿子依次叫金良金定金山，便给我取名金伟。从此，我有了一个承载着三位母亲希望的名字。然而，因为母亲的奶水不足，我依然体弱多病，舅妈和张妈就不约而同地把本也不多的奶水匀一些给我吃。我一口气吃到五岁，才断了奶。
　　 上学后，我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每年都要拿回两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奖状，母亲看后，便让我拿给舅妈和张妈看，每次都会得到一个煮鸡蛋的奖励。那时候，煮鸡蛋可是一个不小的奢侈品，肯定比现在的茅台还奢侈。若是年节拿去，还会得到两毛压岁钱，顶二十个鸡蛋哩！现在想想，当时，那该是多大的奖赏啊！
　　 后来，母亲不再让我拿给舅妈和张妈看了；再后来，我知道害羞了，也不再想拿了，就连高中那次去县里参加数理化竞赛拿回一个物理第三名，也没有。直到高中毕业，拿到印着我的名字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流着眼泪看了又看之后说：“快拿给你舅妈和张妈看看。”我这才去了许久没去了的舅妈和张妈家。她们和母亲一样是流着泪看了又看的。我那时已知道，她们认不完通知书上的字，她们只是想看看她们熟悉的那个名字而已。
　　 参加工作后，我喜欢上写作，偶尔有一两首小诗见诸于报端，便喜不自胜，沾沾自喜，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当我把印着自己名字的报刊拿给母亲时，母亲却不冷不热地说：“做人要知道自己能吃几个馍喝几碗汤，能掂出自己几斤几两。”自此，我再不敢张扬，只是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写作。后来，我出了两个集子，因怕母亲责骂，没敢将印有自己名字和彩照的新书拿给母亲。可母亲知道后，竟专门从乡下来到城里要了三套书。母亲走时，我要给她叫的，她却不让，自己拎着三套沉甸甸的书向车站走去。那时，母亲已过古稀之年，只是拎了印着她儿子名字的书，才略显有点精神罢了。
　　 如今，张妈已下世多年，舅妈和母亲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她们的眼睛早已看不清印在报刊上文字，但我知道母亲和舅妈一定还珍藏那套印着她们儿子名字的书。
　　 我知道，我那印在纸上的名字，仅是我在生活中与人区别的一个符号而已，印在我的三个母亲心扉上的，才是我的真正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