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文化自信，必须清楚中国文化中的阉割，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自信就无从谈起。
　　 唐甄有句名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盗贼有两手，一是骗，二是行凶，于是奸诈之风盛行，中国文化中坏的东西，大多来自于帝王，最突出的例子是南汉。
　　 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提到罗履先的《南汉宫词》：“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南汉小朝廷在皇宫内负责皇帝服饰的“公务员”多半是状元郎！而且这些状元郎还和宫女们成对成双，因为他们不仅在精神上被阉割了，连肉体上也被阉割了。但袁枚说：唯南汉状元不可作，《十国春秋》载：“刘龑（岩）定例，作状元必先受宫刑。”则被不少人误解了，因为《十国春秋》并没有写刘岩有这个定例，袁枚是在说状元的时候把“刘龑”作為了南汉的代称。
　　 刘岩之兄刘隐为后梁南海王，他死后刘岩继任称帝，继承了哥哥厚待士人的做法，唐朝被流放到这里的大臣们的后代，以及为躲避战乱而逃到本地的士人，都受到重用。唐朝名门出生的赵光胤被任命為宰相后，情绪一直很低落，刘岩设法把他在洛阳的家属都接了过来。让赵光胤感激不已。能这样做的人，自然不会想到要阉割大臣。所以一些士人也为南汉政权做了不少贡献，比如简文会是刘岩时的状元，刘岩死后刘晟帝暴戾而残酷。简文会的疏諫触怒了他，于是被贬为禎州刺史，任上他还“尽心民事”；得州刺史刘博古“有惠政，民多爱之”；郴州刺史“周恤穷民，招辑兵士，民皆呼为‘陆父’。”即便如此，状元梁嵩看到刘岩的奢侈和嗜杀成性，便谢绝赐物回老家平南侍奉老母去了，刘岩还答应了他减平南丁赋一年，结果他连人带马淹死在了老家的河中。这样的状元也是不可能愿意被阉割的。
　　 南汉每年录用进士、明经十余人为官，虽然在这么小的范围中选拔出来的状元，与统一以后的状元是不好比的。《十国春秋．后主本纪》说到后主：“帝性愚，以群臣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至群臣欲进用者俱自阉，然后用。”陈延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陈延寿传》：“逮后主，信任宦者，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入，亦有自宫以求用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奄人渐十倍于乾和时。”“乾和”是刘岩之后中宗刘晟的年号，说明就是刘继兴之前的刘晟也并没有阉割士人。《资治通鉴》也是说后主刘鋹（继兴）时：“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
　　 他似乎想把整个国家都变成只有宫女和宦官的后宫，让那些阉割了的士人参加“公务员考试”，得到的官员除了方便出入宫闈以外，既不会有“包二奶”之类的分心和闹出许多緋闻，也避免了“官二代”以及官员配偶胡作非为的败坏形象。但毕竟当官掌握的资源太多，所以即便如此，趋之若鶩的队伍还是很壮观，小小的朝廷裡竟然有二万人当了宦官！江河里本来有很多鱼，大家可以随需捕鱼，现在被强人竭泽而渔，把鱼都弄到他的网里去了，你要吃鱼就得按他的要求做了。于是“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之类都被儒生们拋之云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无从谈起。与强人一起控制这个鱼网的同时，自己也趁便捞到一点，才是利益所在。
　　 到了南汉后主时，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已经是即将吹灭的风中之烛，醉生梦死中刘继兴发展了前代的荒淫，阉割了的大臣们则在变态和虚拟中寻找安慰，与宫人结对“对食”的成了宫廷内的独特景象；内侍监李托则将两个养女送入宫中，为刘继兴所宠爱。他们虽然阉割了，但争权夺利助桀为虐，与没被阉割的贪官污吏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毕竟是不正常的，扭曲的心理促使他们抓紧机会捞一把，也就更不择手段了。
　　 帝王周围如果多贤人，自己又是不甚贤明的“孤家寡人”，确实是特别孤独的。管仲所以不赶走齐桓公身边的小人，包括自宫而来的竖刁，就是因为齐桓公需要有亲密之人围在身边。东汉以前，大臣尚可进入内宫，《史记》载：“周仁得幸景帝，帝入卧内，于后宫密戏而仁常在旁。”汉景帝阳陵发掘出有“宦者丞印”，宦者署中，宦者俑还与正常人俑同处。《后汉书》载：“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此后中常侍等“不复杂调他士”，后宫就悉用阉人了，但这种人一旦跨出了这步，也往往会再次与魔鬼谈判，如何进一步缔约。余继登的《典故纪闻》说，明初宦官“皆罪极之人，或俘获之虏。”朱元璋吸取唐末宦官败蠹的教训，明白“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但永乐帝朱棣的夺权依靠了一部分宦官，其后，内官马骐，甚至背着皇帝，让翰林院出敕书去交趾办金银珠香佔为己有。袁琦、阮巨队去广东办事，又以採办为名虐取军民财务。再之后“景泰以来近畿民畏避差徭，希图富贵者，往往自宫赴礼部求进，自是以后，千百为群，禁之不能止。”褴褛的衣衫遮不住细小的窘迫，值得同情，于是他们想到了寻找权力的外衣做坏蛋的许可证，希图富贵而如此投机也究属可哀。成化十年十二月，有自宫者五十余人，日赴礼部喧诉求进。尚书邹幹上报后，命锦衣卫将他们抓起来，戴枷在礼部和各大街示众。可是次年冬天，“自宫聚至四五百人，哄闹求收用。”结果每人打五十大板，并告示：“是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如此看来，清康熙帝所说：“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十万人，饭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并非虚言，所以景德镇御制瓷一次就要十几万件。景泰帝和明英宗都依靠宦官，这么多自宫者的出现，之前没有成功的先例，他们也绝不会至此，魏忠贤就是一个榜样，宣德年间，还有三品官的金吾卫指挥同知傅广自宫，请效用内庭。自由与尊严固然难以用金钱购买，但找准了机会还是可以卖钱的。
　　 换来的好处，就拿唐末打赏宦官一项来说，唐代宗时，连宰相都要“贮钱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空还者。”到地方上去更是“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唐德宗想煞其风，曾经对接受方镇钱财的宦官杖而流之，但也只治得了一时。唐玄宗、唐肃宗时的两朝宰相房琯之孙房启，属于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派，内中还有个王孙李实为了排挤不同政见者江西万年县令李众，用诬奏的办法将他贬为虔州司马，让房启取代了他的万年县令一职。贞元末年，王叔文主政，升房启为容管经略使，私下里还许以荆南节帅之位，于是有趣的事发生了。
　　 宣读任命的宦官到达之前，房启已经让州邸出面，出钱赂请有关部门飞驿提前送来了任命状。唐宪宗派来的宦官千里迢迢，满怀期待地到他面前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先五日已得诏。”宦官在胸闷之馀，当然要看一看任命状的真假，令他们败兴的是，居然是真的！这本来就是皇帝给的好处，现在落空了，于是房启被贬为太仆少卿，与本来掌有实权的地方大员相差了一大截。不过，房启对宦官也并非一毛不拔，他说已经给了使者“南口十五”，也就是给了十五个南方原住民的奴隶，虽然与一般惯列相比过于吝啬，但似乎也不算太少了。于是双方扯平，宦官被杀，房启改贬为虔州长史，去与被他取代过的李众做了同事，最后郁郁而死。
　　 明朝“阁部大臣奉旨、宣赐、问劳，皆厚有赠遗，即传一旨至部，亦不空还。”大家已经习惯。打赏小费，没有什么惯例，那就多多益善，他们也绝不会在意人们讨厌他们的苦苦索要。明人的《谷山笔麈》载：册封一个亲王，打赏钱竟至“索至千金不已。”正统时，司礼监贾麦儿以私事嘱吏部尚书郭璡、户部尚书刘中敷，居然也都不敢得罪而照办。正统八年，曾企图禁止宦官“与在外各衙门官员私相结交，透露事情，或因公务营干己私，或徇亲情请求嘱托公事，或藉拨军伕役使，以致所司挪移选法，出入刑名，重劳军民，妨废公道。”但不仅既往不咎，也根本不过虚应故事而已。
　　 景泰时锦衣卫华敏总结了“内官十害”，广积家财，广置田庄，侵佔公侯、役军劳民，家人外亲，纵横豪悍等等之外，还有官府畏惧，亏官损民，非法酷刑！
　　 段子所谓：经常与高官在一起吃饭，总有一天会当官；经常与富豪在一起吃饭，总有一天会发财。司马光说：“齐桓公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齐桓公与小人关系亲密，管仲一死，他也就惨了。唐末、明后期演化成宦官专权，则直接导致了国破家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