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童年的专属品吗？二零一八的春节已经踢踢踏踏地来了，站在中年岸边的我，却甩着思绪的钓竿，尽力地往记忆的长河里探，为了那一丝丝的年味儿。
　　 年味儿应该是怎样的呢？最起码该有期盼在里头。期盼就是吸引力。儿时的我们盼望着过年，年到了，我们的口福也来了。当然从头到脚的一色新也挺是诱人，但虚华的外在总是抵不住一饱口欲的实在，谁让我们生在总也吃不够的年代呢？
　　 年是啥时候来的呢？哪天你脱口而出了这样的口头禅，比如“你找死啊”“我打死你”“你死哪去啦”“还死哟”之类而被母亲用眼睛瞪的时候，它就来了。我们都知道“腊时腊月，不能瞎说”这句俗语，进了腊月母亲就会严厉管制我们说话的的舌头，进了腊月就要讲敬气，进了腊月就是年。
　　 年是多么的热气腾腾啊！
　　 你看到熬着麦芽糖的大铁锅没有？粘稠的白米羹被年轻母亲手里的铲子划出一道一道的圈儿，都快得要打起旋来了。咕咚咕咚的水泡们直着身子奋力向上蹦，喷出的水星儿火辣辣的。腾腾的水蒸气氤氲着整个厨房。坐在灶门口专门负责添柴的幺婆脸上的褶子都被水汽抹平了，火光映照下的脸庞也红润着。幺婆说：“可以下麦芽了吧？”母亲说：“不忙，我去找罗家婆来看看。”不一会儿，罗家婆来了，她用铲子轻挑起一点米羹，放嘴里砸吧几下，说：“再加两把火，加两把火之后就可以下麦芽了。”罗家婆是村里有名的熬糖师傅，一到年关她的脚就得跟着受点累，她给村里的熬糖新手们把关，随叫随到，不厌其烦。
　　 你看到大水缸或者大木盆里点过膏的豆浆没有？它们就被置放在大门口敞阳的空地上，在器皿里慢慢凝固成豆腐脑。你爱喝豆腐脑吗？别急，站在一旁观望的孩子人人有份。大人拿出铁水瓢，就那么随意一舀，分放进一个一个的大瓷碗里，拌上白砂糖，递给你。那是多么甜蜜的滋味啊！“刺溜刺溜”地嘬两口嘴里，流进胃里，浸润到身体的每一个毛细窟窿里。一碗豆腐脑下肚，每一个汗毛孔都在滋滋地往外冒着甜意。喝完豆腐脑的我们并不走。我们看见大人们抬出家里待客的大木桌，把挑秧的夹板倒放在上面，相对着框出一个正方形，再放上纱包，纱包里是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它们被夹板匡扶得四四方方，中间隔一个厚实的大木锅盖，顶上再压上尽可能重的大石块大方砖。我们看到包袱里淅淅沥沥渗出的水顺着地势蜿蜒流淌。如此一夜，白嫩嫩的豆腐第二天早上就有了。
　　 年关怎么能少了摊豆皮呢？摊豆皮简直就是一门艺术，多有趣呀！
　　 首先是磨豆浆。母亲忙不过来，磨豆浆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和父亲。父亲推磨，我喂磨。老屋的堂屋右边靠墙处有一眼石磨，嵌在磨架上。推磨的磨把就挂在靠墙的长木梯上，随用随取。拖条长条凳到磨架旁，前头搁置着装满米、黄豆、大蒜以及水的混合物的小面盆，后头坐着我。父亲轻巧地一推一拉，磨盘转动起来，我的目光也随之转动，因为我得把握好最佳时机往磨眼里投“食物”，否则转动的磨把会打翻我喂磨的勺子甚至打到我的手。这是一个熟能生巧地活，同时也是单调的机械运动，一坐就是大半天，胳膊周而复始地一伸一缩，直到大半木脚盆里的“食物”喂完。可是推磨的动作也一样单调重复啊，为什么到我们眼里就那么有趣呢？父亲在推磨的间隙里偶尔会顿那么一小会儿，他要点支烟。把点着的烟衔在嘴里继续推磨，我看见烟灰一点一点地变长，变长，弯下去，弯下去，却就那么弯着并不往下落。我要推磨，父亲笑呵呵地把磨把交给我，可身单力薄的我就算拿出吃奶的劲儿也不能令磨盘听从指挥。它一忽儿顺时针一忽儿逆时针不说，还动不动发点犟脾气，任你推得脸红脖子粗，它就是岿然不动。它在向我示威：“我就梗在这了，你怎么着吧？”这时候父亲就会大笑起来，他嘴里的烟还在呢，所以只是半咧着嘴，样子挺滑稽。他一笑就咳，“吭吭吭”地把母亲引过来了，母亲说：“赶时间呢，做什么娃事啊？赶紧磨！”
　　 摊豆皮的艺术性其实体现在“摊”字上。熬糖，炒炒米，还有摊豆皮都是幺婆管灶火，幺婆懂得把握火候。幺婆是父亲的堂婶子，她个子不高，却生得丰满。前胸的衣服总是高高地隆起着，显得特别母性，她是个热心快肠的人。
　　 我端着倒扣着的竹篾筲箕站在灶沿边，等着母亲把摊好的豆皮放在我的筲箕背上。我看见母亲用一瓣浅口的蚌壳做瓢，从面盆里舀出豆浆，在锅面抛洒出一个扇形。她还用蚌壳背在锅里的豆浆面上适时地左右划拉那么几下，之后一个圆圆的皮色均匀的绿色豆皮就成形了。母亲有一双不怕烫的魔术手，那双手不仅可以拉着豆皮在锅里跳旋转舞，还可以帮衬着豆皮在锅里翻跟斗。我端着摊好的豆皮往屋外走。大门口有支好的搁架，上面铺着一层芦席。我走到芦席边，猛地一抖手腕，芦席上就平平展展地摊出了一张绿色的荷叶。别小瞧这一抖哦，很有技巧的，力道拿捏不好的话，摊出的豆皮会皱成一堆或者一坨，这样你就得用手一点一点地铺展它。它很不配合的，很容易折腾得这里残那里破的，以至于不规不整，丑陋不堪。母亲把豆皮晾在芦席上，等它凉透了好切成丝，把豆丝晒干了就好存放。要吃的时候抓出若干来，和着腊肉下一碗腊肉豆皮，美味呀！
　　 过年没有不腌腊肉的。要腌腊肉就得杀猪。杀猪是年关最血腥的事，却好像也极令人兴奋。不然，为什么一听说谁家要杀猪，就恨不得有半边湾子的人篷过来看呢？我家也杀猪，但我不敢近看杀猪，我站在我家的台坡上观望。人们用绳套缚住肥猪的脚，只一拉，猪就倒了，那暗哑却着实的一声“噗”就好像是这头猪最后叹出的一口长气，直吹得灰尘四起。猪会叫得撕心裂肺，杀猪刀可不管这些。我能看见人腿缝里露出的那个装猪血的盆子沿上爬着许多血蚯蚓。
　　 刚杀过的猪被泡在江盆的滚水里，猪被通了气，鼓胀得浑身透亮，屠户（家里杀猪都是请屠户的）拿出马蹄形的刮刨开始给猪剃毛。村里谁家过年都不会用整猪，那是奢侈不起的。大多是在村里兜售出十之八九，留下的多是些早打算好的零头碎脑之类。屠户把一分为二的猪肉一半悬挂在抵靠着大树的木梯上，一半横置在案板上，然后开始依照各家各户的要求一刀刀地割卖。屠户是必须得酬谢的，一个猪腿或者一块猪肝之类，由着屠户挑，但屠户也不会多要，拎点什么回去也只为意思意思。
　　 肉鱼本是一对连体婴，过年的肉有了，鱼当然也不能少。村里大多人家都有一个喂过年鱼的小塘，我家也有，就在屋门口的下坡处。干鱼塘是件多么累人的活计啊！一大早父亲就把那台水车搁在了水塘边，我和大弟一整天的守着车水。那塘水是有多依恋它的老家呢，它一步一回头地，闹得我家鱼塘总也车不干。好大半天了，看看塘边，才露出半拃宽的湿泥沿来。不过，当鱼儿们露出或白或青的背脊的时候，胳膊的酸痛，无聊的煎熬统统飞到了九霄云外。父亲和幺父一起下塘摸鱼，塘里的泥於，每一脚下去都得好一阵才能拔出第二脚来，他们把装鱼的大木桶当拐棍。我们在塘沿上雀跃着，兴奋地看着一条一条裹着泥衣的鱼被扔进木桶。幺父是村里有名的鱼猫子，他手到鱼来，一摸一个准。父亲就不行了。我们明明看见他捉住了一条大草鱼呢，满指望马上能一睹这条草鱼的芳颜的，哪曾想鱼没看到，倒是看到了父亲被溅得一脸泥麻子的面孔。摸完鱼上坡，母亲打趣父亲说：“你哪是摸鱼哟，是在塘里打滚了吧！”父亲只是呵呵地笑。他和幺父把鱼提到井台边，倒进井池里清水。多好啊！满满的一大桶兼一大脚盆鱼！它们被清洗得干干净净，鲜活地游动着。井水一点都不冷手，我和大弟把手探到鱼肚皮底下，把它们托起来，看，这是我们的劳动果实呢！
　　 现在想想，年味在哪儿呢？为什么总忘不了小时候的年呢？不就是因为那年味儿里渗透着我们丝丝缕缕的劳动吗？老舍在小学的课本里就告诉我们劳动最有滋味啊！还有那难忘的淳朴民风，还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充实感与荣耀感。
　　 忘不了那一抹年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