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写点东西，以追忆离开我多年的母亲，但忙于工作，或为生计奔波，终不曾动笔。一日，整理衣橱，翻出一双斩新的布鞋。我的眼睛模糊了，潮湿了。抚摸着母亲给我留下的这双布鞋，我感觉到母亲的温暖，我仿佛依稀看到母亲坐在窗前，佝偻着腰，用布满皱纹且又颤抖的双手，一针一线地纳着、缝着.那么专注，那么认真，好象要把对儿女所有的牵念、希冀都倾注在这一针一线中。我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闸门，忘情地大哭起来。我不知是哭自己的伤悲，是哭对母亲的歉疚，还是对儿时幸酸的回忆。
　　 母亲原是旧社会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读过几年私塾，在她十多岁的时候，全国解放了，象其他女孩一样，她下地干活，虽然她躲过了旧社会的缠足之苦，但由于成份不好，终没躲过受苦的厄运。挑水，做饭，洗衣，干农活，无所不干，尤其做得一手好鞋，她做的布鞋纳底的针码均匀整齐而且底厚，面软，鞋帮松紧合适，穿着很舒服。.因为我的外婆是有三寸金莲的女人，母亲要承担她母亲的一切劳动。在她十七岁那年，她嫁给了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父亲缘于在临解放时，给地下党送过信，故而，很得组织照顾，加之他当伙计时练就的三勤（手勤，腿勤，脑勤）两废（废抹布、废掸子）领导甚是喜爱，便被选为干部，委以事干。母亲在这段时间里，也是她最幸福的时光，虽然生活清贫，随父亲工作频繁搬家，无长时定所，但除了给父亲做饭，无甚重活，这期间，相继有了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三年自然灾害，北方饿死了很多人，但靠父亲支撑，外公接济，尽管啃过树皮，也不至于饿死。其后，就有了二哥和我。我不到四岁，那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便开始了，父亲忙的不着家，大哥，大姐也不上学，串联，造反，闹革命。在外面工作的大舅也被游斗。父亲见城里不得安宁，也就顺水推舟响应号召，全家留下大哥和大姐在城里读书，其余都下放到离县城不远，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
　　 对于农村，那时和城市没有多大区别，不过是在夜里很安静，早上也无啥噪音，只有生产队的高音喇叭，在喊着人们上地劳动。我家住在一间不足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里，是生产队队部隔壁的一间小屋。我只记得那是一间锅头连土炕的房子，北方很典型的一种。反正在我幼小的眼里，感到很拥挤，很狭小。母亲天蒙蒙亮就要随村里人去地里劳动，中途还要回来为我和二姐二哥做饭，那时一个工分只有七分钱，而母亲却为此早出晚归。尽管乡村民风醇厚，但对一个外来的城里人，而且是下放改造的家庭，他们还是视为异己，就偏执的称我们一家为“吃冤枉的”。这不仅在平时的人际交往和生活接触上是一种外在屏帐，在精神上对母亲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生性好强的母亲咬着牙，倔强的支撑着，拼命的劳作着，努力改变着这个弱小的家族在村里的地位。在母亲的艰苦奋斗下，在下放的第四年，我家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三间瓦房。虽然没啥家什，但在我的眼里好大好大，仿佛整个童年都在那三间瓦房里。大哥也背着父亲去一家工厂当了工人，这也许是上苍的一个安排吧，后来的一切都证明大哥的决定是正确的。
　　 眼看着日子有了盼头，母亲的脸不再那么苍白，但老天好象专门捉弄苦命的母亲和我们。父亲在沉重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压力下，患上了肺心病，不停的咳嗽，一年住了三次院，终于在一个绵绵秋雨的季节永远闭上了他不想闭上的眼，走了，撇下他的女人和五个孩子，走了。那时我才六岁，记忆中父亲的样子很模糊，和照片上的父亲不那么象，我只记得父亲在临终时叮嘱母亲，他走后，不管是砸锅卖铁，一定要把四个孩子供出头，也就是读完书，尤其是老小的我。母亲满含泪水答应了父亲。母亲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嘱托和承诺，母亲没有改嫁，她一生的苦难，一生的幸福，一生的精神寄托，都缘于此吧。
　　 父亲的去世，整个家就象跌入万丈深渊，生活象蒙上一层霜，我那时刚上小学，虽然不能体会什么是歧视，什么是低人一等。但我从此便没有吃白面馒头、糖果、穿新衣的福份。母亲当时的遭遇可想而知了。尽管夹尾巴做人，但常常受别人欺负，我的二哥经常哭着回家，母亲只有告戒我们不要惹事，这时的母亲忍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让我们能吃饱，穿暖，能读书，母亲一边拼命的劳动，一边变卖家里所有的东西，家里能变卖的几乎都卖了，才得以苟延生活。
　　 最难忘的是有一年的夏天，眼巴巴等到夏收。看到生产队满场的麦子，碾场的人都分到白馒头，而我母亲挣的工分连一个馒头都没分到，我哭着摇着母亲的腿，嚷着要吃馒头，母亲睡在土炕上，眼睛里噙满泪水，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无助和悲凉。
　　 还有一段往事，让我终生难忘，那是一个秋雨霏霏的季节。那时候生产队在秋收季节，将山地里的玉米和土豆，按人口和工分分成一小堆，然后让自己往回运输，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二姐，二哥和我）用担，背篓和一个很小的，适合小孩推的小推车，往回拉运这些土豆和玉米，在下山时，路很滑，小推车翻倒在水沟里，土豆滚的满坡都是，我们几个满身是泥，母亲在拾滚到水沟里的土豆时，也跌倒了，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泥水，雨水，泪水糊满了一家人的脸，又冷又饿，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哭够了，还得拾起变成泥球的土豆，往回运，那可是我们全家一年的口粮啊。那场景，让我刻骨铭心，也给我的心灵上烙下了很深的疤痕。
　　 那个年代，脚上无鞋矮半截，即便是生活再艰苦，母亲始终没有让我低下头，她在干完农业社的活后，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就为我们兄妹五个做布鞋，一双布鞋，是要经过打袼褙、剪鞋面、做鞋样、沿鞋口、装衬里、纳鞋底等工序，母亲即使再忙再累，都没有在做布鞋上偷工减料，一针一线，一正一反，都灌注着她的大爱和坚强。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母亲所表现出来的坚韧、顽强、硬气和浩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母亲就是用她的这种精神，支撑着这个家没有破碎，儿女们在她的带领下，分外的团结和互助。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就这样，在母亲微薄的工分和大哥的很少的工资的维持下，很艰难的熬了两年，好不容易熬到大姐师范毕业，有了工作，家里算是有了两个挣钱的了，家里的日子出现了曙光，虽然吃的依旧是以咸菜、酸菜和黄面为主，碗里油星很少，但不至于饿肚子了，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白面和肉。
　　 因为贫穷，日子过得很慢，又过了几年，二姐，二哥也高中毕业，回家里劳动，村里也分了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村里的人也容纳了我们，称赞母亲有志气，说我们几个孩子争气，来串门的也多了起来，母亲充满皱纹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后来，落实了政策，我家缴了承包地，大哥、大姐也在城里成了家，二姐、二哥也参加了工作，我也上了大学。再后来，我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可母亲仍然留在农村，我们要接她到城里住，她不肯，依然要守着那三间瓦房，做着她的布鞋，守着她的回忆，守着她的清贫，守着她的沧桑，守着她不变的信念.我们拗不过母亲的固执，只好轮流回家看她，给她把水缸里的水挑满，给她装上电视，安上电话，我由于在外地工作，也很少回家，但每年仍然可以得到母亲做的布鞋，虽然母亲已不缺钱，但她依然过的很节俭，除了吃药用钱外，很少花钱，也许是穷怕了。
　　 我的童年、少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也许有些不幸，但我因此而学到了好多东西，坚强了许多，成熟了许多。养成了不怕挫折的性格锻造了自我调节的能力，练就了非凡的忍耐力。使我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受益非浅。也正是有了这段磨难，有了母亲给我的布鞋，在我后来参加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死亡之旅”活动，成为为数不多到达终点的一个。逆境可以锻炼一个人，可以塑造一个人。我庆幸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我有母亲做的温暖的布鞋。再苦再难的岁月也能体会到一种满足，吸吮到一份甘甜，信守着一份执着，一种责任，向前走下去。
　　 不知是上苍的安排，还是母亲太劳累了。当五个孩子都成家立业，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在一个下着雨的秋天，很匆忙的走了，追随着父亲的灵魂走了。
　　 母亲走的很急，打电话说她不舒服，我们赶回家，把她送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母亲是心力衰竭，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我们一下子惊呆了，我们根本不相信母亲会走，那么艰苦的岁月都挺过来了，现在一切都好了，坚强的母亲能倒下吗？我们追悔莫及，是我们的大意耽搁了母亲的病啊，尽管母亲说她很健康，不用我们担心，但做儿女的那知道母亲的孤独啊，母亲为我们操碎了心，我们还没有缓过气好好孝敬她，让她享受享受，以弥补我们的歉疚，母就要走了，甚至给我们连在病床前伺候她的机会都不给。在住院的第二天，母亲就安详的闭上眼睛。象她一生的性格一样，没给孩子们添任何麻烦，是啊，母亲实在是太累了，该歇息了，父亲在奈何桥的那边等着她。
　　 有人说，人生有三个不能等，孝敬父母不能等，教育子女不能等，身体健康不能等。当我们失去以后，我们才觉得珍贵。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们看到一大篮布鞋，几乎全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都有一两双，而我们给母亲的零用钱，还压在篮底。母亲给我们的太多太多，而我们给母亲的回报却太少太少。安葬了母亲，我的心里空荡荡的，仿佛我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倒塌了。现在，你宽容大度的慈祥容颜已去，你布满沧桑岁月的花白头发已去，你丈量日月长短和酸甜的脚步已去，你起早贪黑奔波一生的背影已去，我不知道这种恋母情结将伴我多久，但我坚信母亲会在我的心里永远的活着。
　　 我穿着母亲给我做的布鞋，走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我还要穿着母亲留给我的布鞋，很塌实的走向老年，不管前面的风多大，路多滑。因为你的善良、聪明、勤劳、好强、坚韧，是你生前最能影响儿女们的精神力量，它渗透入我们的骨血，哺育我们的心灵，催促我们健健康康的成长，堂堂正正做人。
　　 我知道，母亲一直在慈祥的看着我，会在我无助的时候，在我抬头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