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从古文中中选择一篇最喜欢的文章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岳飞的《满江红》，可以说，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没有一首像本词那样有这么深远的社会影响，也从来没有像本词那样具有激奋人心，鼓舞人们杀敌上战场的力量。无论是辛弃疾，还是苏东坡，都缺少岳飞那种大气磅礴、气吞山河、壮怀激烈、披肝沥胆的气魄与雄心，表达得如此地充分，让人心生敬畏，荡气回肠。如果从文学功底上来讲，岳飞是比不过苏东坡的，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无论是起承转合，用典，还是意象意境，都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但是苏东坡缺少岳飞的那种冲天的豪气与激情。在《满江红》里，我们呼吸到了岳飞的神韵，气质，男人味和英雄味，这是在另外任何一个古代文人中都呼吸不到的东西，这就是文学的本质，独特性、个性和真性情！
　　 一个没有个性和真性情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中国有太长的封建专制的历史，只有像岳飞这样的朝代，岳飞这样的人，才能写出《满江红》这样的文章，“靖康之难”，几乎端了当时整个宋朝的老窝，在这样的国仇家恨中，作为文人与武将的岳飞，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已经垮塌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惨痛经历，才使他写下了《满江红》，这或许就是王国维经常说的“以血书者也”。
　　 写作，就是表达，但是，表达什么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西方文明的开端是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只有在人从解决温饱问题和抛开“神”的桎梏之后，人的思想和境界，才能有极大的提升，在西方发明了蒸汽机、火车、电灯、电话电脑之后，在西方人出现了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爱因斯坦、雨果、托尔斯泰的时候，作为同时代的中国人，还在研究唐诗宋词，还在吟诗作赋，还好有了一本《红楼梦》，反正老外也读不懂，我也没完全读懂，于是乎，我们可以把它吹的神乎其微，天花乱坠，西方文明中，有一种大气，雄浑，阳刚，仰望星空的力量，这是推动历史和人类的进步动力，无论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能呼吸到一种阳刚之气，一种大气磅礴的力量，但是，在《红楼梦》里，我感觉不到，我只感觉到了怨愤、阴柔、虚无与消极。大凡文学大师，必然是位思想家，更可能是社会学家。他对这个世界应有深刻而细致的认知，对这个社会应有敏锐的洞察力，毫无疑问更有细致而准确的表述力。同时应有大悲悯的情怀和对最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能透过事物的表象找到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发展应有人性化的设想，为读者的灵魂找到出口。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只有贴近人民的生活，从故事人物中或多或少地找到自己的影子，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从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无论是《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还是《战争与和平》比埃尔，都有一个从人性向神性升华的过程，皮埃尔从一个私生子到继承百万遗产的富翁，经历了吃喝玩乐，到妻子与别人偷情，他和情敌决斗，杀死情敌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虽然有万贯家产，生活得花天酒地，但是，其实比埃尔感觉自己活得很没意思，活得行尸走肉，浑浑噩噩，也活得很没面子，在他和情敌的决斗过程中，他其实更愿意被情敌杀死，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但是当他遇到天主教的传教士的时候，通过传教士的一番话，使他他懂得信仰的作用与价值，他的灵魂开始升华了，他找到了一条怎样活着才更有意义的道路，再到后来的参加卫国战争，刺杀拿破仑，比埃尔死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这一生活得是值得的。而在《红楼梦》里，主人公也有“诗意的栖息地”，那就是吟诗作赋，这个诗意和托尔斯泰的诗意，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红楼梦》的诗意是狭隘的，封闭的，小我的，脱不了中国式的酸文假醋，脱不了中国式的卿卿我我。贾宝玉的疯疯癫癫，贾宝玉的似傻如狂，都是一个情痴的行为，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女人的世界里。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因为偷吃面包，被判了徒刑，在出狱后的路上，他抢了一个小孩的银币，后来来到了一个教堂，教主很客气地请他吃饭，晚上的时候，他偷了教主的很多银器，还曾经想杀了他，一个刚出狱的罪犯，对社会充满了仇恨，身上充满了暴戾之气，在逃跑的路上，冉阿让被抓了回来，而教主居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我送给他的，这里还有两个银烛台，你也拿去吧，我们无法想象，这时的冉阿让是什么样的心情，只知道从此以后，他一辈子做好事，善事，直到他死的时候，身边还放着那两个银烛台。梁启超说过，小说要起到提、醒、震的作用，在雨果的《悲惨世界》开宗明义地指出：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雨果的作品像是在和那个黑恶社会的战斗宣言。但是在《红楼梦》里，只看到了吃喝玩乐，吟诗作赋，看不到曹雪芹所表达的提、醒和震，只看到了宝玉挨打，只看到了男欢女爱。
　　 《红楼梦》和《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相比，缺少一种史诗般的笔触，缺少历史的高度，社会的深度，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隐秘史，《红楼梦》除了在《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一章中对一些社会现象有所揭露外，描写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贾府内，缺少对社会的辐射和渗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提到，战争可以洗涤认得灵魂，可以涤荡一些腐朽的糟粕，可以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这是作家写此篇小说的主题，但是在《红楼梦》里，看不到作者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我们只看到了“镜中花，水中月”，只看到了“落得个白茫茫的真干净”，曹雪芹对社会和历史的理解是虚无的，迷茫的，也很阴柔，没有《战争与和平》里的那种大气磅礴，那种阳刚之气，那种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的雄浑气魄。
　　 文学就是人学，归根结底，还是写人，但是写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台湾小说评论家夏志清说过：“在中国，真正懂文学的，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比如鲁迅、张爱玲等人”，短篇小说剖析人物性格，长篇小说写人的命运。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感染力的深浅决定于下列三个条件：一是所传达的感情有多大的独特性；二是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清晰；三是艺术家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那种感情的力量如何。在中国的文学史中，鲁迅已经成为了一座丰碑，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深度，鲁迅的思想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鲁迅似乎专门和中国人的劣根性过不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白玫瑰》、《色·戒》等小说，都写得非常好，人物性格剖析深刻，张爱玲的《金锁记》通过一个佣人的视角，描述金锁和叔伯、子女、侄子的等人的交往过程，多层次剖析人物性格，张爱玲的《色·戒》有她和胡兰成的影子，这篇小说总共只有28页，但是因为有赞美汉奸的嫌疑，一直不允许发表，她修改了20多年才通过，思想性或许确实不咋的，但是艺术性是不容置疑的。鲁迅最好的一篇小说《阿Q正传》，这篇小说多层次，全方位，多角度剖析国人之劣根性，真正做到了“选材很严，挖掘很深”，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或许是他的功底不够，所以，在谈到诺贝尔文学奖大的时候，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说自己：“和西方的文学家相比，我只是一个小土堆而已”。
　　 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国人的“阿Q精神”有大大的膨胀了一番，其实在莫言获奖之前，还有一位旅居法国的作家高行健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我看过，犀利尖锐，入木三分，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写得很好，他的获奖小说《灵山》才用“你我他”的视角来讲故事，我不怎么能看懂，写得非常深奥，这也是他作为一个话剧家的创新吧。莫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作家，他避开了很多政治性的话题，模糊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莫言在表达手法上用了很多创新，他在获奖小说《蛙》里，以书信的形式来叙述，以话剧的形式结尾，这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但是莫言的小说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相比，缺少史诗性的笔触，文字的运用缺少意境，对人物的刻画显得模糊，我个人以为，莫言的小说没有严歌苓写得好，严歌苓写的《陆犯焉识》，放在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从明国、解放初期、反右运动，一直写到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时间跨度大，矛盾冲突激烈，人物性格明显，时代感强，表达清晰、透彻，《红楼梦》之所以被国人奉如神明，作家的表达是非常有力的，清晰的，人物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到丫鬟小厮，都笔笔传神，内容涉及诗词曲赋，饮食医药，显示了作者杰出的才华与功底，但是，读莫言的小说，总感觉缺少点什么。莫言的小说像是一个大杂烩，不像中餐，也不像西餐，莫言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民间艺人。莫言说过：文学和科学相比，的确没什么用处，但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教育也如此，所谓的分数、学历、甚至知识都不是教育本质，教育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作家有三类。第一类，生活经历丰富，思想感情也很有特色，如曹雪芹、托尔斯泰等，他们常有惊人之作；第二类，生活经历丰富，但思想感情较弱，如《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等，他们的艺术成就不会很高；第三类，生活经历非常平淡，但感情体验比较丰富别致，如冰心、普鲁斯特等，他们也可写出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由此可见，文章的高下，不完全取决于素材或经历的丰富独到，在艺术的天平上最重要的分量来自于情感体验的深刻独到。同样一片树叶的凋零，多数人看到的是气候的变化，少数人看到的是内心的悲伤，只有极少数珍贵的心灵他们感知到了生命的渺小和伟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内心的观察比外部的观察更重要，也更有生命力。”
　　
　　 无论是雨果的冉阿让，托尔斯泰的安德烈和比埃尔，肖洛霍夫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还是红楼梦的贾宝玉，林黛玉，小说家都能让这样的人物耳熟能详，流传千古，但是莫言和张爱玲都没有做到，这和作家的功底水平有关，中国级和世界级的差距也就在这里，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小说家是不入流的，很多作家写了小说，都不敢署名，只写了个兰陵笑笑生的所谓的笔名，相当于我把自己写成“绍兴家园”是一个道理的，在当今的中国，作家的地位非常地崇高，地位无比地神圣，享受的待遇也十分的丰厚，他们没有理由不写出一点像样的文章。文学作品中的人，承载着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和爱憎，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人的呼喊，呐喊，苦闷与彷徨，都有他们的理想，追求，梦想和希望。在矛盾中写人，写矛盾中的人，写出那个人物独特的个性，人性和共性，是每个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入他们的灵魂，写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憎，这就是小说的最高境界，也是文学的最高境界。